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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千年一圣(六)
集十年之功研究
恳请方家指正
孟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贡献，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先生在其《要籍题解及其读法》中记述说：“孟子与荀卿为孔门两大师，就学派系统而论，当时儒、墨、道、法四家并峙，孟子不过儒家一支流，其地位远不能比老聃、墨翟。但孟子在文化史上有特别贡献者二端：一，高唱性善主义，教人以自动的扩大人格，在哲学上及教育上成为一种有永久价值的学说。二，排斥功利主义，其用意虽在矫当时之弊，然在政治学上社会上亦代表一面真理。”梁先生的这段话，可谓言简意赅，深切中肯。诚然，就学派而论，孟子不过是儒家的一个支流罢了。可是两千多年来，孟子的学说思想，经历代儒家学者们认真研究，他们发现孟子不但继承了孔子的“仁”学，而且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孟子的思想已远远的超出了孔子。例如孔子主张绝对尊重君主。他曾说：“事君尽礼”，“臣事君以忠”，“君命召不俟架而行”等等，孟子则不然，他认为君王之权决不是天赐神授的，如果君王不行仁义，暴虐民众，不拿臣民之谏，臣民则可叛离他、更换他，甚至可以推翻他、诛杀他。当齐宣王问贵戚之卿，孟子对他说：“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他还说，对于像夏桀、商纣这样的暴君，人民可以起来推翻他，要人人得而诛之，杀掉这样的暴君，认为这不是“弑君”，而是“诛一夫”。当齐宣王就汤放桀、武王伐纣的事问他，“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回答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他以前的历史人物，和他的同代人相比，他的重民言论，其数量之多，分量之重，也是前所未有的。孟子从尊重人民的思想出发，反对兼并掠夺、残杀无辜的非正义战争，故提出“春秋无义战”。他把战争的性质区别为正义和非正义。孟子并不是反对所有的战争，他认为，正义的战争是要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孟子告诫君王要与民同乐同忧，共命运，这样就可以王天下。如若不这样，而是搞特殊，脱离民众，不关心人民疾苦，终究要丧失天下，身败名裂。故孟子对齐宣王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与民同忧乐，以民为贵，视民为国本，就可以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而王天下。一国的君主只要重民，使民心归顺，就是不可战胜的，就是用木棒也可“挞秦楚之坚甲利兵”。孟子在此比较天时、地利、人和时，他特别强调了人和。故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还进一步解释说：“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溪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并不排斥富国强兵，不无原则地反对战争，他只反对通过武力进行兼并杀人、掠夺财富的战争。他认为，只要民心归顺，就是不强战也可取胜，故说：“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另外他还说：“桀纣只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亦；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为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得民心者人民拥护即能得天下。失民心者就要失天下，身国皆亡。孟子认为人民在一国中所处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的乎丘民而乎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则社稷变置。”孟子把君权降到很低的程度，他认为君臣之间的关系是对等的关系。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的思想，把民抬到社稷、君主之上，这在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的确是一种极其光辉的见解。“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在当时君权全盛时期，孟子能大胆地提出这些论点，实为难能可贵。他的“民为贵”的重民思想，两千多年来直接影响了后世的一些进步思想家，在我国历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孟子的重民、尊民的民本主张抨击了残暴专制的统治者，无怪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读孟子的“民贵、君轻、土芥、寇仇”的论点而恼怒，曾一度提出罢享孟子，废除祀典，并禁令不准读孟子的著作。在黄庭美所著《双槐岁钞》中的《尊孔卫孟》篇曾记载：“国初，像山钱惟明唐者，貌魁梧，善饮酒，居尝以豪杰自负。元末，天下大乱，隐居，年将六十，见国朝一统，乃旨京师，敷陈王道，献长诗一章，称旨，即拜刑部上书。洪武二百年已酉，诏孔子惟国学春秋祀典，天下不必通祀；唐上书言‘孔子百王宗师，先儒以仲尼百世为王，宣令天下通祀，报本之礼，不可废也。上从其议。上尝览孟子土芥寇仇之说，大不然之，谓非臣子所宜言，议欲去其配享，诏有谏者以不敬论，且命金吾射之。唐抗疏入谏，且出于至诚，命太医院疗其箭疮，而孟子配享不得废。”
