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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千年一圣(二)
集十年之功研究
恳请方家指正
儒学像一条绵延的长河，一波三折，起伏跌宕。历史上儒学大变有三次。第一变是董仲舒以神学改造儒学，加强了儒学的神学化，宗教化；第二变为朱熹和二程以佛理渗入儒学，使儒学哲理化、心学化；第三变为康有为引西学改儒学，把儒学革新化、近代化。这三次大的变革和改造是中国历史上三次大的文化浪潮撞击、融合的结果。
西汉初年，由于国力凋敝，统治者采取休养生息，减轻徭赋的治国之策恢复国力，奉行的是“黄老之学”，“无为而治”。历史上“文景之治”，就是国力复原、民生稳定的阶段。
到了汉武帝刘彻，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不再满足于“无为而治”，要开创自己的宏图大业。董仲舒非常合时地宜地为汉武帝奉上了他的《天人三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三策正中汉武帝的下怀，他主动采纳，定为国策。而后，这一国策竟被封建统治者奉行了近两千年，直到满清帝制结束。
董仲舒在其所著的《春秋繁露》一书中，构建了粗糙的宇宙与社会一体化模式。他用宇宙自然秩序比附人类社会的秩序，把天道与人道结合起来，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君权神授，所以也是不可改变的。他认为生活中的君臣、父子、夫妻等一切社会关系，也是按上天的意志确定下来的，是不可改变的，必须绝对服从，因而他确定了臣、子、妻必须服从君、父、夫的模式，为“三纲”思想确立了理论基础。就这样，董仲舒随意曲解了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使孔子蒙冤两千多年，至今，仍有人把三纲思想当成是孔子思想，这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儒学面对的第一次挑战和打击，但却没有把儒家打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反而使儒学从私学变成了官学。儒家学说由百家之一家，变成了中国独一家，并从齐鲁扩散开去，其根本原因是儒家思想中渗入了法家思想，被封建王权所青睐。
在官方的支持下，孔子、儒学、经书进一步被神化。儒生们宣称：“六经如太阳，万古长如夜。”“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在东汉末年的很多纬书上，孔子不但成了神，甚至成了怪胎精灵。某纬书上载有一段孔子出生的故事：有一名叫颜征在的少女，在梦中与一条黑龙交合，怀孕生下男孩，就是孔子。他身高十尺，大九围，蹲如龙，站如牛，光芒四射，胸前有字。这哪里是人，分明是神怪。如此荒诞无稽的“学问”，竟为东汉光武帝尊崇。东汉章帝时召开的白虎观会议，由皇帝亲自主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讨论了儒家的经书，并进一步论证封建纲常的永恒性与神圣性。会上正式确立了“三纲六纪”，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会后由著名史学家班固编写《白虎通义》一书，颁布天下，以确立封建伦理道德规范。至此，封建专制主义的三权——神权、君权、夫权得到了正式确立。
由于董仲舒把儒学神学化，东汉又进一步掀起神化高潮，这就使儒学具备了很多宗教性的功能。北周时，人们就已经把儒学与佛、道并列，称为儒教。唐太宗就曾把儒学定为国教。那么，儒教就是教化之教，还是神学宗教之教？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仍然在争论着。
梁漱溟先生曾说儒学不信鬼神，不讲来世，所以不是宗教。当代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认为宋代儒学就是儒教。宗教的本质就是信仰，北宋的理学，即所谓新儒学，就奉孔子为教主，以四书五经为经典。祭天、祭祖、祭孔就是儒教的宗教仪式，只不过中国的儒教与洋教形式有所不同，有它自己的特色。
近几年，香港和海外的一些学者也一直致力于将儒学宗教化的工作。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认为，儒学就是孔教，并呼吁推广孔教，树立孔教的合法地位。与此同时，国内外大多数学者也认为，儒学虽不具有西方宗教的严格定义，但却具有宗教的品质，在社会实际生活中，也起到了宗教的作用，只不过是它是一种以人为终极关怀的宗教，同时又显现出更多的世俗性和理论性。大概言来，董仲舒以前的儒学，特别是孔子及弟子到孟子、荀子这段时间内，主要还是一种人文思想。经过董仲舒的神学化之后，开始向神学宗教方向演变。而后自汉魏开始，中国文化形成儒、释、道三教相互斗争又相互融合的基本格局。唐宋以来三教合一，各安其位，趋于平静。佛教作为一种异域传入的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儒道两家是一种刺激，甚至是一种挑战。儒学对佛教的批评，促成了佛教的中国化，而佛教学理的思辩性也促进了儒学的思辩性和哲理性。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融合，佛教以成为中国化的佛教。著名学者钱穆先生说：“天台宗近似《中庸》，华严宗近似《易传》，禅宗则近似《孟子》。”此话很有道理。
