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续孟子》一书的解读按语--周桂钿

太阳雨

《梁大夫一》

梁大夫见孟子，问曰：“吾闻夫子教王远利而易以仁义。有诸？”孟子曰：“然。”大夫曰：“吾家有民，见冻饥于路者，非其亲而救之，脱衣以衣之，辍食以食之，及己冻饿几死，是其亲而不救之，而何？”孟子曰：“噫！是大夫从王厚利而薄仁义故也。厚利率民，民争贪欲。苟有独仁义者，宜乎不得全其身矣。昔楚有靳氏，父子相传，以温鸩醉人者，客过其门则饮之，未尝不毙于路矣。卒有孺子能哀客而告之。然后鸩十九不行焉。洎靳氏怒，反鸩孺子矣。然而，靳氏家习不仁也，孺子身盗为仁矣，一身盗为仁，而罪一家习不仁。其家孰容乎？今大夫有仁，能救民之冻饥也。是谓身盗为仁矣。及己之冻饿，不得人之救者，岂非其家不容乎？大夫苟能与王移厚利之心而在仁义，移薄仁义之心而在利，则上下移矣。然后仁义非盗而有也，欲人不容，其可得乎？故《易》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周桂钿按：

一、《孟子·梁惠王》载：“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这一章就是根据这一段内容阐发出来的。

二、大夫说有人去救冻饥的人，当自己冻饥的时候，却没有人来救助。作者根据孟子的思想，作了这样的回答，原因是梁王与大夫都是以“厚利而薄仁义”给人民作了示范。盗就是偷的意思。一个人偷偷地做好事，行仁义，不能改变厚利而薄仁义的风俗。不但不能改变，还必然地要受到迫害。这里借用了墨子的说法：宣传仁义，比自己一个人实行仁义更重要。《墨子·鲁问》载：鲁国有一个叫吴虑的人，说墨子讲义是多余的。墨子说：“子所谓义者，亦有力以劳人，有财以分人乎？”墨子说自己尽力耕地，只相当于一
农民，生产的粮食分给天下人，每人得不到一升粮食。拼命织布，只相当于一个妇女，分给天下，每人得不到一尺。不能解决天下人饥寒的问题。就是参加战争，也只顶一个士兵，无法制止诸侯之间的战争。但如果宣传先王的道，讲圣人的意思，说服王公大人，他们会因此治理好国家，向群众宣传，他们会提高操行，我虽然不从事耕织，功劳比耕织还要大。“虽不耕织，功贤于耕织”。自己做好事，作用很有限，宣传仁义，作用会更大。

三、不讲仁义，自己做了好事，没有人感恩、回报。楚之靳氏传统就是用毒酒（鸩）给客人喝，客人就死于道路上。有一伙计可怜客人，将情况告诉客人。结果多数客人没有中毒。靳氏很气，就将这个伙计毒死。这不但没有人救助，还要受到迫害。这一点是《续孟子》的发挥，创新。

四、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宣传仁义。王公大人（当政者）要将重利之心移到重仁义上，将轻仁义之心移到利上。也就是重义轻利。这样就会移风易俗，建立重义轻利的风气。最后引《周易·说卦》上的话“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梁襄王二》

梁襄王使人求于孟子。孟子再往。襄王仪服不整而见孟子。孟子曰：“《诗》云：‘敬慎威仪，维民之则。’王每见轲若此，何以则民乎？”王曰：“吾以天下未定，国无以安，方惕惕然贮忧乎中，岂遑以威仪为务乎？”孟子曰：“王苟能恩信来其民，必先以容仪正其身。夫礼存不以寒暑也。暑可畏，得以袒肤为敬乎？寒可惧，得以缩臂为恭乎？王谓忧国未安，不遑以容仪为务，何异畏暑而袒肤，惧寒而缩臂邪？苟王忧国既然，则大夫忧家，士庶忧身亦然，咸曰不遑以容仪为务。使上下无仪矣。君臣父子，何以则乎？”梁襄王矍然曰：“吾敬从夫子之教。”
周桂钿按：

一、《孟子·梁惠王》载：“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史记·魏世家》记载这件事，略有不同。它说：“惠王数被于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以羞先君宗庙社稷，寡人甚丑之。叟不远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将何以利吾国？’孟子对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则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则庶人欲利，上下争利，国则危矣。为人君，仁义而已矣，何以利为！’”梁惠王国危，才礼贤下士。