研究孟子的民本思想，首先必须了解孟子所处的时代。那是一个空前未有混乱时代，各个诸侯国兵革相见，连年战争，道德废弛，民不聊生，当时各诸侯国的统治者们为了个人嗜欲、权势的要求，“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征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对残杀民众的暴虐政治非常不满，他看到当时的劳动人民流离失所、饥寒冻馁、僵卧野谷的悲惨状况，对统治者给予了无情地揭露和斥责。孟子当面揭露梁惠王：“疱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肆民饥而死也？”的统治者，怎么能不令人奋起而反抗！孟子鉴于这种情况，以救民众出水火、匡诸侯之过失、责暴君之罪孽的精神而发出愤怒抨击。孟子的这种思想对后世有着很深远的影响。”例如唐代的诗圣杜甫就曾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千古名句。
孟子怀着救世救民的心情，奔波于各诸侯国之间，游说各国接受他的“仁政”思想和民本主张。无奈当时民智未开，人们总认为，君主是天赐神授，君权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逆君便是逆天，故孟子所倡导的民本，不仅未为当时的君主所采纳，亦难为民众所接受。但是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呼声毕竟震动了几千年的君主权威，也振起了几千年后的民主思想，他曾对世界各国的民主思潮产生过无可估量的巨大影响。欧洲的普卢开在法国革命前夕曾引用了孟子的“性善说”作为反对霍布斯“性恶说”的理论根据。尤其是法国的民主派革命家在反对君主专制时认为“即是最前进的理论，也没有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更为激进”，把孟子的“民贵君轻”说成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上述事实，反映了孟子思想在近代西欧的巨大影响。在欧洲，受孔孟思想影响最大的是法国。孔孟思想传入法国的途径，一是耶稣会传教士们的译作和西方来华使节的见闻录，对法国了解孔孟思想也起了重要作用。意大利人利玛窦于明代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用拉丁文翻译出版了《四书》，这是中国儒家经典最早译成西方文字的本子。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把《四书》和《三字经》、《孝经》译成法文，命名为“中国六大经典”，于1711在比利时出版。传教士们除翻译儒经外，他们还自己著书立说，介绍或译述孔孟儒学，先后曾出版过《中华帝国志》、《北京耶稣士中国纪要》、《耶稣会士书简集》，被称为关于中国的三大名著。传教士以他们的译作和著述架起了一道孔孟思想西传的桥梁。传教士们在中国搜集了不少儒学著述运回法国，这也是孔孟思想传入法国的又一个重要途径。另外中国的学者对孔孟思想之细川也起过一定的作用。如清代乾隆年间赴法国的杨德望和高类思，他们出于爱国热情，在法国曾极力宣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法国学者友好交往，在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再如遍游德、法、意、奥诸国的福建学者辜鸿铭，“译四子书”，述春秋大以及礼制诸书，使“西人见之始叹中国学理之精”。在他的影响之下，西方人士“争起传译”。
法国的《拉鲁斯大百科全书》称：“孟子认为，宇宙万物的本体是道德的（精神的）。人的道德准则也就是宇宙万物的精神准则。人能充分发展其天性，就能感觉到不存在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差别以及人与宇宙万物之间的差别。因此孟子给人性以比孔子更为明确的阐述。”
孔孟思想传入英国较意大利、法国、德国要晚。英国的传教士理雅各在中国30多年，他用了21年时间，先后翻译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书经》和《春秋左氏传》。且他的译本皆附有注释和序论。他1873年回国，被牛津大学聘为英国的第一位汉学教授，主持汉学讲座。
牛津大学硕士休中诚（中国名字）曾两次来华，长期在中国居留，其所著《中国古代哲学》一书中着重介绍了孔孟儒家哲学思想，称孔子为“礼学的权威”，称孔门后学孟轲为“政治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还列专章论述了《孟子》一书。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注重了汉学研究，《孟子》研究在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牛津大学把《孟子》书中的篇章列为公共必修课目。伦敦大学的课程虽较注意近现代，但也把《孟子》列为古文教本。美、英合编的《新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把孔子译为“康夫攸希亚斯”，把孟子译为“孟希亚斯”，是仅次于孔子的重要导师，称《孟子》一书“《论语》更富有文学色彩”，“为孟子赢得‘中国第二圣’（亚圣）的称号”在其书中明确指出孟子的政治思想是“坚持站在公开拥护以民为本和人民有权享受仁政，否则即要进行革命这样一种立场上”。
孔孟思想传入德国与传入欧洲其他国家一样，也是由耶稣会教士作为媒介的。在我国青岛的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就曾把《孟子》一书于1898年翻译成德文，回国后在法兰克福大学创建中国学院并创办了汉学杂志。
