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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大师林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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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姓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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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26 00:10:5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大学的时候,林语堂喜欢上他一个同学的妹妹叫陈锦端,两人情投意合。到陈锦端家拜见她的父亲,可人家偏嫌林语堂家穷,门不当户不对的。两人真是痛苦之极,相互爱慕,可却难以结合。后来,陈锦端她父亲为了弥补林语堂就把他们家邻居的女儿廖翠凤介绍并嫁给了林语堂。林语堂一开始也不愿意,但廖翠凤还是挺喜欢他的,知道他有才华,再说了,小伙子也长的不错。林语堂知道自己和陈锦端的婚姻是无望了,就娶了廖翠凤。陈锦端后来知道这件事,非常生气,但木以成舟。但接了婚的林语堂还是恋着陈锦端,陈锦端终身未嫁,经常到林语堂家作客。廖翠凤也还算大度。有时候和孩子们说“你爸爸以前喜欢的就是这位锦端阿姨”。孩子们问林语堂“爸爸,你以前是不是喜欢锦端阿姨”,林语堂每次都会挺不好意思。再后来林语堂老了,瘫痪了,听说陈锦端生病了,吵着要去看陈锦端。廖翠凤不让他去,“你都成这样了,不能在依着你了,不能去”。

  虽说林语堂没有和自己心爱的人结婚,但廖翠凤也还算是个好妻子。听说林语堂也很喜欢一个妓女,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还为这个妓女写过不少文章。《中国青楼文化》看来和这有点关系,也可能只是小道消息吧
语录
  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
  本身是最底阶层, 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 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 《一夕话》
  两脚踏东西文化
  一心评宇宙文章──《我的话》
  彻悟与痛苦
  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吾国吾民》
  稀罕
  人类之足引以自傲者总是极为稀少,而这个世界上所能予人生以满足者亦属罕有。──《吾国吾民》
  倘无幽默
  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一夕话》

  倘无女子
  没有女子的世界,必定没有礼俗、宗教、传统及社会阶级。世上没的天性守礼的男子,也没的天性不守礼的女子。假定没有女人,我们必不会居住千篇一律的弄堂,而必住在三角门窗八角澡盆的房屋,而且也不知饭厅与卧室之区别,有何意义。男子喜欢在卧室吃饭,在饭厅安眠的。──《金圣叹之生理学》
  人之渺小
  人生在宇宙中之渺小,表现得正像中国的山水画。在山水画里,山水的细微处不易看出,因为已消失在水天的空白中,这时两个微小的人物,坐在月光下闪亮的江流上的小舟里。由那一刹那起,读者就失落在那种气氛中了。

  ──《苏东坡传》
  悠闲的情绪
  享受悠闲生活当然比享受奢侈生活便宜得多。要享受悠闲的生活只要一种艺术家的性情,在一种全然悠闲的情绪中,去消遣一个闲暇无事的下午。──《生活的艺术》
  快乐哲学
  只有快乐的哲学,才是真正深湛的哲学;西方那些严肃的哲学理论,我想还不曾开始了解人生的真义哩。在我看来,哲学的唯一效用是叫我们对人生抱一种比一般人较轻松较快乐的态度。──《生活的艺术》

  笔和锥
  作家的笔正如鞋匠的锥,越用越锐利,到后来竟可以尖如缝衣之针。但他的观念的范围则必日渐广博,犹如一个人的登山观景,爬得越高,所望见者越远。──《生活的艺术》

  与古人面谈
  一本古书使读者在心灵上和长眠已久的古人如相面对,当他读下去时,他便会想象到这位古作家是怎样的形态和怎样的一种人,孟子和大史家司马迁都表示这个意见。──《生活的艺术》

  警醒迟钝
  艺术应该是一种讽刺文学,对我们麻木了的情感、死气沉沉的思想,和不自然的生活下的一种警告。它教我们在矫饰的世界里保持着朴实真挚。──《生活的艺术》

  可怜的世界
  ……如果我们在世界里有了知识而不能了解,有了批评而不能欣赏,有了美而没有爱,有了真理而缺少热情,有了公义而缺乏慈悲,有了礼貌而一无温暖的心,这种世界将成为一个多么可怜的世界啊!──《生活的艺术》