二、孟子见梁惠王三年后，梁惠王卒，梁襄王继位。《孟子·梁惠王上》记载孟子见梁襄王的事：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梁惠王称孟子“叟”，说明孟子已经年老。襄王在位十六年。这里讲“再往”，是接着第一次见梁惠王讲的。《孟子·梁惠王》载：“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渤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稳定本于统一，统一就要求不嗜杀人。以苗遇大旱比喻，人民需要要能给予满足，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从“利国”引伸到“忧国”，从仁义引伸为礼仪。道理相通。这可以说发挥了孟子思想。寒暑不能影响礼仪，忧惧繁忙当然也不应该影响容仪。
《乐正子三》

乐正子见孟子曰：“吾国之君，常耽酒嗜音。俾俗不治。克欲以治道谏之，夫子何以教克？”孟子曰：“鲁君耽嗜，与民同之，则其庶几乎？”他日，鲁平公备樽罍之器，陈金石之音。乐正子曰：“君独好此，致鲁俗不治。不若与民同之，则其庶几乎？”平公遂召致鲁民，卒命樽罍俱执，使金石咸奏。鲁民大酣。他日俗益不治。乐正子复见孟子，告之。孟子曰：“吾昔教子谏鲁君耽嗜，与民同之。君反若是，贻民之怨，岂谓与民同邪？且禽必栖于木，鱼必泳于川，使易禽于笼，孰若木之安乎？移鱼于沼，孰若川之乐乎？民居鲁国，若禽之在木，鱼之在川也。鲁君耽嗜，召民于侧，是犹易禽于笼，移鱼于沼也。使民且恐且惧，岂暇耽嗜而同于君乎？吾所谓与民同者，均役于民，使民力不乏；均赋于民，使民用常足。然后君有余而宴乐，民有余而歌咏。夫若此，岂不谓与民同邪？《诗》云：‘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此之谓也。”乐正子复以是谏平公，平公不悦。臧仓曰：“克之所陈，孟轲之言也。曩君欲乘舆出见孟子。臣常谏之。今孟子怨君不见，故教克惑君。君恶信是哉？”平公怒。他日有人告于孟子。孟子曰：“天富道于予，鲁国之君其能穷予乎？”
周桂钿按：

一、
孟子有与民同乐的说法。借乐正子的名义，说明社会上有人误解此话。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再好的理论，经过误解、曲解，必然变味。

二、
与民同乐，不是让百姓都过君王的生活。即使是美酒嘉乐，也不能共同享受禽在树林，鱼在河川，是禽鱼之乐。禽入于笼，鱼养于池，就不那么自由了。因此，孟子所谓与民同乐，是指“均役于民，使民力不乏；均赋于民，使民用常足。”服役与纳赋，能够公平合理，人民生活不受影响。这一段话的意思是发挥了《孟子·梁惠王下》中所谓“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说法一样。

三、
由于臧仓诋毁，鲁平公没有任用孟子。孟子认为这是天命决定的。臧仓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
《公都子四》

公都子问曰：“吾闻诸齐人言，蚔（读迟）鼃(蛙)所以谏于王而不用，致为臣而去。是夫子之谋邪？”孟子对曰：“然。”公都子曰：“齐人有言曰：夫子能为蚔蛙，不能自为而何？”孟子曰：“齐人安知吾之所为乎？夫吾所以疾脱蛙，蛙非他也，以昵王故耳。汝闻齐姑之欲杀人乎？尝命其妇与焉。妇有不忍从者，呼邻女为谋而脱之。然而邻女不亲于齐妇也。杀人未尝与也。所以为齐妇谋者，齐妇之急也，不为己谋者，于己非急也。今蚔蛙诚犹齐妇也。齐王面南，蚔蛙面北，吾未尝与焉。所以为蚔蛙谋者，于我能急邪？汝信齐人言，齐人安知吾所为乎？”
周桂钿按：

一、试译如下：公都子问：“我从齐国人那里听说，蚔蛙之所以劝谏齐王不被采纳，就辞职走了。这是你的计谋吗？”孟子回答：“是的。”公都子说：“齐国有人说：你能为蚔蛙想办法，不能为自己想办法，为什么？”孟子说：“齐国人怎么知道我的所为呢？我是想赶快脱离蚔蛙。蚔蛙没有别的，就是由于亲昵齐王的缘故。你听说过吗？齐国有一个婆婆想杀人，曾经要儿媳妇一起去。儿媳妇不想服从，叫邻居的姑娘替她想办法摆脱这件事。但是，邻居的姑娘与媳妇的关系不亲密。杀人的事她也没有参与。（邻居姑娘）之所以为媳妇谋划，是由于媳妇着急；不为自己谋划，对于自己来说，不是急事。现在蚔蛙就像那个媳妇。齐王向南坐着，蚔蛙朝北站着，我也没有参与进去。我之所以为蚔蛙谋划，对于我来说能着急吗？你相信齐国人的说法，齐国人哪知道我的作为？”

