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孟子》对《孟子》的接续与发展---周桂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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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慎思是一千年以前的福建长乐人，那时的长乐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属于偏远地区，称为南蛮。无法与中原地区相比。在这里出一个进士，是很不容易的。又遇到唐末乱世，黄巢造反，他有心杀敌，无力回天，英年遇难，留下极其宝贵的篇章。他的著作《续孟子》，确实发展了孟子的思想，有价值，被保存了下来。探讨一下《续孟子》，看他如何发展孟子的思想。《续孟子》内容还比较丰富，下面只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作为例证，其他问题还要继续研究。
一·何必曰利

《孟子·梁惠王》载：“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在这里讲的“何必曰利”成为历代儒家重义轻利的代表命题，反复被历代赞成者与反对者所引用。国王带头讲“何以利吾国”，那么，全国每个人都从自己的社会角色提出“何以利吾X”的问题，于是就普遍出现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所有人都在争名夺利，都要急功近利，这样国家就进入危急状态。为什么危急？所有人都为了利而无所不为，弑君就成了当然的事。谁都想通过弑君，达到争权夺利的目的。“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在一国中，势力最大的，往往是篡位的主力。这在汉景帝时代的吴楚七国之乱也可以看出来，而且此前一些思想家也一再提醒皇帝（汉文帝与汉景帝）要注意诸侯王势力过大，尾大不掉。但是，皇帝不忍心下手，才酿成大祸。如果社会风气是“后义而先利”，不争权夺利，不篡位，就不可能满足。没见过有仁爱思想的人会忘掉双亲，也没见过仗义的人会将国君放在后面。只要宣传仁义，实行仁义，就是最大的利，还要讲利干什么呢？这里可以看出，汉代“尾大不掉”的教训，可以联想到唐朝藩镇势力的危险。更为严重的，各个藩镇如果都能先义后利，那么社会就会稳定。如果从上到下都讲利，都想争权夺利，那当然社会就不稳定，国家就处于危险之中。林慎思借梁大夫与孟子的对话，再进一步阐述另一方面的义利关系。

《续孟子·梁大夫一》这一章就是根据这一段内容阐发出来的。全文如下：

梁大夫见孟子，问曰：“吾闻夫子教王远利而易以仁义。有诸？”孟子曰：“然。”大夫曰：“吾家有民，见冻饥于路者，非其亲而救之，脱衣以衣之，辍食以食之，及己冻饿几死，是其亲而不救之，而何？”孟子曰：“噫！是大夫从王厚利而薄仁义故也。厚利率民，民争贪欲。苟有独仁义者，宜乎不得全其身矣。昔楚有靳氏，父子相传，以温鸩醉人者，客过其门则饮之，未尝不毙于路矣。卒有孺子能哀客而告之。然后鸩十九不行焉。洎靳氏怒，反鸩孺子矣。然而，靳氏家习不仁也，孺子身盗为仁矣，一身盗为仁，而罪一家习不仁。其家孰容乎？今大夫有仁，能救民之冻饥也。是谓身盗为仁矣。及己之冻饿，不得人之救者，岂非其家不容乎？大夫苟能与王移厚利之心而在仁义，移薄仁义之心而在利，则上下移矣。然后仁义非盗而有也，欲人不容，其可得乎？故《易》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梁大夫提出问题：有人看见路上有受冻挨饥的人，不是自己的亲属，也去救助，给予衣食。当自己受冻挨饥快死的时候，他的亲属却不来救助。这是为什么？作者根据孟子的思想，作了这样的回答：这是由于梁大夫跟着梁惠王重视利而轻视仁义的结果。重视利作为民众的表率，民众就争着贪欲。如果有独自实行仁义的人，当然不能保存他自身。过去，楚国有一个靳氏人家，父子相传，用温热的鸠酒把别人灌醉。客人经过那人家，喝了毒酒，没有不死于路上的。后来，他家小孩能可怜客人，将真情告诉客人。此后，毒了十人，有九个不成功。靳氏终于发现小孩泄秘，很生气，用毒酒将小孩毒死。靳氏家有不仁的传统，小孩自己偷偷地实行仁爱。一个人偷偷地实行仁爱，与一家的不仁传统相违背，这家如何能容忍呢？现在大夫家有仁爱的人，能够救助冻饥的人，只是偷偷地实行仁。当自己冻饥的时候，得不到别人的救助。难道不是这个家不能容忍吗？大夫如果能够与国王一起，将重利的心移到仁义上，将轻薄仁义的心移到利上，那么，上下都会这么移一下，实行仁义就不是暗地里偷偷做的，怎么会不容忍呢？所以《易》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做人的道理只有仁义。整个社会都是“厚利而薄仁义”，世风日下，唯利是图，不讲道德，一个人做好事，反而被怀疑，受打击。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做好事就很难。可见，营造正气向上的社会氛围，是非常重要的。

