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仁政”说与民本主义政治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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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子讲“仁”，孟子也提倡“仁”，但经常“仁义”并言。可见，孟子对孔学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孟子讲“仁义”，并非仅仅停留在一般原理的分析和号召上，而是为其推行“仁政”奠定理论基础。所以，孟子的“仁义”说和“仁政”说虽分属两个不同的层面，前者属于哲理内容的信仰层面（即“内圣”），后者属于政治主张的实践层面（即“外王”），但二者实是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仁义”是“仁政”的内在根据，“仁政”是“仁义”的实现手段。前者是体，后者是用，体用一源。当体用到达圆融之时，仁义处处显于仁政，仁政时时显现仁义，至此可达“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君臣父子兄弟怀仁义以相接”[1]的王道境界。孟子还提出“民贵君轻”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社会中可说是前无古人、后几无来者的旷世强音，下开了中国民本主义政统。然而，随着我国中央集权的逐步加强至明清达到顶峰，一般学者避而不谈君民关系问题，更不敢发挥“民贵君轻”思想，致使孟子这一伟大的政治思想长期湮没无闻、变成空谷幽兰，甚至还遭到统治者的恶意中伤。直到千余年后的黄宗羲，才对“民贵君轻”思想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总之，孟子的政治主张十分鲜明，“仁政”、“民贵君轻”等思想一以贯之，不仅含有深厚的道德内蕴，甚至还带有一些超时性和空想性。孟子的这些思想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被视为不合时宜的“迂阔”之论，但在今天人权意识日益觉醒、民主制度大势所趋的背景下，对我国的“德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仁义、仁政、民本主义

一、仁与不仁之分

孔孟一向提倡“仁”，反对“不仁”，并把“仁与不仁”看作是关系国家兴亡废存的关键。在评价具体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时，他们也以此作为标准。
孔子曰：“道二，人与不仁而已矣。”[2]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亦然。”[3]

孔子以为“道”（治国之道）有“仁与不仁”之分。而孟子以为三代之君得天下以仁，三代后嗣失天下以不仁。可见“仁”对于国家政治之重要。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4]

孟子认为仁者应该是“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相当于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推己及人，自己喜欢的也让别人得到；不仁者却“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不仅不能做到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反而将“己所不欲”施于“所爱之人”。梁惠王为了扩充土地，不惜穷兵黩武，迫使人民从事战争。大败之后，不仅不立即停止战争，还将自己的子弟送上战场，故属于“不仁之人”。
又如评价“武王伐纣”事件：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5]

“仁与不仁”才是区别“君与一夫”的标准。有仁有义的人才配做君，贼仁贼义的人只是一夫。君若不讲求仁义，即使杀了他，也不算“弑君之罪”。故为君者要修仁德，行仁政。

以上关于“仁与不仁”的分析旨在说明孟子反对不仁，宣扬仁，以不仁的危害反衬仁的作用、突显仁的重要。“仁”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兴废存亡，一个国君是“圣王”还是“一夫”。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要行仁政。那么，什么是“仁政”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看看什么是“王道”。

二、王道与霸道之分
照孟子的说法，有两种治道。一种是“王道”，另一种是“霸道”。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6]

王道是通过道德教化，霸道是通过暴力强迫。王道的作用在于德，霸道的作用在于力。王道不必依靠大国就可以一统天下，霸道必须是大国才能实现。王道是以德服人，使人心悦诚服，霸道是以力服人，不能令人心服。王道就是圣王的治道，圣王是有仁心仁德的君主，是道德上的领袖。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7]