二、《公孙丑下》：“孟子谓蚔蛙曰：‘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似也，为其可以言也。今既数月矣，未可以言与？蚔蛙谏于王而不用，致为臣而去。’齐人曰：‘所以为蚔蛙则善矣；所以自为，则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

三、后代人对此有过各种评论。四库本《孟子注疏》赵岐注：“蚔蛙，齐大夫，灵丘，齐下邑。士师，治狱官也。……孟子见蚔蛙辞外邑大夫，请为士师，知其欲近王，以谏正刑罚之不中者，数月而不言，故曰：‘未可以言欤？’以感责之也。蚔蛙谏于王而不用，致为臣而去。”注：“三谏不用，致仕而去。”齐人曰：“所以为蚔蛙，则善矣；所以自为，则吾不知也。”注：“齐人论者讥孟子为蚔蛙谋，使之谏不用而去，则善矣，不知自谏不用而不去。故曰：我不见其自为谋者。”注：“孟子言人臣居官不得守其职，谏正君不见纳者，皆当致仕而去。今我居师宾之位，进退自由，岂不绰绰然舒缓有余裕乎？绰裕皆宽也。”居于师宾之位，没有职责，比较自由，所以也不必急于辞行。
《高子五》

孟子将去齐。高子曰：“王欲授夫子室，夫子舍之而去。然王意于夫子不为不厚矣。夫子或缺所以脱，王必补之。今何为不止？”孟子曰：“吾尝观齐王之意也，先有执雅乐之器进于王，王始重之。使奏而未尝乐也。后有执靡声之器进于王，王始轻之，使奏而未尝舍也。然而执雅乐之器者，王虽未弃，王终不能用矣。是执雅声以得罪于王也。今吾以王之未弃也，若受王之禄，居王之室，王终不能（用）矣。是媒吾身以得罪于王也。不亦甚乎？吾幸去，何适而不遇哉？孔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周桂钿按：

一、孔子、孟子儒家学说，都是强调发挥自己的作用，为社会国家作出自己的贡献，然后来享受相应的物质利益。无功不受禄，不贪，成为儒家立身的一项重要原则。

二、孟子观察的结果：齐王对雅乐之器感兴趣，对雅乐不感兴趣；对靡声之器不感兴趣，对靡声感兴趣。必然的后果是，不抛弃执雅乐之器者，终不能用，是由于雅声得罪齐王。同样，对于孟子也会是这样的，听说是贤人，表示感兴趣，对于孟子所要提倡的王道不感兴趣。既然不可能被用，那么受禄居室，就是无功受禄。根据“邦无道，谷，耻也”的原则，出走是应该的。

三、西汉刘向《说苑》卷四记载孔子拜见齐景公，齐景公表示要发给他俸禄作为生活费用，孔子推辞，不肯接受。他出来对弟子说：“我听说君子立功受禄，现在，我给齐景公提了一些建议，他并不想实行，又要给我俸禄，太不了解我了！”他就率领弟子们离开齐国。孔子离开齐国，与孟子离开齐国，道理一样，士有独立人格，不是来要饭的，是来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的，施展抱负的。儒家的义利之辨，特别在这里得到充分表现。只要有利可图，什么事都做得出来，那是没有摆正义利关系的。过去批判重义轻利，批评“存天理，灭人欲”，都是没有正确理解的情况下乱批。
《公孙丑六》

孟子去齐反邹，止于昼，公孙丑、高子从。昼人有惑于孟子曰：“齐王能悔过修德，日新其道。邹之民闻于路。夫子何适哉？”孟子不怿，径（经）宿于昼。高子以为孟子信昼人之言，而欲不行。乃谓公孙丑曰：“昼人之言于夫子，夫子信乎？”公孙丑曰：“诺。予请问之。”入曰：“众人之言，信伪孰多？”孟子曰：“伪多。”曰：“能言天不覆地不载乎？”曰：“甚于斯言。天不覆地不载，是露其机而先见其伪。先见其伪，欲惑于人，其可得乎？隐其机而难知其伪，欲人不惑，其可得乎？且设穽于野，隐其机也。兽不知其防，则触而入矣。设伪于国，隐其机也，人不知其防，则触而入矣。”曰：“孰不惧邪！”曰：“君子周防其身，何惧？”公孙丑出，曰：“夫子不信昼人之言哉。”
周桂钿按：