宣传仁义，与自己个人实行仁义，哪个更重要呢？这是需要探讨的问题。只讲仁义，不行仁义，那是不行的。过去所谓“假道学”，就是指那些“嘴上说的是仁义道德，心里想的是男盗女娼”的伪君子。很多人不是那么坏，但是，说的是仁义道德，做的却是唯利是图，也是言行不一的表现。

在教育上有身教与言教的关系问题，孟子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尽心上》）仁声就是身教。仁言属于言教。行政管理能力则属于善政。孟子又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同上）。三者排列顺序是：身教高于言教，善教高于善政。反过来就是：善政不如善教，仁言（言教）不如仁声（身教）。孟子又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同上）孔子、墨子都主张不遗余力地宣传仁义，知其不可而为之，在任何情况下，从不满足于独善其身。关于这一点，墨子的说法是：宣传仁义，比自己一个人实行仁义更重要。《墨子·鲁问》载：鲁国有一个叫吴虑的人，说墨子讲义是多余的。墨子说：“子所谓义者，亦有力以劳人，有财以分人乎？”墨子说自己尽力耕地，只相当于一个农民，生产的粮食分给天下人，每人得不到一升粮食。拼命织布，只相当于一个妇女，分给天下，每人得不到一尺。不能解决天下人饥寒的问题。就是参加战争，也只顶一个士兵，无法制止诸侯之间的战争。但如果宣传先王的道，讲圣人的意思，说服王公大人，他们会因此治理好国家，向群众宣传，他们会提高操行，我虽然不从事耕织，功劳比耕织还要大。“虽不耕织，功贤于耕织”。自己做好事，作用很有限，宣传仁义，作用会更大。很显然，关于这一点，林慎思是吸取了墨子的思想来解释孟子的“亦有仁义而已”的说法。

不讲仁义，自己做了好事，没有人感恩、回报。不但没有人救助，还要受到迫害。这一点是《续孟子》的发挥，创新。

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宣传仁义。王公大人（当政者）要将重利之心移到重仁义上，将轻仁义之心移到利上。也就是重义轻利。这样就会移风易俗，建立重义轻利的风气。最后引《周易·说卦》上的话“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说明从《周易》中找到仁义之道的根据。
二·与民同乐

《孟子·梁惠王下》中，孟子提出“与民同乐”。他说：“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疾首蹙额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这里孟子明确了什么样是与民同乐。民听到国王的鼓乐之声，就高兴，这就是与民同乐。听到国王的鼓乐之声，就反感，就是不与民同乐。但是，古代有人对此有误解，以为与民同乐，就是与民一起听钟鼓之声。为了纠正误解，林慎思写了《乐正子》这一篇。
《续孟子·乐正子三》载：

乐正子见孟子曰：“吾国之君，常耽酒嗜音。俾俗不治。克欲以治道谏之，夫子何以教克？”孟子曰：“鲁君耽嗜，与民同之，则其庶几乎？”他日，鲁平公备樽罍之器，陈金石之音。乐正子曰：“君独好此，致鲁俗不治。不若与民同之，则其庶几乎？”平公遂召致鲁民，卒命樽罍俱执，使金石咸奏。鲁民大酣。他日俗益不治。乐正子复见孟子，告之。孟子曰：“吾昔教子谏鲁君耽嗜，与民同之。君反若是，贻民之怨，岂谓与民同邪？且禽必栖于木，鱼必泳于川，使易禽于笼，孰若木之安乎？移鱼于沼，孰若川之乐乎？民居鲁国，若禽之在木，鱼之在川也。鲁君耽嗜，召民于侧，是犹易禽于笼，移鱼于沼也。使民且恐且惧，岂暇耽嗜而同于君乎？吾所谓与民同者，均役于民，使民力不乏；均赋于民，使民用常足。然后君有余而宴乐，民有余而歌咏。夫若此，岂不谓与民同邪？《诗》云：‘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此之谓也。”乐正子复以是谏平公，平公不悦。臧仓曰：“克之所陈，孟轲之言也。曩君欲乘舆出见孟子。臣常谏之。今孟子怨君不见，故教克惑君。君恶信是哉？”平公怒。他日有人告于孟子。孟子曰：“天富道于予，鲁国之君其能穷予乎？”