“不忍人之心”即是“仁心”、“恻隐之心”。“不忍人之政”就是“仁政”、王道政治。行仁政，正是圣王发展其仁心的直接结果。而仁心是推行仁政的重要基础。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8]仁（政）不过是恻隐之心（仁心）的发展。而恻隐之心只有通过爱的实际行动来发展。爱的实际行动又只不过是“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善推其所为而已矣”[9]，也就是行忠恕之道。所以，仁政不是别的，与王道正是一回事，就是圣王爱人、行忠恕之道的结果。孟子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齐宣王看见一头牛被人牵去作牺牲，他说“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10]，因而命令用羊替换牛。孟子认为“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11]孟子对齐宣王说这就是他的“仁术”（仁之心术，同“仁心”）的证明，只要他能够把这种仁之心术推广到人事上，就是行王道，施仁政。

孟子还谓：“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12]朱熹《四书集注》注曰：“仁心，爱人之心也；仁闻者，有爱人之声闻于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13]齐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谓有仁心。但宣王之时齐国不治，是因为有仁心、仁闻而不行先王之道的缘故。可见，仁心仁闻虽是推行仁政的重要条件，但还不能止于此，仁者还要推行先王之道，贯彻始终，仁民爱物，革除弊政，从善如流。如是方能做到“治天下可运于掌上”[14]。所以，先王之道就是王道、仁政的光辉典范。君王要法先王之道，行爱民之政。不能仅仅停留在仁心仁闻的基础上，还要扩而充之，推己及人，采取实际的爱民政策和利民措施。那么，要怎样推行仁政呢？

三、发政施仁

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漫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15]

冯友兰先生说：“圣王的王道为人民的福利尽一切努力，这意味着他的国家一定要建立在殷实的经济基础上。”[16]由于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土地是绝大多数人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源，因而据孟子看来，仁政要从“正经界”开始，即平均分配土地。孟子还提出一种理想的土地制度，即“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
[17]的“井田制度”。

孟子接着提出“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18]等鼓励农业生产、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措施，目的在于“使民养生丧死无憾”。“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19]之后还要使民获得丰衣足食的物质基础，于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20]这仅仅是物质上的富足，还要使民在精神上达到高度文明的程度。“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21]，使人人都受到教化，懂得人伦的道理。只有这样，王道才算完成，仁政才有成就。
除此之外，孟子还提出一些特殊的原则措施以行仁政。如：

“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22]

这里，孟子不仅借文王故事提出减轻赋税等措施，还特别提出要照顾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的利益并且要优先施仁于这四者，可见孟子对无依无靠的人的关爱。

孟子类似的论述尚多，不能遍举。在孟子心中，仁政即王政，王政即仁政，因为只有圣王才能发政施仁。所以，孟子乃周游梁、齐、滕等国，竭力鼓吹“仁政”、“王道”，并以行仁政之巨大好处来诱导诸侯国君推行仁政。如“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23]，“仁者无敌”[24]，“王如施仁政于民，……可使制梃以挞秦楚坚甲利兵矣”
[25]，“今王发政施仁，……孰能御之”
[26]等等。然而，在“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征城以战，杀人盈城”[27]的战国时代，尽管孟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宣传美化“仁政”，但统治者常常视其为“大哉言矣”[28]、“善哉言矣”[29]，而实际上无助于其争夺霸权，并提出“寡人有疾”[30]、“寡人好勇”[31]、“寡人好色”[32]、“寡人好货”[33]等等作为藉口和托辞。他们实际视孟子为好高骛远而议论迂阔的人，但孟子仍不灰心，抓住话题，顺水推舟，又进行一番劝说。如“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34]，“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
于王何有？”[35]以及“王请无好小勇，……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36]。他时时刻刻提醒诸王只要有爱护百姓之心，就可以推行仁政。孟子穷追不舍，还拟好各种假设进行质询，逼得齐宣王无可奈何，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37]。可见孟子游说诸侯国，处境是如何艰难，遭遇又是如何狼狈。孟子最后不得不离开齐国，还是“三宿”出昼，行动十分“濡滞”，因而遭致齐人讥评。孟子自我解嘲说：“不遇而去，岂余所欲哉！予不得已也。”[38]可见，当时想要推行仁政确实很困难。但是，如果因此说孟子的政治主张是保守甚至倒退的[39]，我是不同意的。在当时各国互相争战兼并的情形下，孟子敢逆潮流而动，要求各国国君发仁义之师救民于水火而不是“率土地以食人”[40]，推行爱民之仁政。这种道德勇气、仁爱之心是很可贵的。