  最美的时候
  一个女子最美丽的时候是在她立在摇篮的面前的时候;最恳切最庄严的时候是在她怀抱婴儿或搀着四五岁小孩行走的时候;最快乐的时候则如我所看见的一幅西洋画像中一般,是在拥抱一个婴儿睡在枕上逗弄的时候。──《生活的艺术》

  乘船的旅客
  人生真是一场梦,人类活像一个旅客,乘在船上,沿着永恒的时间之河驶去。在某一地方上船,在另一个地方上岸,好让其他河边等候上船的旅客。──《生活的艺术》

  热情加智勇
  人生是残酷的,一个有着热烈的、慷慨的、天性多情的人,也许容易受他的比较聪明的同伴之愚。那些天性慷慨的人,常常因慷慨而错了主意,常常因对付仇敌过于宽大,或对于朋友过于信任,而走了失着。……人生是严酷的,热烈的心性不足以应付环境,热情必须和智勇连结起来,方能避免环境的摧残。──《生活的艺术》

  死了三次
  凡是谈到真理的人,都反而损害了它;凡是企图证明它的人,都反而伤残歪曲了它;凡是替它加上一个标识和定出一个思想派别的人,都反而杀害了它:而凡是自称为信仰它的人,都埋葬了它。所以一个真理,等到被竖立成为一个系统时,它已死了三次,并被埋葬了三次了。──《生活的艺术》

  旷达的幽默家
  那些有能力的人、聪明的人、有野心的人、傲慢的人,同时,也就是最懦弱而糊涂的人,缺乏幽默家的勇气、深刻和机巧。他们永远在处理琐碎的事情。他们并不知那些心思较旷达的幽默家更能应付伟大的事情。──《生活的艺术》

  刻板
  一般人不能领略这个尘世生活的乐趣,那是因为他们不深爱人生,把生活弄得平凡、刻板,而无聊。──《生活的艺术》
  想做另一个人
  一位现代中国大学教授说过一句诙谐语:“老婆别人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在这种意义上说来,世间没有一个人会感到绝对的满足的。大家都想做另一个人,只要这另一个人不是他现在的现在。──《生活的艺术》

  老年之美
  古教堂、旧式家具、版子很老的字典以及古版的书籍,我们是喜欢的,但大多数的人忘却了老年人的美。这种美是值得我们欣赏,在生活是十分需要。我以为古老的东西,圆满的东西,饱经世变的东西才是最美的东西。──《生活的艺术》

  不近人情
  我所以反对独裁者,就因为他们不近人情。因为不近人情者总是不好的。不近人情的宗教不能算是宗教;不近人情的政治是愚笨的政治,不近人情的艺术是恶劣的艺术;而不近人情的生活也就是畜类式的生活。──《生活的艺术》

  旅行家
  一个真正的旅行家必是一个流浪者,经历着流浪者的快乐、诱惑,和探险意念。旅行必须流浪式,否则便不成其为旅行。旅行的要点在于无责任、无定时、无来往信札、无嚅嚅好问的邻人、无来客和无目的地。一个好的旅行家决不知道他往那里去,更好的甚至不知道从何处而来。他甚至忘却了自己的姓名。──《生活的艺术》

  蚕
  一个学者是像一只吐出所吃的食物以饲小鸟的老鹰;一个思想家则像一条蚕,他所吐的不是桑叶而是丝。──《生活的艺术》
  和土壤相亲
  让我和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我的灵魂很舒服地在泥土里蠕动,觉得很快乐。当一个人优闲陶醉于土地上时,他的心灵似乎那么轻松,好像是在天堂一般。事实上,他那六尺之躯,何尝离开土壤一寸一分呢?──《生活的艺术》

  温饱黑甜
  我曾经说过,中国人对于快乐概念是“温暖、饱满、黑暗、甜蜜”──即指吃完一顿丰盛的晚餐上床去睡觉的情景。一个中国诗人也曾说:“肠满诚好事;余者皆奢侈。”──《生活的艺术》

