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和孟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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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和孟浩然，分别是汉末三国时期和盛唐的两位大诗人。不同的是，曹操虽然在他的那个时代，拥他的两个儿子曹丕和曹植，领建安文学之风骚，被后人称为三曹，但曹操并不以专业诗人自居，他在社会和历史上的更重要的角色，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他关注的不是诗，而是战争和社会，他的头脑里装的更多的是政治，而非诗，诗只是他为政之余的心绪的派遣。孟浩然，就有点像现在远离政治、远离社会的一些纯粹的民间诗人了。但孟浩然显然比现在的一些民间诗人更纯粹些，因为他是真正的热爱自然，热爱田园，热爱朴素的生活，而不像现在的一些民间诗人常有的那样对社会抱有抵触情绪，并通过变形的情绪和技巧在诗里表现出来。

曹操和孟浩然，分属两个时代的诗人，本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在女儿的初中一年级的语文课本里，他们各有一首诗被并列排在了阅读的头两篇，当女儿让我解释这两首诗时，便产生了比较。

曹操被选进来的一首诗是《龟虽寿》，四言十四句，全文如下：“神龟虽寿，犹有竞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四言的句式，是《诗经》时代的后遗，大约伟大的政治家，在文学的形式上都趋于传统。曹操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还并没有像他的儿子们那样，喜欢用刚刚兴起的五言或七言这种前卫的样式来写诗。但他的诗情和融于诗里的哲思，却远远要高出他的两个儿子。诗的头四句，采用了《诗经》中比兴的手法，用神龟和腾蛇两种在古代人头脑里具有神性的两种物事，来揭示在浩茫的天地间，一切生命都是有其局限性的。但是否就此应该悲观呢？诗人的思考却至此一变，奇峰突起地用一匹老马虽然只能伏在槽上吃草，但仍怀有千里之志，引出了一个对社会有大抱负的人，即便到了暮年，也仍怀有一颗壮怀激烈之心。仅此八句，就使全诗产生了强烈的起伏，不但在情绪上大起大伏，而且在哲理上大起大伏。很明显，诗人思考的是汉代人普遍的重生意识，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历代的统治者都在忧心忡忡地思考着如何延续自己的生命，以期长生不老，这种思想蔓延到民间，并与民间形成的重生意识互相作用，形成一种普遍的对于生命的社会思潮。曹操也在延续着这一思考，他既认识到了自然的局限，又基于自己对社会的伟大政治抱负，因而产生了积极的思想。解决好了世界观的问题，接下来的方法论就容易得多了，“盈缩之期，不但在天”，这是对上述积极思想的进一步延伸，虽然万事万物都有兴衰消长，但这也并非意味着一切全都要听天由命，在人的生命而言，如果注意饮食起居的调养和保持精神的安适愉悦，照样也是可以保持长久而一直延续下去的。至此，作者把人的生命哲学彻底想通了，悟透了，心情能不为之高兴吗？于是，生活在他那样的一种环境里，有了对生命的这番大彻大悟，诗人该是多么欣幸呀，而这种愉快的心情达到了极至，该怎么表达呢？言之不足则咏之，咏之不足则歌之。于是，作为情绪的产物，受情绪的支配，写诗，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再看孟浩然，作为盛唐田园诗的代表，他和同时代的一群田园诗人是被优裕的社会物质生活包养着的一群淡泊的文人，他们既无社会动荡之忧，又无饥寒交迫之苦，因此，大可以把闲适的精神由灯红酒绿的城市投放到自然的山水和田园中去，求得生命的安逸和从容的。选入课本，被排在曹操诗之后的《过故人庄》，就是反映这类生活的诗的代表。全诗如下：“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廓外斜。开轩面敞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五言八句，在唐人已经成熟的五律，属非常规整而又纯熟之作。全诗充溢着对农村田园风光的自然美和朴素淡雅的人情美的愉悦享受和赞美。很明显地，作者受了稍后于曹操的晋时陶渊明田园诗的重大影响，从对农村自然景物的描写，到一些具体的物象譬如酒、桑麻、重阳、菊花，都是陶渊明诗中经常出现并热爱的。不同的是，陶渊明是农村和这些具体的农村物象的主人，而作者应该只是个在城里生活久了疲惫于周围的喧闹而偶然跑到乡村寻找宁静的人。这从全诗的头两句可以见出，是老朋友杀好了鸡，蒸好了长安一带黄土塬上盛产的小米，邀请他来自己农村的“田家”的。一路上作者看到什么都感到新鲜，村边环抱的绿树，村外起伏的山峦，色彩、层次，都那么赏心悦目。这哪里是城里拥挤的高楼大厦所能比的？而且，推窗看到的是宽敞的宅院，喝酒时谈的是与复杂的人际关系无关的桑麻，可以想见，疲惫于人事敷衍的诗人忽然摆脱了身边的热闹，来到这样一个自然清静的地方，心情该是多么放松和愉悦。但这样的放松和愉悦毕竟是暂时的，作为城里人，繁华的物质生活终究是自己安身立命，无法离开的，终究还是要在酒尽兴阑时，回城里去工作和生活的。于是，意犹未尽之时，还要继续表达对老朋友和农村生活的羡慕和热爱，相约到了秋高气爽的重阳佳日，还来这里作客，到那时，大家看着眼前盛开的金黄的菊花，以美景佐酒，再享适意人生。到这里，一次风平浪静的乡村一日游就结束了，像一幕田园剧平稳地拉上了幕布。

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这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通病，真正能做到陶渊明那样言行一致的，少之又少。但像孟浩然这样身在下层官场和闹市，能保持一分朴素和淡泊，已经是很不易、很难得了。因此，是要对这类山水田园诗人抱以欣赏，并对他们作品的艺术水平表示钦佩的。我们无法比较曹操所代表的建安文学与孟浩然为代表的田园诗孰优孰劣，毕竟一个在动荡的汉末，一个在安逸的盛唐，不同的社会环境产生了不同的文学，前者苍凉悲壮，后者恬淡安逸。属于两种不同的美学范畴。但是，如果比较诗的气度的大小，显然，曹操是要大胜孟浩然的，在曹操的诗里，我们看到的是对生命的思考，充满了深度的哲理之美，而在孟浩然的诗里，我们看到的只是对生活的表现，相当浅层。曹操的诗，大起大伏，不但有情绪的起伏，而且有哲思的起伏，正合了文似看山不喜平的老话，而在孟浩然的诗里，我们是看不到起伏的，自始至终，平静安闲。两诗的气度和力量就有了高下轻重之判。因此，我们称曹操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尽管他并不以写诗为专业；而称孟浩然为一个优秀的诗人，尽管他把人生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写作中去。

曹操和孟浩然，为什么对诗的专注力度与他们取得的写作成就成反比呢？盖在曹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他胸怀的是整个社会，放眼的是整个天下，有着这样大的胸怀和眼光的人，即便不专业写诗，可一旦有诗从他的胸中笔下流出，哪里能没有大气象、大力度、大哲思呢？而一个胸襟和眼光相对小了的人，即便抽出人生全部的精力用来写诗，恐怕终究也要沦为次一等的。甚至，对于更下一等的对于生命和生活没有质感的人，他的技术的纯熟有时候反倒使他堕入炫技的泥淖，成为现在很多不沦不类、小里小气、对社会和政治漠视甚至抵触的所谓民间姿态而又以精英自居的“诗人”了。
这便是关心政治、关心社会，有可能对我们的诗产生的巨大的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