四、民本主义

孟子的民本主义思想集中体现在“民贵君轻”的主张中，这不仅在《孟子》一书中显得突出，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也是旷世强音。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41]

国以民为本，君以国为本。国家的产生起于人类的需要，国家的存在在于人民的结合；国君的产生起于国家的需要，国君的存在在于国家的兴亡。故无民则无国，无国则无君。三者哪个更为根本，很易知晓。孟子只不过是在2000多年前便指出了这样一个“民为国本、国为君本”的人类社会的基本事实。然而，在先秦诸子以至后世学者之中，又有多少人敢说出“民比君更重要”呢？孟子认为一国国君必须是道德上的领袖，国君若不具备相应的道德条件并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人们就有革命的权力。因为照孟子所说，国君若不按照理想的“王道”做所当做，他在道德上便不是君王了，而只是“一夫”。正如孟子所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冯友兰先生认为：“孟子这个思想，在中国的历史中，以至在晚近的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创建中，曾经发生巨大的影响。”[42]

孟子还提倡“与民同乐”、“忧民之忧”，强烈批判“率兽食人”、“溺陷其民”等现象。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食人也。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与率兽食人，恶在为民父母也？”[43]

“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44]

为民父母，取权于民，不但不造福于民，反而“率兽食人”、“溺陷其民”。难怪民会“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45]。孟子对此提出严重警告，意在告诫“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46]。只有爱民者，民才会爱之。可见孟子的民本思想和“仁政”说是始终一致的。

由于孟子提倡“民贵君轻”，主张“仁政”，故进而厌恶战争，诅咒好战者：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次之，辟草菜、任土地者，次之。”[47]

不错，合纵连横、远交近攻以及开辟土地、发展农业这几项措施确实是“当时形势迫使各大国非这样做不可”[48]，“在各国互相窥伺、吞并下，为了保护自己，没有‘善战’的大将是不行的”[49]，但是，各国为什么互相征战呢？真的只是为了保卫自己吗？我不敢苟同。孟子说“春秋无义战”[50]。一部战国史，基本上是各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霸权而互相侵略厮杀的战争史。秦国几次入侵赵国，在最后一战中竟活坑赵卒40万人，我们能说这是正义之战吗？齐国讨伐燕国，攻克之。诸侯合谋救燕，讨伐齐国。难道诸侯真的这么仁慈，愿意义务出兵搭救燕国吗？还不是怕齐国吞并燕国后一人独大？这实际也是为了争夺霸权。再则，孟子也不是一概反对所有战争，对于救民于水火的仁义之战，孟子无疑是赞同的。齐宣王以“诸侯多谋伐寡人者”咨询孟子，孟子对曰：“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51]可见，孟子不仅高度重视人民的生存权利、珍视生命远胜于土地、霸权等实际利益，而且他所赞成的仁义之战也是为了使更多的人民免于失去生命。如果因此说孟子的“反战”思想是保守的、甚至是倒退的，笔者以为是没有看清孟子的根本出发点是人民的生存权和福祉。惟其如此，孟子才有“不嗜杀人者能一之”[52]和“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53]之说。

此外，孟子还有“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54]等民本思想。与民同忧同乐似乎不难做到，但实际上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君主没几人能做到。后来宋人范仲淹提倡“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55]，与孟子思想一脉相承，而且更难做到。