  过客
  我们对于人生可以抱着比较轻快随便的态度:我们不是这个尘世的永久房客,而是过路的旅客。──《生活的艺术》
  美人鱼
  如果我自己可以自选做世界上作家之一的话,我颇愿做个安徒生。能够写美人鱼(The
Mermaid)的故事,想着那女人鱼的思想,渴望着到了长大的时候到水面上来,那真是人类所感到的最深沉最美妙的快乐了。──《生活的艺术》

  所有科学的进步,都在乎这好奇心.好奇心,就是趣.科学发明,就是靠这个趣字而已。
  2007年3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林语堂的《人生不过如此》,在下可找到到电子书http://www.gy16.com/gy/ebook/1782.htm

  论解嘲
  人生有时颇感寂寞,或遇到危难之境,人之心灵,却能发出妙用,一笑置之,于是又轻松下来。这是好的,也可以看出人之度量。古代名人,常有这样的度量,所以成其伟大。古希腊大哲人苏格拉底,娶了珊蒂柏,她是有名的悍妇,常作河东狮吼。传说苏氏未娶之前,已经闻悍妇之名,然而苏氏还是娶她。他有解嘲方法,说娶老婆有如御马,御马没有什么科学,娶个悍妇,于修身养性的工夫大有帮助。有一天家里吵闹不休,苏氏忍无可忍,只好出门。正到门口,他太太由屋顶倒一盆水下来,正正淋在他的头上。苏氏说,“我早晓得,雷霆之后必有甘霖。”真亏得这位哲学家雍容自若的态度。

  林肯的老婆也是有名的,很泼辣,喜欢破口骂人。有一天一个送报的小孩子,十二三岁,不识道送报太迟,或有什么过失,遭到林肯太太百般恶骂,詈不绝口。小孩向报馆老板哭诉,说她不该骂人过甚,以后他不肯到那家送报了。这是一个小城,于是老板向林肯提起这件小事。

  林肯说:“算了吧!我能忍她十多年。这小孩偶然挨骂一两顿,算什么?”这是林肯的解嘲。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林肯以后成为总统,据他小城的律师同事写的传记,说是归功于这位太太。书中说道,林肯怪可怜的,每星期六半夜,大家由酒吧要回家时,独林肯一人不大愿意回家。所以林肯那副出人头地,简练机警,应对如流的口才,全是在酒吧中学来的。又苏格拉底也是家里不得安静看书,因此成一习惯,天天到市场去,站在街上谈天说理。因此乃开始“游行派的哲学家”的风气。他们讲学,不在书院,就在街头逢人问难驳诘。这一派哲学家的养成,也应归功于苏婆。

  关于这类的故事很多,尤其关于几个名人临终时的雅谑。这种修炼工夫,常人是学不来的。苏格拉底之死,由柏拉图写来是最动人的故事。是政府说他巧辩惑众,贻误青年子弟,赐他服毒自尽。那夜他慷慨服毒,门人忍痛陪着,苏氏却从容阐发真理。最后他的名言是:“想起来,我欠某人一只雄鸡未还。”叫他门人送去,不可忘记。这是他断气以前最后的一句话。金圣叹判死型,狱中发出的信,也是这一派。“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大有火腿滋味”。历史上从容就义的人很多,不必列举。

  西班牙有一传说:一个守礼甚谨的伯爵将死,一位朋友去看他。伯爵已经气喘不过来,但是那位访客还是喋喋不休长谈下去。伯爵只好忍着静听,到了最后关头,伯爵不耐烦对来客说:“对不起,求先生原谅,让我此刻断气。”他翻身朝壁,就此善终。

  我尝读耶苏最后一夜对他门徒的长谈,觉得这段动人的议论,尤胜过苏氏临终之言,而耶苏在十字架上临死之言:“上帝啊,宽恕他们,因为他们所为,出于不知。”这是耶苏的伟大,出于人情所不能及。这与他一贯的作风相同:“施之者比受之者有福。”可惜我们常人能知不能行,常做不到。
林语堂与幽默
  大多数人认为幽默该词为国学大师林语堂先生于1924年最先介绍入中国,对此,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会委员、山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张继平认为并不确切,张继平向记者介绍说,第一个将英语单词“humor”译成中文的应该是国学大师王国维,时间比林语堂首次使用“幽默”的译法早18年。

