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人评孟郊说开去

地藏王

从宋人评孟郊说开去


孟郊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才名震京国。他的诗歌表现情意狠重刻露，搜刻意象奇僻险仄，开启中晚唐奇险苦吟诗风。韩愈对着张籍称赞孟郊说：“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芬。”（《醉赠张秘书》）晚唐人张为《诗人主客图》评孟郊为“清奇僻苦主”。然而，孟郊仕途蹭蹬，心与身为仇，诗中多宣泄穷苦悲愁，招致了宋人的普遍责难。苏辙在《诗病五事》中说“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就是以孟郊为靶子。孟郊四十多岁时应进士第，屡试屡败，激起一肚皮牢骚，便在朋友面前咆哮：“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崔纯亮》）苏辙批评孟郊于饮食起居、个人穷通有如此戚戚之忧，“甚矣唐人之不闻道也”！吴处厚《青箱杂记》也贬责孟郊“赋性褊隘”，“天地又何尝碍郊，孟郊自碍耳”。理学家吕祖谦也发表过相似的意见。特别让宋人鄙夷的是，孟郊登科后唱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似乎洋溢着一副小人得意忘形之态。宋人葛立芳《韵语阳秋》就说孟郊不能“自持”，非“远器”，事业做不大，也是料定的事。在唐人看来“身死声名在，多应万古传”的孟郊，为什么招致宋人如此苛刻的批评？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在于唐宋人论诗论人的内涵和标准各有不同。

唐人诗学观念秉承魏晋以来的“感物兴情”说，外物和主体的关系是相通相感的，“物色之动，心亦揺焉”（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这个“物”，既包括自然景物，如陆机《文赋》所谓“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也包括社会生活，如钟嵘《诗品》所谓“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与钟嵘所论，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在“感物兴情”这种主客关系中，客体外物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因素；主体受客体的挟制而处于被动的地位，没有独立的情志，受外物的左右而不自由。此时的主体论，还是低层次的。

传统的道家哲学强调人对外物的超越性，摆脱物质世界的羁縻而达逍遥。佛学发现了人的“自性”，这种“自性”，人人皆有，超越虚幻的物质世界，赋予世界以本质、以意义。佛、道哲学对于中国古代诗文理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颠覆“感物兴情”结构模式，提升主体的境界，超越客体外物的羁绊而达“自性”的自由。精于佛学的谢灵运就曾在《石壁精舍还湖中作》吟曰：“虑淡物自轻，意惬理无违。”谢灵运十世孙唐诗僧皎然也说：“如何万象自心出，而心淡然无所营。”万象自心出，这就不是“感物兴情”模式，而是“慧心空中境”，是“悟道”之主体的心境。中晚唐时期的诗歌理论，越来越重视这种“非感物”的创作心理机制，强调主体对外物的超越，进而成为宋代诗学的主流理论。宋诗不再专注于铺写外物，而重在写主体“胸中妙”。宋代诗人和理学家论诗文，多强调主体治心养气，提升道德人格境界，以超越性的人格力量摆脱外物得失的束缚。苏轼诗云：“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这是一种达道的境界。正是因为持守这种“道”，苏轼才能够在遭遇一连串打击后依然旷达萧散。黄庭坚诗云：“句中稍觉道战胜，胸次不使俗尘生。”胸次不俗，则句中有道。苏黄的这种人格论，是坚守《论语·泰伯》所谓“临大节而不可夺”的人生信念，在主客关系上，树立起伟岸的道德主体人格以对抗客观世界。黄庭坚所谓“决定不是物，方名大丈夫”；“心随物作宰，人谓我非夫”云云，正是道明了宋人的主客关系论。以这种人格论为立足点，宋人自然鄙夷孟郊诗歌之患得患失，做人之没有操守。宋人很少在诗歌中咿咿呀呀地浅酌低唱，露出愁眉苦脸的样子，而是自写胸中妙，表现人格的“不俗”，尚趣味意韵，表现出心胸“鸢飞鱼跃”式的活络。活络就是超然，超然才能活络。我们常说宋人写诗追求“理趣”，“理趣”正是宋人这种人格论和主体论的艺术表现。

这里所说的是中国古代诗学史上两种不同的创作心理机制，一种是“感物兴情”，一种是“自写胸中妙”。我们借宋释惠洪《冷斋夜话》的一则来看其差异。秦观和黄庭坚都因苏轼的牵连而被贬。秦观被贬谪雷州，作诗云：“南土四时都热，愁人日夜俱长。安得此身如石，一时忘了家乡。”很是凄怆。黄庭坚被贬至宜州，作诗云：“老色日上面，欢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后当不如今。轻纱一幅巾，短簟六尺床。无客白日静，有风终夕凉。”看来心情很坦夷。惠洪比较说：“少游（秦观字）钟情，故其诗酸楚；鲁直（黄庭坚字）学道休歇，故其诗闲暇。”秦观儿女情长，他作诗的心理机制还是传统的“感物兴情”模式；黄庭坚抱道而居，他作诗的心理机制是宋人“自写胸中妙”的模式。
宋人的主客关系论和超越性人格论，在晚清“宋诗派”那里得到激扬，如
何绍基重新提倡品格“不俗”论，在《使黔草自序》中解释说：“同流合污，胸无是非，或逐时好，或傍古人，是之谓‘俗’。直起直落，独来独行，有感则通，见义则赴，是谓‘不俗’。”宋诗派诸子，或许政治立场不免保守，但是他们都能在晚清窳败浮偷的世风中挺立起“不俗”的脊梁，表现出“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君子风范。

然而很长时间里，就像已经习惯了崇唐黜宋一样，我们把“感物兴情”说尊奉为古代诗学唯一的创作心理机制，甚至视为传统诗学的核心命题，加之“物感”说与“反映论”可以牵扯上，所以得到至高的推崇，在理论上很少有人去思考宋人“自写胸中妙”的模式。这种畸轻畸重的理论偏颇的后果是，道德修养、人格不俗、治心养气等传统话语已经从当代文论家的手指缝里滑落无存了。
我们还需要捡起来，还能捡得起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