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报三春晖——从“孟子迎母”说起

大槐树

应报三春晖
——从“孟子迎母”说起

沈伯俊


　　又是一年春归时。

　　从除夕之前到元宵之夜，数以千万计的人们奔走于风霜雨雪之中，展转于山水原野之间，不顾劳累，不畏艰辛，为的就是回家，与父母妻儿团聚。
　　此刻，我想起了“孟子迎母”的故事。

　　公元前318年（齐宣王二年），齐宣王委任孟子为卿（诸侯国执政大臣）。这时孟子大约55岁（虚岁，孟子大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已是名震诸国的大学者。经过多年的周游列国，能在齐这个大国任卿，眼看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有可能实现，他不能不感到兴奋。而在兴奋中，他首先想到了仍然留在故里邹（今山东邹城）的老母。想到母亲，这位一向心高气傲的大丈夫心里充满了暖意。是呵，母亲不仅养育了他，而且是他人生的第一个老师。从幼年时起，母亲便对他严格要求，为了给他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而三次迁居，为惩戒他逃学而剪断织线……自己的成才，真是渗满了母亲的心血。成年以后，到处求学访友，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虽然也曾几度返回邹城，毕竟没能好好侍奉母亲。现在，母亲已经年逾七十，该是自己尽孝的时候了。于是，他进宫谢恩，对齐宣王说道：“既为齐卿，当以齐国为家，全力辅佐君王，不敢有丝毫懈怠。但是，臣家中尚有高堂老母，请容臣将老母接来供养，不知可否？”齐宣王笑呵呵地答道：“此乃忠孝两全，难能可贵。先生快去吧。”孟子随即回到邹城，将年迈的母亲接到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

　　孟子在齐国为卿数年，并未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当时正是战国时期，秦、齐、楚、燕、赵、魏、韩等“七雄”追求的是富国强兵，热衷于武力兼并；孟子却主张实行仁政，提出“善战者服上刑”，自然被视为“迂阔”而不合时宜。齐宣王任孟子为卿，只是看重他的名声，却并不打算真的“发政施仁”，“保民而王”。宣王六年，燕国内乱，齐遣大军伐燕，五十天便攻占了燕国全境，杀掉燕王。孟子主张：“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并劝宣王释放俘虏，归还燕国的礼器，与燕国臣民商量另立新君。宣王没有采纳孟子的意见，齐军对燕民还相当残暴。次年，燕国民众群起反抗，赵国送燕公子职返燕为王，是为燕昭王，齐国被迫撤兵。为此，宣王不得不说：“吾甚惭于孟子。”孟子看清宣王不可能实现自己的主张，便毅然离开了齐国。尽管如此，这几年却是孟子生活条件最优裕，侍奉母亲最好的时期。母亲逝世后，孟子又尽心操办丧事，从而做到了“老有所养，死有所葬”。这不仅实践了他“申之以孝悌之义”的主张，而且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孝道美德。

　　“孟子迎母”的故事启示我们：为国尽忠与孝敬父母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是可以尽量兼顾的。古往今来，无数的志士仁人，既是忠勤国事的典范，又是孝敬父母的楷模。所以，历来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说法。只有在特殊的时期（避祸逃难之时、国破家亡之际……），特殊的岗位（戍守边疆、游宦天涯……），尽忠和尽孝实在难以兼顾，人们才不能不将国家兴亡、事业成败置于侍奉父母之上，“忠孝难以两全”才成为一种不得已的遗憾。但即使是人们在如此感慨的时候，也仍然渴望有依偎于父母膝下，略尽孝心的机会。因此，才会有董永卖身葬父的凄切传说，才会有“棘心夭夭，母氏劬劳”，“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梦里依稀慈母泪”等动人诗句……

　　当今时代，与传统的农耕社会已经有天渊之别：生活节奏大大加快，迁徙的可能大大增加。子女远离父母，在外地甚至外国求学工作，逢年过节也不能回家，已是常事；即使同在一地，也常常没有住在一起，无法天天见面。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老是叫唤“忙呵，忙呵”，往往顾不上陪伴父母。然而，孝敬之心是否就有理由日渐淡化乃至泯灭呢？我想，完全不应该。无论我们有多忙，都永远不能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无论我们能做多少，都应自觉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都应时刻怀有孝敬之心。尊亲养老的优良民族传统，决不能在我们或我们的下一代手中失去！

　　其实，真正关心子女的父母，总是深明大义的。他们从来不会阻碍子女的上进之路，不会耽误子女的远大前程。他们对子女的要求实在不多：有条件时，希望子女“常回家看看”；没有条件时，他们也只是希望不时得到子女的音信，哪怕是来自大洋彼岸的一次电话，来自天涯海角的一张照片，托人捎来的一页书信、一声问候……身为子女，难道我们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吗？

　　许多青年恋人为“情人节”的礼物和祝辞而煞费苦心。这当然可以。不过，能否把这份心思分一些给自己的父母呢？

　　许多年轻的父母为搞好孩子的学习不辞辛苦。这当然完全应该。不过，能否把这份辛苦勻一点给自己的父母呢？

　　儿童时代，我们就熟读了唐代诗人孟郊的《游子吟》一诗。让我们永远牢记：“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载2008年2月19日《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