一、径，《百子》本误为经。原文大意是：孟子离开齐国返回邹，中途停留在昼。公孙丑和高子随从。昼人告诉孟子说：“齐王能够悔过修德，经常更新自己想法。”孟子便在昼住下，高子以为孟子听信了昼人的话不想回去了。问公孙丑，公孙丑去问孟子：“众人的说法，真假哪个更多？”孟子说：“假的多。”天覆地载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公孙丑就问：“能假到说天不覆地不载吗？”孟子说：“比这更厉害。天不覆地不载，一说出来，大家都知道那是假的。明白是假的，想骗人，能行吗？假像隐藏起来，不容易发现假的，要想不被骗，就不那么容易了。在野地设陷阱，并加伪装，野兽不知道防备，一接触就陷落进去。在国家也设这样的陷阱，人们不知道防备，也会陷落在阴谋圈套中。”公孙丑说：“这谁不惧怕呀！”孟子说：“君子周到防身，惧怕什么？”公孙丑出来，告诉高子说：“夫子不信昼人的说法。”

二、孟子讲：“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书上的说法，当然比道听途说的更加严肃，仍然需要分辨。孟子的批判精神，与马克思“怀疑一切”的格言是相通的。不容怀疑，是在专制与迷信的环境下才是正常的观念。

三、不容怀疑，如何创新？真东西怎么会害怕怀疑？

四、孟子讲君子周防其身，那是不容易的。入陷阱，上钓勾，不是贪小利，就是太轻信。见利思义，听话分析，多问几个为什么，上当的事就自然会少一些。
《屋卢子七》

孟子适任见季子。喜欲授孟子禄，孟子辞而去。屋卢子怃然曰：“连敢问：昔夫子居邹，任君尝以币交之。夫子受；今之任，任君复以禄授之，夫子不受，何也？”曰：“汝闻孔氏不疑之盗乎？不疑，宋人也。好馈食于士。士有馆于孔氏者，未尝不罹其盗焉。然而不疑岂真盗邪？宋有无肖之氓矣，不疑非好士邪，反贻盗之名矣。今任君待吾，诚有孔氏好士焉。左右无肖，非为任君盗邪。吾今罹盗之人也。吾苟不去，未始能报任君也，适足以贻任君为盗之名。”
周桂钿按：

一、《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载：“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皥与有济之祀。”杜预注：“习，主也。大皥伏羲四国，伏羲之后，故主其祀。任，今任城县也。”《左传》襄公三十年：“羽颉出奔晋，为任大夫。”杜预注：“任，晋县，今属广平郡。”《左传》昭公四年载：“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注：“仍、缗皆国名。”仍即任，古通。季子是任君。季子授予孟子禄，也就是发薪水。孟子不接受，就离开任。屋卢子不理解，提出问题：孟子在邹时，任君曾经用货币来表示交好，孟子接受了。现在到了任，任君再用禄授予孟子，孟子不接受。为什么？为了说明问题，孟子举例说：宋国有孔不疑，喜欢招待士。士住在孔氏家，没有不被盗的。但是，宋不疑根本不是盗贼，是宋国有不肖的人。不疑是好士的，却落个盗贼的名声。现在任君对待我确实是真诚的好士，他身边也有不肖人，不是任君为盗。我被盗，如果不走，不但不能报答任君的好意，却会给任君留下盗贼的名声。无肖即不肖，氓即民。无肖之氓，就是地痞流氓，或刁民。
二、
做好事，安排不周到，反而会导致坏名声。自己有好心，手下人没有教育好，自然也会妨碍自己的名声。守土有责，一地方出现事故，经常与当地长官有联系，或者有关系。
《咸邱蒙八》

咸邱蒙问曰：“吾闻诸仲尼，立身扬名，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舜瞽叟有不父之名，何也？”孟子曰：“瞽叟不父，天显之也。天生大孝于舜，使化天下之人也，故不生于帝裔，而生于庶人，不事于常父，而事于瞽叟。生帝裔则身先贵也。身先贵，则何以育兆人乎？事常父则心先安也。心先安焉能成大化之节乎？是以取庶人之穷以处舜，则使舜无怠矣。命瞽叟之恶以化舜，则舜无怨矣。然后率天下之为人子者，得以化舜则使邪。戒天下之为人父者，得不惩瞽叟之恶邪。所以舜有大孝之名，由瞽叟化之。瞽叟有不父之名，由天显之。”
周桂钿按：