《孟子·告子下》：“鲁欲使乐正子为政。孟子曰：‘吾闻之，喜而不寐。’”因为乐正子“好善”，孟子认为：“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好善优于天下，而况鲁国乎？”苟不好善，距人于千里之外。君子都走了，小人围上来，这个国家能治理好吗？孟子对乐正子是很欣赏的，对于鲁国任命乐正子，感到十分高兴。

以上这一篇的大意是：鲁国国君听了与民同乐的说法，就准备了很多美酒与乐器，请很多民来喝酒听音乐，民喝得烂醉，结果社会更乱，风俗更不好。孟子认为，鲁君所实行的“与民同乐”，正好相反，落下民的埋怨。禽必须栖息在山林中，鱼必须游在河流中。把民召到国君身边，心理上不舒服，就像让禽关在笼子里，移鱼到小水坑中，不可能有快乐的感觉，只有恐惧。所谓与民同乐，是实行好的政策，让人民过上好日子，那样，他们能够安居乐业，才会感到快乐。这是林慎思对孟子与民同乐思想的发展，也是对后人误解的一种回答。如何正确理解孟子与民同乐的说法，后人可能有过这种误解或曲解。
三·急急导齐
《续孟子·彭更十三》载：

孟子居休，叹曰：“天富吾道，不使齐王用吾。岂吾之过欤？”彭更曰：“夫子何为急急乎？且善医者不自造他户。必待媒而后行，善相者不自俟他颜，必待求而后动。自造他户，虽善医，人不得不疑；自俟他颜，虽善相，人不得不贱矣。今夫子不为齐王用，岂不由自造自俟，而使疑且贱乎？”孟子曰：“噫！汝之言蔽矣。夫路有囊金，迷于夜而不止者，将入寇盗之境，非有仁人导而出之，不能免其害矣。今齐王昏昧，若迷于夜也，寇盗之害将生，乱亡无日矣。吾非不仁之人，安能忍其害生，不导之而出邪？所以急急于齐王，岂以求用为心哉？然而王不用吾所道，是以叹也。讵同医相之心，而怀其利乎？”
“必待……后动”
二十字据《四库全书》本补。《百子全书》本漏。

自造他户，主动到别人家看病。自俟他颜，排队等着给人看相。与教育相似，古代主张有来学，无往教。往教不是尊师重道的表现。《初学记》十四，晋傅玄《朝会赋》：“相者从容，俟次而入。”路有囊金，路上带着钱财的人。囊指钱袋子。这段话的大意是：孟子住在休那个地方，叹息道：“上天赋予我丰富的道理，却不让齐王任用我，这难道是我的过错吗？”彭更说：“先生为什么这么着急呢？而且好医生不会主动到病人家，必定要有人介绍才去的。善于看相的人不主动去给人看相，必定等有人求时才给看。主动上门，即使是好医生，人家也不得不怀疑；主动给人看相，即使是善相者，人们也不得不轻视。你现在得不到齐王的任用，难道不会由于主动上门主动看相，让人怀疑而且轻视吗？”孟子说：“噫！你说的话是片面的。路上有人背着一袋子金，天黑迷路，一直往前走，将要进入强盗地域，如果不是有好人带他出来，难免受害。现在齐王糊涂，就象迷路人，强盗的抢劫将要发生，灾难说不定哪一天就发生。我不是不仁道的人，怎么能忍心这种灾难发生，不引导他出来呢？我对齐王所以这么着急，哪里是想求他任用我呢？但是，齐王不能任用我所倡导的，才这么叹息。这哪能跟看相的、看病的心怀谋利一样呢？”这是说孟子的积极是为社会做出贡献，不是为了谋自己的私利。




作者简介：周桂钿，1943年1月生，福建长乐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哲学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当代著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