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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千年一圣(五)
集十年之功研究
恳请方家指正
孟子这位伟大思想家的以民为本的思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伟大人格，藐视大人直斥人君的傲岸气概等各个方面，是赞扬甚至崇拜的。至于性的善恶，本来可以存而不论，因为孟、荀观点虽异，但殊途而同归，都落脚在一个教育上。笔者也并非故意想做耸人听闻的翻案文章，因为做这种翻案文章不但不能耸人听闻，相反地说十句剩话也难得引出一句新鲜的来，是费力不讨好的。我之所以不能已于言者，实在是因为人性本善的观点产生了许多负面的影响。
固然，性善论高扬了人格向上的自觉性和力量，从而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塑造了无数个善良的性格，造就了许多仁人志士，但消极作用也不可低估。首先，人性本善的宣传，尤其是历代统治者带欺骗性的宣传，解除了人们自我保护意识的武装。过分相信了人善，缺乏戒备，往往合上书本之后，或者目睹了恶的现象和困惑，而迷惘；或者当恶猝然降临到他头上的时候，不能从容应变，以致很容易被击垮。所以在斗争中，好人总比坏人表现得呆，表现得弱。所以说事情的一方面是性善论造就了众多的仁人志士，另一方面也是性善论造成了这些天真的仁人志士的悲剧。联系中国历史上一个奇特的现象：辽、金、元的兴替，都是野蛮落后的民族战胜文明发达的民族之后，积极接受先进的汉文化，提高了它的文明程度。但文明程度提高了，自身也变弱了，最后被下一个野蛮落后的民族战胜。清朝统治者接受他们的教训，接受汉文化的同时有意保持本民族尚武的传统，但只是维持的时间长一些，终究还是耐不住汉文化的浸泡而变软了，变弱了，最终还是出了一大批假斯文真无能的八旗子弟。野蛮落后的民族战胜文化先进的民族并毁灭了先进文化的事例，在南亚次大陆也有过，但接受先进文化而变弱的事例是绝无仅有的。固然辽、金灭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在于统治阶级的日趋腐败，酿成无可调和的社会矛盾，但文明发达后不是强了而是弱了，而且这一奇特现象连续重复了三四次，这就不能不认为与所接受的文化的性质有关。在以儒家学说为主导思想的中国封建社会，他们接受的汉文化自然主要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包括性善论思想的影响。所以，低估人性之恶而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弱化了古代中国人尤其是士人，弱化了中华民族，阉割了民族性格中野性的、强悍的一面。而野性与强悍，往往是与进取心连在一起的。固然孟子存养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高扬了人的主体意识和人格力量，但性善论又确实在儒家学说这弱化中华民族的溶剂中添加了一勺溶质。孟子本身也是矛盾的。
其次，孟子的仁政思想是以性善论为基础的，仁政实施的希望寄托在统治者发善心上。仁政的提出，在思想史上的意义无疑是重大的，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统治者不会无缘无故地发出善心来。所以仁政思想只能是善良的、天真的幻想。但是相信人性本善的封建时代士人们，便把棒槌当了针（真），眼巴巴盼着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生出个贤君圣主来，给老百姓许多好处，使世界变成一个公道的世界，于是便不必再寻求别的门路了。所以各个朝代许多有见识的官僚士大夫，开出了许多挽救时弊的药方，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法都用了，都是丝毫不触动封建制度根本的。中国的封建社会便在德政王道的梦想中延续了两千年。人们总说汤武是因人而兴，桀纣因不仁而亡，果真是这样吗？夏商周几个民族之间的斗争、更替，孰仁孰暴真那么泾渭分明吗？但是说得遍数多了便成了真理：韩非说徐偃王行仁而亡，便不被人当真。甚至子贡明明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人们也不加注意。有几个现象可以联系起来考虑：宋襄公在泓水战时不重伤，不擒二毛；徐偃王又因行仁而亡国。再者，宋国人在先秦诸子的寓言中都是可笑的傻瓜蛋的角色：揠苗助长的是宋人，守株待兔的是宋人，把石头当宝贝的是宋人，藏一张废契约便自认为富了的也是宋人。按照后来老实人往往成为受愚弄对象的逻辑，可以想像宋人是什么性格。酒店里养两只狗，人们便不敢进去买酒了，更是直接反映了宋人的良懦。联系前述子贡那句话，我们可以设想殷民族以及他们的后嗣宋国人，是个老实、善良、温和、谦退的民族。那么我们殷周的兴替完全可以持与通常说法相反的看法。伯夷说周武王灭纣是“以暴易暴”。叫我说，前一个“暴”字反映的是事实，后一个“暴”字不过是因胜利者的宣传而形成的一般说法而已。事实情况完全可能是“以暴易‘不暴’”。再看以后的事实：在孟子于滕国有了实行仁政思想的机会时，为滕文公出的主意却一次比一次无奈。由“则是可为也”，到“强为善而已矣”，最后到请滕文公在逃走与“效死勿去”二者中间选择，而老夫子自己也走人了事。再看孟子答梁襄王“谁能一之”的问题时，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事实怎么样呢？混一天下的秦，也是个嗜杀人者，善杀人者。战场上杀人姑且不论，放下武器的降卒，他们几十万几十万地坑杀过；儒生，他们也大批地坑杀过。不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而是善杀人者能一之。事实否定了孟子的预言。所以，在封建专制的时代，呼唤仁政是好的，但是沉浸在性善、仁政的幻想里就是有害的了。