孟子此类主张带有后来所谓“民主主义”、“民权主义”、“人道主义”、“反战主义”、“和平主义”的色彩，在漫长的君主专制统治下，当然得不到君主的支持和赞赏。明太祖朱元璋还曾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中伤过孟子并下令篡改《孟子》，使之符合其统治的需要。因此，大多数学者即使同情、赞同孟子，也不敢对其这类思想加以发挥。直到千余年后，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外族入侵、国破家亡、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自己参加戎行却屡战屡败的情形下，才义愤填膺地写下了《原君》一文，对孟子“民贵君轻”思想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黄宗羲在论道君权之害时说：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56]

黄宗羲义正言辞地指出：后代为帝王者操生杀予夺之大权，一切利益尽归于己，一切祸害尽归于民，致使天下之人不敢公然倡言“自利”“自私”。而帝王一人一家之“大私”却变成天下之“大公”，开始还感到有些惭愧，时间稍久，则安之若素。他们竟将天下作为产业传之子孙，永享无替。汉高祖刘邦年少时不务正业，常受其父亲批评。他当上皇帝后，置酒未央宫前殿，向太上皇祝寿说：“‘始大人尝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伸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57]逐利之情溢于言表。上古以天下为主，君为客，故君主毕生经营均为天下人设想和努力。后来则完全倒转，变成君为主，天下为客。从此天下无地得享安宁，这主要是由君王一己之私利造成的。当其未得到天下之时，则制造各种战争，屠杀无辜百姓，离散他人子女，以用来为自己夺取皇位；当其得到皇位之后，又制造种种借口，对人民进行敲砸勒索，渔色选妃，囊天下之美女以供其淫乐。甚至还恬不知耻地宣称：“此我家产业之花息”，视之为理所当然。因此，黄宗羲断言：君主是天下之大害。他的《原君》是对中国两千多年君主专制的尽情揭露和无情挞伐，是对孟子“民贵君轻”等民本思想的透彻发挥。侯外庐先生称赞：“梨洲此段文章颇当《人权宣言》。”[58]

五、结语

孟子的“仁政”说和民本主义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和社会良知，是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杰出代表。孟子的思想在两千年来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种下了高贵人格和人本关怀的种子，开创了中国民本主义的政治传统。虽然孟子的思想在当时带有一些浪漫主义和空想主义的色彩，但我们不应该苛责古人，而应抱以同情的了解。同时通过批判的继承和创造的发展，我们对孟子思想的重新诠释是可以在当今中国社会产生积极作用的。当前，我国在完善法制的同时还进行着德治建设，孟子关于“仁政”的思想不正是我们得以借鉴的传统思想资源吗？而孟子关于以民为本、乐忧以民、尊重民意等民本主义思想与现代的人权、民主思想有相通之处，它们都是以人作为出发点，把人的生存发展权利和平等尊严幸福视为国家政治的根本立足点。这也为当前我国政府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精神资源。

总之，在战国时代被人视为“迂阔”的孟子，他的广博的“爱人”之心和高尚的道德勇气以及大义的批判态度，必将继续感染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促使他们推动中国社会朝着更加美好的方向发展。


注释：
[1]《孟子·告子下》
[2][3] [12][27][40][47]《孟子·离娄上》
[4][41][50]《孟子·尽心下》
[5]
[10][11][22][28][29][30][31][32][33][34][35][36][37][45][46][51][54]《孟子·梁惠王下》
[6][38]《孟子·公孙丑下》
[7] [14][23]《孟子·公孙丑上》
[8]《孟子·告子上》

[9][18][19][20][21][24][25][26][43][44][52][53]《孟子·梁惠王上》
[13]
转引自陈克明《群经要义》，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14页。
[15] [17]《孟子·滕文公上》
[16][42]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页。
[39]
杨伯峻先生认为“孟子的政治主张是保守的，有的甚至是倒退的”。笔者以为此观点有些苛刻。
[48][49]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4页。
[55] 范仲淹《岳阳楼记》
[56]
转引自陈克明《群经要义》，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26-327页。
[57] 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
[58] 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上册，第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