一、《孝经》上说“立身扬名，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而舜是孝子，他的父亲瞽叟却有坏名声。这是怎么回事？咸邱蒙提出这样的问题。孟子的解释是借天说事。如果舜生于贵族，对广大群众就没有教育意义。如果父亲很正常，父子关系很协调，很一般，也就没有典型性。因此只有生于平民，父亲又特别恶劣，而舜能做到孝顺，这样就有典型的教育意义。一边教天下子女孝顺，一边诫天下父亲以教训。
《齐宣王九》

齐宣王问于孟子曰：“吾欲任忠去邪，用得其当，唯左右前后，贤不肖孰辨邪？”孟子曰：“用之而已矣。”王曰：“恶知可用而用乎？”曰：“王诚不见所以用也。夫材既伐矣，离于山谷，处于庭庑，久则圩墁以封，苔藓以周，目之于外，诚不分其松栎也。在斧以削之，斤以斲之，索其内然后辨矣。贤不肖在王左右诚久矣，进退以恭，言容以庄，目之于外，诚不分其贤不肖也。在禄以诱之，劳以处之，索其内然后辨矣。王敬不用，则贤不肖，何以别乎？”
周桂钿按：

一、齐宣王问孟子：“我想任用忠贤，去掉奸佞，任用适当的人。在我身边的人，如何辨别贤与不肖？”孟子六：“任用他们就行了。”王说：“怎么知道他们可以任用而任用他们呢？”孟子说：“王确实看不到任用的根据。木材砍伐以后，离开山谷，放在庭院中，时间一长，灰土遮盖，长满苔藓，从外表看，确实分不清松木与栎木。用斧头砍削，看到木材内部，就可以分清楚了。贤良与不肖在你身边，进退恭敬，言行端庄，从外表确实分不出贤良与不肖。用利禄引诱他，把他放在劳累的地方，就可以从他内心的想法来辨别。你对他们很尊重，就是不用，怎么辨别贤良与不肖？”在用中分别贤良与不肖，这是千古不易之理。
《万章十》

万章问曰：“夫子所谓禹、稷、颜回同道，使易地则皆然。然则禹以治水之功著，使回易禹，其能治水乎？稷以播种之功著，使回易稷，其能播种乎？”孟子曰：“恶！是何言欤？夫山者狩，水者渔，皆捕于物也。善捕于物。使狩反于水，必能为渔焉；渔反于山，必能为狩焉。禹、稷居平世而显其功，非山者狩乎？颜回居乱世而守其道，非水者渔乎？苟禹、稷游于孔门，名不后于四科必矣。其与狩者反于水。渔者反于山，何以异乎？”
周桂钿按：

一、万章，孟子弟子。孟子曾说禹、稷、颜回同道，假使交换环境，都可以做出一样的功绩。他提出疑问：“禹治水立功，颜回如果在禹的条件下，也能治水吗？稷以播种立功，让颜回在稷的条件下，能播种吗？”孟子的回答是能。用渔猎作比喻，在山上打猎，到河里捕鱼，一样是获取猎物。只要善于猎物的，使打猎的到江河去，就一定也能捕鱼；善于捕鱼的到山上也必定会打猎。禹、稷生活在太平社会，显示他们的功绩，这不是在山上打猎吗？颜回居乱世守着王道，这不就是在河里捕鱼吗？如果禹、稷到孔子那里学习，名字也一定不会排在四科的后面。这就是打猎的到河里去。捕鱼的到了山上，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说颜回如果在那个太平社会，自然也会显示功绩的。

二、有的人是能力强，智慧高，到什么环境下，也都能做出突出贡献。同时也有一些人是偏才，无可替换。例如聂卫平下围棋几连冠，被封为棋圣。郎平是在世界女排五连冠中成为世界著名的扣球手，号称“铁郎头”。他们互换位置可能就不行。人的身体素质、精神状态、性格特征以及内在气质，都有一定的特殊性，甚至是非常个性的。由这些特殊性决定了适应环境的范围和层次。并非可以完全通用的。同样，思想也是以适应社会需要来评价的，没有一套理论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任何理论的作用都在于启迪人的智慧，没有可以照搬照抄的教条。