再其次，封建时代的士人们，由于相信了人性是善的，于是便认为出于人们的善心，一切都会自然地好起来。尽管不信怪力乱神，不信佛家三世因果之说，但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还是坚信不疑，以至中国古代缺乏真正的悲剧意识，所有悲惨的故事都加上个光明的尾巴，降低了它们的审美价值。不必举文学史上俯拾即是的例子，且说一个类似《哈姆莱特》的题材，在我们这里却演绎成有名的“为母修桥，为父报仇”的民间故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故事的主人公不是一个丹麦王子而是一个中国封建时代的士人，他便没有哈姆莱特那么多的内心冲突与痛苦。他表现得十分潇洒，处理得十分妥善，十分合乎伦理。他自己的心理也是平衡得很。
由于人性本善的观点渗透到人们的心理之中，推迟了中国悲剧文学的产生，这也不过留下一些遗憾，更重要的是时时处处能取得心理平衡，随遇而安，坐待美好明天的到来。这种心理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迟滞，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儒家学说的积极方面被故意掩盖，消极方面被故意强调，靠它把封建制度修整地玲珑剔透，无疑是诸多原因中极为重要的原因。我们对于人性本善观点要在提出的动机上加以肯定，但对人性本恶的事实，则不必吞吞吐吐，欲说还休，而要勇敢地面对，坦然地承认。不把荒漠故意地说成是花园，才能产生把荒漠改造成花园的动机。同样，只有认清性恶的事实，才能从趋利避害的动机出发，克服生存本能的盲目性，焕发爱心，去恶向善，建立符合理性的精神文明。只有认清性恶的事实，才能自觉地防范恶，才能加强民主以抵制恶，实行法制以惩治恶，最终消灭恶。这一点应形成共识，在共识的基础上推动人群共同的律动，消灭恶因恶果，加快我们民族发展的进程。
孟老夫子不仅是博大精深的儒学大师，而且还是一位富有“浩然正气”的伟大英雄。别的暂且不说，就是他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人格，即足以震动千古，流芳万代！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在中国思想史上，真可谓“石破天惊”之论。另外，他对那些“率兽而食人”、“率土地而食人肉”以及“嗜杀人者”的揭发与谴责，以及对“善战者”与“暴君、独夫”可以推翻和诛灭的主张，也都是震撼千古的惊人之论。孟子说：“生斯世也，为斯世也。”所以他认为：作为一个“士人”来说，都应具有一种历史责任感：“以天下为己任”。所以他傲然提出：“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他决心“以其道易天下”，并为之奋斗了一生。孟子的傲岸风度是“乐其道，而忘人之势”的。所以他常以曾子的话来说：“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呼哉?!”他把道高置于“权势”之上，所以郑重地告诫他的弟子们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它不仅能以“自尊”、“自贵”的豪迈态度以尊显其道而傲视王侯，并且还决心“以身殉道”。如他告诉弟子们说：“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这是说，为了行道，填身沟壑、丢掉脑袋都不用怕。在生与义不能得兼时，要“舍生取义”，决不向任何恶势力屈服。他这种傲岸而高贵的人格，已成为我国历代“志士仁人”的光辉榜样。孟子告诉弟子们的立身处世之道是：“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还说：“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另外，他还郑重地提醒人们说：“宝珠玉者，殃必及身。”他认为仁人君子是不能为金钱所动的。如他说：“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作为一个人来说，应该力行“仁义忠信，乐善不倦”。这也是他的伟大之所在。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孝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这也是千古之至理，值得人们认真品味。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他这种豁达气度和高尚情操，确乎令人肃然起敬，尤其是他那种“人知之亦嚣嚣”
的乐观风度，更使人感到欣慰与鼓舞。就这方面说，他比孔子的“人不知而不愠”，要高尚的多。当然，他在中庸、稳健、冷静以及温、良、恭、俭、让等方面还远不如孔子，所以它只能是“亚圣”。
但是，仅就以上所摘抄的这些资料来看，他已不愧为当时“社会的良心”和千古典范，值得人们永远尊敬！
孟子说：“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孟子之风者，不仅顽夫懦夫，就是对不顽、不懦的人，也具有巨大的教育与鼓舞意义。我相信孟子的作用要比伯夷大得多，所以特摘其名言于此，以供参改。
这样说，有人可能觉得离奇，其实，这确实历史事实。为了说清这个问题，现扼要地说说孔、墨、孟三位圣人的情况。他们三位都是东夷文化的真正传人，同为东夷“人学”即
“仁学”的大伦理学家。
先说孔子。他原为东夷殷人的后裔，曾向当时称为“野人”的东夷人，认真学习以“仁学”为内容的东夷文化，后来成为东夷“仁学”的伟大传人。因为他看到东夷的这种“平民文化”不符合当时周族统治者的要求，以识时务著称的孔子便将东夷“仁学”与“周礼”相结合，创立了维护周制的儒家学派。