佛教这一外来的挑战没有战胜儒教，儒教仍是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并且由中国之学扩散发展为亚洲之学，传播到日本、朝鲜、越南等地。而且这次挑战的结果影响深远，绵延至宋代，最后发展为新儒学——宋明理学。理学中较有影响的学派有周敦颐为代表的濂学，张载为代表的关学，程颐、程颢为代表的洛学和朱熹为代表的闽学，简称濂、关、洛、闽四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集大成式的学者朱熹，他无可争议的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博学多才、思辨精深的学者。朱熹在封建社会中被称为朱子、朱圣人，在孔庙中与颜回、曾参、子思、孟轲等人一起受帝王的祭祀。他被视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道统的直接继承者，是得到孔孟真传的大儒。
朱熹学术上的最大成就就是促成儒学的哲理化。朱熹之前的儒家，如孔孟很少谈及宇宙本体和世界本源问题，使得儒家缺少哲理上的思辩，及至朱熹把唐宋以来佛教的本体论和道家的宇宙观加入到儒学之中后，儒学就开始不只是人伦道德，也在宇宙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处。朱熹是从古老的“太极”观念中开拓出了这一条新路。他认为，太极世界是无限宇宙一个过程。太极即是理，太极就体现在阴阳、两仪、万物之中，一草一木亦皆有理。既有自然之理，也有道德伦理。人应当“格物穷理”。意思是说，从万事万物中去探究天理和人生道理。
朱熹的思想博大精深，非只言片语可以道出。他对中国历史、思想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近代以来遭到的批判也是最多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主要攻击目标就是程朱理学。但我们应当看到，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儒家占据思想统治地位两千多年，前期儒家以孔孟为代表，后期则以程朱理学为代表，因此理学统治思想界有七八百年历史。理学产生于中国文化之中，同时又构成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其地位及在历史上曾发挥的作用不是轻易便可抹杀的。
随着鸦片战争的炮声把儒家的弟子们从梦中惊醒的同时，西方学说思想也伴随着坚船利炮来到了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敏感问题，民族的兴亡搅动着人们的心灵，中学与西学在激烈的对撞，中国文化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康有为为了给变法维新的理论寻找理论根基，写出了三部惊世之作。一部是《新学伪经考》，其核心内容是宣布“六经皆伪”，现存的经典都是王莽篡汉而伪造的。他把两千多年来一直推崇的神圣的“六经”重新考证，重新评价，实乃学术界之一大飓风。紧接着他又写出了另一部变法理论著作《孔子改制考》，主要阐述了六经为孔子所作，孔子改制精义体现于《春秋》之中。康有为把孔子描述成托古改制的素王，认为“三世”，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为孔子的微言大义。结合当时的现实，他认为当前是“据乱世”，下面的“升平世”就是君主立宪时代，再下面的“太平世”就是民主共和的时代。在康有为的笔下，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民主共和的改革家。虽然在今天看来康有为的改造是牵强附会的，但在当时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儒家的第二次变化过程中，佛教的冲击并没有冲垮儒学的正统地位，因为这两家只有内外之分，却无高下之别，本质上都是个封建文化的产物，因而是相互吸收、相安无事，并且诞生了宋明理学。而近代以来儒学所遇到的冲击，已与之前历史上的情况都不相同。这一次伴随着坚船利炮和洋枪入侵是与封建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科学与民主思想汹涌而入，从此儒学失去了独尊的地位，只能作为一种渗入民族意识之中的观念、意识、文化等待着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儒学第三次变化是一个长达百年的历史过程，关于中西文化的论争也一直没有间断。随着亚洲经济的崛起，海外的新儒家更加活跃起来。他们的主要观点就是要振兴儒学必须“返本开新”。他们的学说是以融合佛教、西方文化为特色并加入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内容。我们似乎可以说梁漱溟、熊十力、贺麟、唐君毅、牟宗三倡导的新儒学发展至今，已经标志着新儒学形成了一股较大思想潮流，即道德理想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董仲舒的一变，使儒学神化；宋明理学的二变，使儒学哲理化；康有为的三变，使儒学近代化；当代新儒学虽未必称为第四变，但他确实使儒学道德理想化。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次儒学文化受到的冲击是西方文化造成的，同时又深刻地影响、回应了西方文化，并且使儒家思想扩散传播到了全世界。
孔子走了。作为一位伟大的文化创造者,他的贡献之一就是培养了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创立了儒家学派，这正是他作为教育家的成功之处。作为文化的传承人，他使儒家思想影响了中国两千五百多年，以至于今天还有学者称自己为新儒家。