  王国维在1906年出版了《屈子文学之精神》一书,书中普议及“humor”一词,并将其音译成“欧穆亚”,认为“欧穆亚”是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但并未展开论述,以后也未再议。1924年,林语堂在《晨报》副刊上连续撰文,定“幽默”为“humor”的汉译名。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humor”一词的中文翻译第一人应该是王国维,“humor”进入中国已整整100年。

  


幽默大师林语堂


  据了解,“幽默”一词在我国最早出现于屈原的《九章·怀沙》:“煦兮杳杳,孔静幽默。”此处的“幽默”意为“幽默无声”。然而,“幽默”一词作为音译的外来词,与古汉语词语“幽默”并无关系。只是随着“幽默”一词新义的淬,“幽默”作为古汉语词语的本义逐渐被新义所取代。林语堂解释道:“凡善于幽默的人,其谐趣必愈幽隐;而善于鉴赏幽默的人,其欣赏尤在于内心静默的理会,大有不可与外人道之滋味。与粗鄙的笑话不同,幽默愈幽愈默而愈妙。”

  林语堂把“humor”
译为“幽默”,当时许多文化名人也持有异议。鲁迅曾认为它容易被误解为“静默”或“幽静”,而觉该译法不妥。翻译家李青崖主张译为“语妙”、但“语妙天下
”是句成语,有“光说不做”含义。语言学家陈望道拟将其译成“油滑”,又觉不够确切,且有轻浮之嫌。后来,语言学家唐栩侯又将其译作“谐穆”,认为一“谐
”一“穆”构成“humor”整体。最终,林语堂的翻译方法被世人所认可,一直沿用至今。

  自20世纪20年代起,林语堂和中国新文学运动旗手鲁迅一起,运用幽默手法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斗争,在初中中探索幽默理论,并创造了基调高亢、语言诙谐、讽喻犀利的“语丝体”散文,而林语堂本人也被称为“幽默大师”。
 其文:

文章观点层出不穷,从不需要什么理论根据,不需要什么“主义”到场,且多为一点即明的常识和常理。表现上绝不引经据典和搬弄概念术语,而借重大量鲜活的材料来浮现自己的见解,那是故事、诗词、史实、掌故和生活经验、生活细节等。前文提到的《思孔子》夹叙夹议地引出孔子入哭旧馆人之丧后又自愧“涕之无从”、鼓瑟戏弄孺悲、闻人称其丧家之狗欣然自喜等奇行以及孔子那些形态毕现的骂人语、自嘲语、晏居闲谈语、应付小人语,将一个个性鲜活的孔子托了出来。语而不论源于林语堂对理论、逻辑的可靠性的一贯的深刻怀疑。这智慧使林语堂重视观察现实人生,写出来的文章远离大道理和潮流思维,接近实际而有奇气。文章最难得者,一是骨气,一是奇气。前者为独立人格之产物,后者为独特思想之产物,但两者又无法分开。


  林语堂的散文呼唤常识、简朴和真正的中道精神的回归,推崇原儒独特的人文主义,揭示中国文化的阴柔品格,指出中国道家的节制、无为等观念是现代西方文明疯狂的对症药,等等;他在30年代就坚决批评我们现在事实上还在奉行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还有反复强调法治的意义。这在现代作家中,并不多见。在林语堂的闲谈散文里,我们随时可以读到一种言简意永的句子,那是奇气的结晶体:“文无新旧之分,惟有真伪之别。”“赶热闹者只是末世并非盛世的点缀。”“行动而没有思想也许是愚蠢的,可是行动而没有常识却常常会结果悲剧。”它们来自作者对世界和人生的体悟、妙悟。读书人最不容易做到的事,林语堂做到了,所以他又那样近情,拒绝极端、道学和教条,为一般背书本认死理者所难及。他知道何为生存真实,何为学者无谓的奇谈,出言平正通达。