《宋臣十一》

孟子问宋臣曰：“子之王于民何如？”曰：“抚之。”曰：“何以抚邪？”曰：“民未及歉，则开廪以赈之，不使民歉也；民未及寒，则散帛以给之，不使民寒也。”孟子曰：“吁！子之王曾不若鲁民也。子知鲁民善教子取薪乎？南山百里有薪也，北园百步有薪也。命子曰：‘汝採薪，欲山乎？园乎？’其子曰：‘园近，愿採诸园。’鲁民曰：‘汝勿以近为易而採也，勿以远为难而不採也。且近是我家之薪，远是天下之薪也。我家之薪，人不敢採之。以天下之薪尽，则我家之薪存焉。天下之薪，汝胡不先採之？以我家之薪尽，则天下之薪何有哉？’子之王于民犹此也。民有耕织，犹南山有薪，不待取其耕织，而赈之、给之，是知鲁民教子乎？以恩乐于民，不知民乐为惰。民惰则何取乎？”
周桂钿按：

一、安抚人民，当然是王道的重要内容。但是如何安抚，则是相当复杂的问题。宋臣所说的国王，在民没有灾害的时候，就开仓赈济人民，在民没有寒冷的时候，就将帛散给民。使人民没有饥寒之苦。孟子说这种做法还不如鲁国平民的水平。鲁国平民怎么教育儿子取薪的？南山一百里处有薪，北园一百步远有薪。鲁民问儿子：“你取薪，想去南山，还是去北园？”儿子说：“北园近，所以想去北园取薪。”鲁民说：“你不要只想到近处容易取薪，不要因为远处困难而不去取。另外，近处是我们家的薪，远处是天下的薪。我们家的薪，别人不敢来取。天下的薪取完了，我们家的薪还留着。天下的薪，你为什么不先去取呢？我们家的薪取完了，天下的薪还有吗？”孟子认为，民耕织，就像南山的薪，不等他们从耕织中获得（粮食与布帛），就给予赈济。这知道鲁民的教育教育吗？用施恩来使民快乐，不知道民快乐以后就变得懒惰了。民懒惰，从哪儿能够取得（粮食与布帛）？

二、儒家讲大德与小惠的道理，在这里也得到表达。同类的事情还有：《孟子·离娄下》载：“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子产任郑国相，主持郑国政务。溱、洧是两条河，由于没有桥梁，人们不能过河。子产用自己的马车放在河中，让人们过河。（可谓方便群众。）孟子认为这种做法只能叫做“惠”，即给一些人带来好处，还不能说真正知道“为政”即执政。周朝规定每岁十一月修筑小桥，十二月修大桥。（周历比夏历早两个月，周历十二月即夏历十月。这是农忙以后的时间。）发动并组织农民修筑桥梁，解决群众的过河问题。这件事做好了，人民就没有发愁过河的。所有群众过河的问题都解决了，就不必用自己的马车放在河里当桥用。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做好，全国有许多河流，国相有那么多马车吗？可见国相的马车所能解决的问题就非常有限。马车是当政者的工作需要，是为了减少在路上耽搁的时间。如果马车放在河里当桥用，影响了国相的用车，会影响政务。当政者只要做好政治，出门时，让路上行人避开，也是可以的。这样虽然给一般行人带来一些不便，却可以减少国相在路上耽搁的时间。孟子认为这也是需要的。哪能让每一个人都感到方便呢？那样的话，你的时间就不够用了。国相做不好政务，将会使百姓遭到更大的损失。不过，孟子讲的是道理，群众也是可以接受的。