据史籍记载，在孔门弟子中，以德行著称的有颜回、闵子骞、冉耕、冉雍；以文学著称于世的有子游、子夏、子贡；曾经从政做官的有冉求、子路、子贡、子游、子夏、高柴、樊迟、宓不齐、巫马施、南宫括等等。
这些弟子各有特色，性格迥异，颜回、曾参沉默寡言、好学善思；子路、子张、樊迟、司马耕等人性格刚强，直言快语，办事果断，勇猛坚强；子贡、宫西赤等能言善辩，多才多艺，擅长交际，忠实守信；子路性格豁达，公冶长忍辱负重，颜回安贫乐道，冉求擅长聚财……孔门是一个人才荟萃的群体，是一条闪光的星河。
据《韩非子》记载，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在此后的发展中，影响最大的是思孟学派和荀子学派。孟子这一学派主要宣传孔子的仁义道德，被称为“仁义派”，荀子这一派主要宣传孔子“礼乐”思想，被称为“礼乐派”。礼教的思想适应了封建等级制度的需要，荀子一派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欢迎，孟子一派则被坑杀。
思孟学派，是有子思和孟轲两代形成的。子思是孔子的孙子，被封为沂国述圣公。孟子自称是子思的私淑弟子，所以这一学派被后人称为“思孟”学派。荀况是儒家的别宗，其思想中掺和了大量法家的思想，其主张是为封建集权政治服务，所以他的学派分化出法家两个重要人物，即韩非子和李斯。他本人可以说是以儒为宗，兼兵、法、道、阴阳各家思想。他曾在齐国首都临淄的稷下学宫“三为祭酒”（研究院院长），当时各家各派学者皆汇集于学宫，因此他有机会综合汇通各派思想。荀子以继承孔子思想为己任，自称是孔门弟子子弓的学生。他像孔子一样言仁、说义、论礼，同时又在改造孔子的学说。众所周知，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说人性恶。正是从人性恶出发，荀子才主张明礼义法度，用规范、标准和制度等形式确定人们的等级界限。他们两派又有很多共同之处，所以司马迁在著《史记》时特立《孟轲荀卿列传》，把这两派并列在一起。
提到思孟学派，很多人会想到孟子藐视权贵的浩然之气！孟子激烈地抨击专制之君，高扬“民贵君轻”的大旗，激励大丈夫浩然之气，号召“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是何等的豪迈！
翻开《孟子》七篇，我们会看到一个经常引用古代圣王尧、舜、禹、汤之道来批评现实社会的帝王之师的崇高形象。孟子比起讲“中庸”的圣人多出了许多阳刚雄健、正义在胸的浩然气概；多了一些为民请命，赴汤蹈火的壮举豪情。他给自己设计的角色是人间正义的布道者，帝王贵族的教诲者，平民百姓的代言人，先王圣者的传承人！所以后世把孔孟思想合称为孔孟之道也的确是有道理的。孔子谈仁义，孟子谈仁政，他把孔子的仁具体地落实到政治的层面，这是他最大的贡献之一。
孟子思想中最光辉的顶峰，就是他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思想，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面大旗！其核心内容是为政以德，省刑罚，薄赋敛，恤民情，、顺农时，行教化。在一定意义上，这些思想是有利于百姓的。“民贵君轻”所包含的积极因素为后世进步思想家所借鉴吸收。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近代变法维新的勇士谭嗣同都用孟子的“民贵君轻”为思想武器来攻击封建专制主义。
秦始皇焚书坑儒，实际上坑的是孟子这一派，也就是仁义派。荀子那一派依然保留着，发展着。秦朝中设有“博士”，负责研究历史、典籍，其中亦包括儒家学说。如汉朝传授《尚书》的济南人伏生，就是秦朝的博士之一。孟子这一派把仁义大道看得高于王权朝廷，是专制君主所不能接受的，必然受到打击。据明史记载：有一次朱元璋夜读《孟子》，看到其中有一章主张君臣相互尊重的言论拍案大怒。他说，这哪里是圣人应该讲的话，孟子如果活到今天我就立即杀了他。朱元璋下令把全国孔庙中的孟子牌位都要赶出来。那么孟子讲的什么话激怒了这位“真龙天子”呢？孟子讲的原话是：“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这是孟子继承孔子思想而提出的仁义高于富贵、道义大于王权、君王必以圣贤为师的思想。这在朱元璋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所以才令把孟子从孔庙中轰出去。可见孟子思想中的民本思想对专制主义的威胁之大，也就难怪秦始皇要坑杀孟子一派而重用荀子一派。近代的民主革命家谭嗣同有一句名言：“两千年之政秦政也，两千年之学荀学也”，是非常深刻而有见地的。
荀子继承孔子礼的思想，主张把礼作为仁的行为准则，但这个礼的内容却早已不是孔子倡导的周礼，而是战国统治者形成的新的礼。这个礼已包含了法的内容。他主张用礼区别尊卑、贵贱、长幼，用法律制裁黎民百姓。他既不像孔孟那样空谈道德，也不像法家那样残暴无情，他为封建统治阶级制定了全面的礼治理论，深受统治者的青睐。他的两个弟子韩非、李斯片面地发展了荀子礼的思想，帮助秦国完成统一大业，却也导致了秦国的短命速亡。孟、荀二位各自发展了孔子思想的两个方面，他们都从孔子那里找到思想理论根据，这就使孔子和儒家思想具有了多方面性和复杂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统治阶级喜欢礼法，百姓士大夫喜欢仁义，于是各取所需，也因此儒家思想才为统治者和平民百姓共同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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