美国的学者们认为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永久的魅力，它吸引着众多的学者们去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孔孟儒家思想研究，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一个政治性极强的学术问题，所以在美国持各种不同政治态度的学者都有人在对孔孟思想进行研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士、格莱格在其所著《儒学与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一书中，认为孙中山的民主主义与孟子关于民有恒产才有恒心的思想一脉相承。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说：甚至儒学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有很多类似之处。
俄国在华传教士的孔孟儒学研究，开始也是以翻译儒经及儒家著述为主。被称为俄国汉学鼻祖的比丘林（教名雅金夫）于1807年被派来中国，在北京的14年中，他曾把《四书》翻译成俄文。他在《中国的国情和习俗》一书中说：“《孟子》是一位古代圣人的论述道德的著作。”曾任沙俄驻北京领事的著名汉学家波波夫，在1904年将《孟子》一书译成了俄文并加注释，以《中国哲学家孟子》为书名，在圣彼得堡出版。
孔孟儒学传播最广泛、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临近中国的朝鲜、日本和越南。孟学是在南宋以后被列入《四书》随朱子学传入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的。在他们的民族生活和民族文化中都接受了孔孟儒学。他们的科举考试也像中国一样以《四书》为根据命题。中世纪的日本，在天皇和高级大臣的积极提倡下，对于孔孟儒家思想和制度方面的学习达到了狂热的地步。孟子的尊王贱霸思想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理论根据之一。即使在近现代，日本研究孔孟儒学也十分活跃。1964年和1966年，日本学者井上顺理先后获20万日元的资助，从事“关于《孟子》传入日本及日本接受过程的研究”和“日本接受《孟子》”的历史研究。这位中国古代哲学研究家，曾在1972年便写过一本《日本、中世时期接受史的研究》并正式出版。另外在20世纪期间，日本的一些孔孟儒学研究，如朱冈八雄、金谷治、宇野精一、原田种成、丸山真男、武内义雄、藤塘明保、内野熊一郎等等，都曾专门编译、注释出版过有关孟子的专门著作。近30年来国外许多学者认为日本是中国之外当今世界儒学研究最发达的国家。
越南同中国山水相连，自古以来关系就十分密切，由秦汉至晚唐，为中国郡县一千多年。越南古代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的礼仪法度、民间的风俗习惯。多仿效中国。这应溯源于孔孟儒家思想的传入。两千多年来孔孟思想在越南传播，经历了传入、发展、兴威、衰落的漫长过程。孔孟儒家思想在越南已逐步成为长时期的正统思想，成为越南民族文化的渊源之一，成为越南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孟子的“仁政”思想在越南的影响更是极为深远。现在孟子故里中国山东邹县孟子庙内还完整地保存着清代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安南国（即越南）正使惠轩居士偕同两位副使前来孟庙时所立的两块石碑，这是越南人民崇拜孟子和中越友好交往的实物见证。碑文内容为歌颂孟子“仁政”思想的七言律诗两首、五言律诗一首，《圣贤模范录》等有关儒学的著作。阮朝末年进士阮文瑞曾作《论孟子有感》。明儒潘巢南（即潘佩珠）著有《孔学灯》一书。内容涉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对儒经不仅详加注释，而且译成越语，成为越南阐述孔孟之道的专著。再如这个时期阮超所著《诸经考约》、《四书备讲》，杨林所著《幼学教科书》，皆是阐扬孔孟儒学特别是儒家修身治国之道的专著，流传甚广，影响很大。至于越南历代文人以史学或文学形式阐扬孔孟之道的专著，流传后世者更多。孔孟的儒学思想在越南传播之广、之久，其影响之深、之大，在东方诸国之中是屈指可数的。
孔孟思想最早传入东方的朝鲜、日本、越南及其它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从政治、思想、道德、法律、文化、教育直到风俗习惯、社会风貌，大都带有孔孟儒家思想的深刻烙印。故有些学者把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划在一起，称之为“中国文化圈”，而这个文化圈里，中国朝鲜毗邻而居，唇齿相依，孔孟思想对朝鲜的影响最为深远。《殊域周咨录》记载：“朝鲜其文物典章不异中华，而远超他邦也。”韩国1958年成立的成钧馆大学大东问题研究院于1975年设立了中国部，翻译出版包括《孟子》在内的儒家经典。韩国中国学会会长李相殷1963年著有《孟子性善说的研究》等等。由此可见孟子思想在那里传播与影响是非常广泛与深入的。
孟子这位中华民族的文化巨人，他所倡导的以民为贵的“仁政”学说，不仅在我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作用，而且对世界各国也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世界思想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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