  林语堂的闲谈散文不仅思想独异,发论近情,且涉及广泛,知识丰富,大到文学、哲学、宗教、艺术,小到抽烟、喝茶、买东西,真是无所不包,笔触贯通中外,纵横古今。具体到一篇文章,则放开手脚,上下勾连,集中起一个高密度的材料群,知识群。林语堂读书多,博闻强记,先有学者的学问功底,所以能谈,耐谈,而一谈辄灵光焕发,左右逢源。他那些谈文化的散文,知识量更大。林语堂的闲谈散文充实腴厚而能以平易出之。语言上朴实无华,不堆砌,不追新,除了30年代那些为实验而作的语录体、文言体,都干净质朴,口语化程度很高。如前所说,表达上也只用传统平常的手法,不玩“现代”花招。文章充实容易,平易难。


  林语堂说:“凡是学者文章艰深难识,大半在搬弄名词,引经据典,深入而未能浅出,只掉书袋而已。此乃学问有余而识不足之故。见道明,事理达,得天地之纯,自然可以说出浅显易明的道理来。”同时又说,到了道理熟时,常常不必走大路,可以操小路,过田陌,攀篱笆,突然到家,令同行的人不胜诧异。其实,闲谈体就整个是一条曲径通幽的小路。亲切有“我”、漫不经心、语而不论和厚实平易再加上与之相联系的很高的知识文化含量、超越的观念、过人的智慧以及较为恬淡的心境、闲情逸致和浓浓的生活趣味,融成了林语堂闲谈散文的整体风貌。它反映了一般闲谈散文应有的共同要求以及文学陶情、消遣、启人心智等另类功用。它以闲适为主调。“闲适”是对“娓谈笔调”、“个人笔调”等等的总括,也是一切闲谈散文的基本美学特征。此特征使闲谈散文区别于战斗的那一类,也区别于感伤颓唐或偏于热烈抒情、幻想的那一类。林语堂曾认为,“无论题目是多么严重,牵涉到祖国的惨变和动乱,或文明在疯狂政治思想的洪流中的毁灭,使人类失掉了自由、尊严,和甚至于幸福的目标,或甚至于牵涉到真理和正义的重要问题,这种观念依然是可以用一种不经意的、悠闲的、亲切的态度表现出来。”
这话可疑。面对巨大的灾难或极端的丑恶,有良知的作家不可能保持闲适的心境,运用漫谈的笔调去写作,而只会代之以激愤、狂怒和义正词严的声讨。这也就是闲谈散文和闲适笔调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有些不合时宜和不得不自处边缘的道理。


  事实上,林语堂自己的闲谈散文就有其取材范围,谈文化和人生哲学的多,讨论社会一般问题的多,并不涉及大奸大恶。当然,这类散文仍有其价值,它不可能不存在,亦不可能成为唯一存在。“五四”以来的现代散文,一开始就受到英国随笔(Essay)或者如郁达夫说的“英国各散文大家所惯用的那一种不拘形式家常闲谈似的体裁”的影响,又与中国传统的笔记、小品,尤其是主张独抒性灵、信手信腕的晚明小品保留着较多的联系,故而自然显出那样的旧又那样的新(周作人评论)的面目,且在体裁、笔调十分多样的前提下,一种写得更加自由、更加接近聊天的散文在“五四”和“五四”以后出现并成熟起来就势在必然,鲁迅、周作人、陈西莹、梁实秋、张爱玲、梁遇春等人的散文都带相当浓厚的闲谈味。但鲁迅虽嬉笑怒骂任意而谈却又尖锐凌厉,陈西莹思想不够洒脱且趣味有限;张爱玲和梁遇春学问尚未大成,无论所谓“清谈”还是“快谈”,多以隽健而非“自在”动人;梁实秋已如前说,其作品雅致有余而灵动飘逸不足。故他们的文章若作为闲谈散文来看,或不够典型,或达不到林语堂的境界,也无林语堂的写作自觉,这种自觉包含了林语堂对散文的全方位思考。林语堂与周作人较接近,他们的闲谈散文才真正道地、圆熟而具备了大家气象。“林语堂和周作人都是现代散文闲话风一派的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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