再说墨子，他也是东夷殷人的后裔，后来沦为“贱人”。《准南子·要略训》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负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他全面继承并大力发展了东夷“仁学”，创立了代表平民利益的墨家学派。
孟子是周民族孟孙氏的后裔。他是先学墨而后归于儒的。何以见得？有历史事实和他自己所说的话为证。如他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这已表明，他绝不是孔子的门徒。但他所私淑的诸人都是谁呢？他虽不便于明言，但其中必有墨家，因为在当时，“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墨学正处于“言盈天下”的兴盛时期，而孟子与墨子又同为邾娄人，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师事墨家学者是十分自然的事。从《孟子》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孟子对《墨子》的研究是最全面、最深刻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先秦诸子中，还找不到谁能比得上他。大家知道，孟子是位“好辩”的大师。我们从《孟子》书中可以看出，孟子辩论时所运用的逻辑思维和表达方式，可以说完全是从墨子那里学来的。晋代著名学者鲁胜说：“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如墨子辩论，讲类、故、法，多运用归谬式类比推理。孟子的辩论方法也完全与墨子一样。从这方面来看，孟子确是墨子的杰出弟子。当代著名的学者苏学林教授说：“孟子反对墨子最激烈，孟子受墨影响也最深。孟子好言仁义，完全出自墨子学说。《非攻篇》云：‘汤伐桀，武王伐纣……彼非所谓攻，所谓诛也。’墨子称纣为‘狂夫’，孟子改为‘一夫’。孟子痛骂：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征城以战，杀人盈城者，谓率土而食人肉，罪不容与死。又说善战者服上刑。这些也完全是墨子的非攻余论。孟子继墨子得太多了，就连寻常说话有时自觉不自觉模仿墨子口气。像‘转死沟壑’，‘取长补短’，‘挟泰山以超北海’均是。”
再从文体上看，孟子也是学习墨子的。众所周知，墨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使用当时邹鲁地区以焉哉乎也作语助词的流行口语写政治论文与学术论文的伟大学者（在墨子以前，谁也没有发表过系统的论文。孔子的学说，只是用邹鲁地区流行口语记下的语录——《论语》）。墨子创造的这红逻辑性很强的新文体，是当时文学改革中的一大创举。这也为孟子完全效法，他运用这种新文体，写了许多气势磅礴的政治论文与学术论文。由于孔、墨、孟三位圣人的倡导，使“邹鲁语言”成为古人争相学习的标准话——“东鲁雅言”。这对古代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再看他们的“天道观”。大家知道，孔子对“天”和“天道”都谈得很少。整部《论语》有关“天”的记述只有十九条。至于“天道”，子贡说的了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墨子呢？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天”的共有二百七十八次，而提到“上帝”的次数也有二十三次之多。孟子在他的著作中提到“天”的地方也有八十多次。从总的方面来说，孟子论“天”和孔子是很不相同的，孔子多为“命运之天”，而孟子却很多是“主宰之天”。因此说，孟子的“天论”多是由墨子那里继承来的。
再从主体意识来看，墨子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所有的社会问题，如婚姻状况、人口增长、人民的生存权利以及政权组织形式等等，不仅十分关心，而且还都进行了既广泛而又深入的研究。他决心以止战、息兵、利民为目的，力行为手段，“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对墨子这些言行高度赞同，也曾操墨子的枪法，为同样目的而奋斗！因而，荀子曾批评孟子说：“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其言议谈说，无异于墨子矣。”据顾颉刚先生的考证：孟子所谈的“禅让”传说、大同思想，也全是来自墨子的。
从以上所述来看，孟子应是墨子的入室弟子。但是，孟子为什么又弃墨而从儒呢？这需要稍作说明。当历史进入春秋时期之后，由于铁器的普遍使用，生产力迅速提高，导致了“礼崩乐溃”与宗法奴隶制的全面瓦解。社会上的新生力量蓬勃兴起，广大小生产者也寻求自己的代理人。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农与工肆之人”的墨家学派逐应运而生。到了战国中期，社会上各阶级、层次的大调整、大改组已近完成，广大小生产者又沦入社会的下层，新的统治者仍沿用血缘宗法制度来加强它们的统治。墨子的学说与这种宗法制是严重对立的。特别是墨子的“天志”、“法仪”等思想，更为那些“无法无天”的王公大人所不能容忍。善识时务的孟子，看到墨子学说不能为新的统治者所接受，就不得不弃墨从儒。因为儒家讲“人治”而不讲“法治”，有赞同宗法等级制度，这是当时的王公大人所欢迎的。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孟子即大声疾呼反对杨、墨，积极地宣传儒家思想，希望能得到重用。遗憾的是，由于孟子的思想已打上了深刻的墨学烙印——那些重民、反战、诛虐、惩暴的墨家言论，还不断的在他的游说中流露出来，所以各国的君主都不敢用他，后来，他也只能“修身以见于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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