三、朱熹注这段话时说：“惠，谓私恩小利。政，则有公平正大之体，纲纪法度之施焉。”（《四书集注·孟子·离娄下》）惠，就是小惠，是指按个人的意思给少数人特殊的小利益。政，就是为政，执政，行大德的政治。为政就需要公平正大地实施纲纪法度，使全体人民都能得到好处。他的马车有限，需要渡河的地方很多，不能根本解决群众的普遍问题。朱熹注曰：“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悦其意，则人多日少，亦不足于用矣。诸葛武侯尝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同上）为政如果没有法度，规则，谁来要求什么，就答应什么，不按规定，破坏规矩，给他好处以讨他的喜欢。对这个人有了私恩，这叫小惠。他高兴了，如果人人都这样要求，就不能都给予满足。诸葛亮曾经说过：“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答惜赦》，《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注引《华阳国志》文）要用大德治理社会，不能用小惠治理社会。诸葛亮讲的是赦的问题，即赦免罪犯。赦免犯人无罪，对于犯人来说，似乎施了恩惠，但对于受害者来说，却不是好事，使坏人不能受到应有的惩罚。诸葛亮提到匡衡、吴汉都不同意实行赦免。《汉书·匡衡传》载：汉元帝问以政治得失，匡衡上疏说：“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即使每年都实行赦免，也很难做到刑罚设而不用。后来他又上疏提到“不以私恩害公义”，仍然是这一思想。《后汉书·吴汉传》载：吴汉在弥留之际，跟皇帝说了最重要的话：“臣愚无所知识，唯愿陛下慎无赦而已。”只希望皇帝千万不要赦免。当时的现实是，政府经常赦免罪犯，皇帝以为做了好事，却成了东汉时代行政中的一大弊端。王符在《潜夫论·述赦》中说：“今日贼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数赦。赦赎数，则恶人昌而善人伤矣……大恶之资，终不可化，虽岁赦之，适劝奸耳。”经常赦免犯人，只能鼓励坏人，伤害善良平民。损害人民利益最严重的就是频繁赦免罪犯。有的罪犯三番五次杀人，又三番五次地被赦免，赦免后没有改过的表现，反而更加疯狂地报复。有的已经杀了几十人，还被赦免，“身不死则杀不止”，都是因为赦免造成的。陈元方、郑康成经常与先帝即刘备讲到治乱的问题，从来未提及赦免的问题。刘表父子虽然每年都赦免一批犯人，对于治理又有什么帮助呢。朱熹认为诸葛亮的说法是正确领会了孟子思想的精神实质。小惠治世，老实人吃亏，爱哭的小孩多吃奶，爱吵的人占便宜。无原则地给少数人好处，坏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善良百姓得不到保护。当政者不能出以公心，不能主持公道，不能“平其政”，不能公平地处理政务，特别是与群众有关的所有事情，就不能树立当政者的威信。总之，儒家主张实行“大德”，忌行“小惠”。这是君子之道。行小惠者，是小人之道。“执政为民”，就是要公平地处理政务，才能真正做到为民。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是儒家提倡的君子之道，是诸葛亮讲的“治世以大德”。

四、《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第十章载唐太宗与群臣对话，是很有意义的政治对话。内容如下：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隋时百姓纵有财物，岂得保此？自朕有天下已来，存心抚养，无有所科差，人人皆得营生，守其资财，即朕所赐。向使朕科唤不已，虽数资赏赐，亦不如不得。”魏徵以晋文公为例佐证唐太宗的看法。他说：“晋文公出田，逐兽于砀，入大泽，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渔者，文公谓曰：‘我，若君也，道将安出？我且厚赐若。’渔者曰：‘臣愿有献。’文公曰：‘出泽而受之。’于是送出泽。文公曰：‘今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也？愿受之。’渔者曰：‘……今君出兽砀，入至此，何行之太远也？’文公曰：‘善哉！’谓从者记渔者名。渔者曰：‘君何以名？君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国，慈爱万民，薄赋敛，轻租税，臣亦与焉。君不尊天，不事地，不敬社稷，不固四海，外失礼于诸侯，内逆民心，一国流亡，渔者虽有厚赐，不得保也。’遂辞不受。”这里提到的“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国，慈爱万民，薄赋敛，轻租税”就是当时人认为做好政治工作的具体内容。政治做好了，渔者也能享受太平；政治做不好，天下大乱，一国流亡，渔者虽然得到厚赐，也保不住。做好政治是大德，厚赐渔者是小惠。这个渔者很有政治眼光，深明大义。史学家记载此事，也是深明大义的。有人想研究平民哲学，我不知道这个渔者的说法属于平民哲学，还是精英哲学？子产用自己的马车给行人渡河，晋文公厚赐渔者，东汉时代皇帝经常赦免罪犯，在儒家看来，都属于“小惠”，偶尔做一下，未尝不可。但是，如果以为这就是政治的全部，或者以为这就是最好政治的主要内容，那就错了。实行儒家所说的“大德”，就是首先要解决全体人民的温饱问题，其次要重视教育工作，全面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知道如何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维护社会伦理，稳定社会秩序，构建和谐社会。与此同时，要健全法制，严格执法，惩治罪犯，清除腐败，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历代儒家政治理论中所共有的观点，是孔子、孟子、贾谊、匡衡、桓潭、吴汉、王符、诸葛亮、魏征、武则天、朱熹、王夫之等历代政治思想家的一种共识。

五、冯友兰冯友兰讲的四种境界，最高的境界是天地境界，按《老子》的说法，就是天地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以百姓为刍狗，也就是孔子儒家所讲的大德。道德境界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解决小问题，个别人的具体问题，主要体现在物质方面。大德体现在长远的、全局的、根本的利益上。宋臣所描述的国王就是给民以小惠，孟子讲的则是大德。
《庄暴十二》

庄暴问孟子曰：“鲧遭舜殛，禹受舜禅，其为孝乎？”孟子曰：“禹之孝在乎天下，不在乎一家也。夫鲧遭舜殛，公也。禹受舜禅，亦公也。舜不以禹德可立而不殛鲧，是无私于禹也。禹不以父雠可报而不受禅，是无私于舜也。且舜哀天下之民于垫溺也，命禹治之。禹不能私一家之雠而出天下之患也。此非禹之孝在乎天下，而不在乎一家欤？苟私一家之雠，而忘天下之患，则何以为禹之孝？故孔子曰：‘禹无间然矣。’其是之谓乎！”
周桂钿按：

一、庄暴见于《孟子·梁惠王下》，讨论与民同乐的问题。让百姓与王同乐。如果王乐，百姓却“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这就不是与民同乐。百姓生活有了保障，听到国王音乐、车马之声，就很高兴。这才叫与民同乐。

二、这里讲公私关系问题。出于公心，禹不以杀父而不受命治水，舜不以罪人之子而不授命。舜、禹之心都在于天下百姓。这才是大孝。后世人多重于家仇，忘了天下之患，只有小孝，而无大孝。
《彭更十三》

孟子居休，叹曰：“天富吾道，不使齐王用吾。岂吾之过欤？”彭更曰：“夫子何为急急乎？且善医者不自造他户。（必待媒而后行，善相者不自俟他颜，必待求而后动）。自造他户，虽善医，人不得不疑；自俟他颜，虽善相，人不得不贱矣。今夫子不为齐王用，岂不由自造自俟，而使疑且贱乎？”孟子曰：“噫！汝之言蔽矣。夫路有囊金，迷于夜而不止者，将入寇盗之境，非有仁人导而出之，不能免其害矣。今齐王昏昧，若迷于夜也，寇盗之害将生，乱亡无日矣。吾非不仁之人，安能忍其害生，不导之而出邪？所以急急于齐王，岂以求用为心哉？然而王不用吾所道，是以叹也。讵同医相之心，而怀其利乎？”
周桂钿按：

一、红色字是根据《四库全书》本补的。《百子全书》本漏此二十字。

二、自造他户，主动到别人家看病。自俟他颜，排队等着给人看相。与教育相似，古代主张有来学，无往教。往教不是尊师重道的表现。《初学记》十四，晋傅玄《朝会赋》：“相者从容，俟次而入。”路有囊金，路上带着钱财的人。囊指钱袋子。
《陈臻十四》

陈臻问曰：“尧有天下，皆谓比屋可封，然而四凶在庭，亦可封邪纣有天下，皆谓比屋可诛，然而三仁在侧，亦可诛邪？”孟子曰：“以其大而举之，不以其小而废之也。尧之仁也，化天下皆如尧之仁矣。不以四凶不可封，而废天下可封也。纣之戾也，化天下皆如纣之戾矣，不以三仁不可诛，而废天下可诛也。且举目于洪海，必曰‘水弥天’矣。虽旁有洲岛，岂能废弥天之言乎？驰心于巨岳，必曰‘势接霄汉’矣，虽上隔空虚，岂能废接霄汉之言乎？比屋可封，若洪海弥天也。四凶犹洲岛矣。遥望弥天，孰计洲岛邪？比屋可诛，若巨岳接霄汉也。三仁犹虚空矣。仰见霄汉，孰计虚空邪？所谓以其大而举之，不以其小而废之。不亦昭昭欤？”
周桂钿按：

一、所谓比屋可封，比屋可诛，都是讲大体的情况，并非绝对的。后人的理解总是绝对的。董仲舒讲“春秋无义战”时也提到曾有两次义战，但在二百多年几百场战争中，说没有也可以。数百亩地中只有几株苗，说无苗也是可以的。

二、这是语言问题。所有语言都不能作这样绝对的理解，要知道一个民族的语言习惯，以及谈话的语境。在海洋上看到水与天相联，实际上并不相联。看到大山上与天接，实际也不接。特别一些文学语言常有这类问题，从汉代开始就有人把文学语言当作实事，遭到当时哲学家的批判，王充《论衡》就是批判误解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