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林慎思及其《续孟子》--黄世鼎

上官华蔚

孟子是战国时期的伟大思想家，他继承和发扬了孔子思想，为儒家学说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因此人们把他尊为“亚圣”。表现孟子的思想和理论主要从《孟子》七篇中体现出来。《孟子》七篇主要记录了孟子的谈话，是孟子和其弟子共同所著。无独有偶，过了一千年，有个林慎思撰写《续孟子》一书。

林慎思，字虔中，号伸蒙子。唐·长乐县崇贤乡钦平里（今长乐市潭头镇大宏村）人，生于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小时林慎思与四位兄长就读于筹峰山德成岩“坑湖草堂”。五兄弟勤奋好学，陆续登科高中进士，时称“五子登科”，唐懿宗赐其匾书“兰桂同芳”。一门五进士，这在长乐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咸通五年（864）林慎思荐礼部试不第，退居长安槐里精思研著《伸蒙子》三卷、《续孟子》二卷等书。

林慎思为什么要撰写《续孟子》二卷呢？他在《续孟子》自序中说得一清二楚：“《孟子》书先自其徒记言而著，予所以复著者，盖以孟子久行教化，言不在其徒尽矣，故演作《续孟》”。言下之意是：《孟子》一书，是孟轲的学生公孙丑、万章等人记录老师孟子言行的书，但没有把孟子观点很完整地表达出来，更主要当时儒家观点快要“斩而不传。”他要倡导“仁”言，以治时病，挽救危局，振兴唐室。

过五年，即咸通十年己丑（869），慎思登归仁绍榜进士，这时慎思才二十五岁。第二年再试，中宏词拔萃科第一，誉满京都，并得到懿宗皇帝的赏赐。应该说，林慎思在科举道路上是一帆风顺的，但时局每况愈下。林慎思中举才三年，即公元873年，宦官杀死懿宗长子，立12岁李儇为太子，同年李儇即位，即僖宗皇帝。少年皇帝登基时，曾经辉煌一时的大唐皇朝已满目疮痍，整个国家充满各种矛盾，其中宦官与朝臣矛盾尤为突出，当时年少皇帝权力被宦官田令孜所取代。李儇即位提拔他为枢密使，还当上了左神策军中尉，他专横跋扈，残害忠良。于是掌权的宦官与朝臣的矛盾日益突出，甚至不能坐在同一张板凳上办公，朝臣在皇宫南边办公，宦官在皇宫北边办公，史称“南衙北司之争”。

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僖宗皇帝在宦官教唆下，整日沉湎酒色，吃喝玩乐，这时“贞观长歌”已被靡靡之音所替代。宫廷之外，各地饥荒连年，但州县仍催征勒索，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当政治昏暗百姓无法生存的时候，便铤而走险，揭竿而起，李儇即位第二年，即公元874年，王仙芝和黄巢就分别起义。

林慎思登第后，初授秘书省校书郎，赴召为兴平县尉。咸通末，官升尚书水部郎中，掌管全国水利、河运、渔捕等政令。他与莆田人余镐（字周京，他与慎思同科登第）等忠直之士，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屡次上书，谏君劝政。忠言逆耳，皇帝不但不听，反而恼羞成怒，把林慎思贬为长安万年县令。

长期受儒家正统思想熏陶的林慎思忍辱负重，施仁政，爱黎庶。正如唐·黄璞所说：“治邑有最声，民怀其惠。属兵兴，科敛百出。它邑皆事严束，鞭笞肆行，人不堪命。独万年行之以宽。大使数趣督，且怵以危法，毅然不为动，民力纾，大吏亦心服不敢按发，（引自唐·黄璞《唐宏词进士水部郎中伸蒙公行状》一文）

公元880年，黄巢的起义军，成了燎原之势，一路过关斩将，势如破竹，直抵长安城下。僖宗皇帝束手无策，与田令孜等仓皇南逃，公元881年，僖宗一行抵达成都。这时要慎思何去何从呢？“广平元年，黄巢陷长安，慎思领兵出战，力不支欲自刭，贼执之，逼降，慎思踞床大骂，北面稽首，遂遇害，年三十七。”（引自《长乐县志·名臣列传》）林慎思身体力行，表现了孟子所说的大丈夫英雄气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章句下》）是《续孟子》一书最好的写照，是“文如其人”最好的注脚。他“舍身取义”的高风亮节与东汉末年拟撰《论语》一书的杨雄不能同日而语，正如为《续孟子》题跋的黄尧臣所说：“汉杨雄拟《论语》，作《法言》既而背汉仕莽，是雄非特汉罪人，固圣门之罪人已。”（引自《三山逸民黄尧臣翼仲跋》一文）与他同朝为官的余镐，这时正隐居家乡莆田的黄石，当他听到林慎思噩耗时，百感交集，写下了催人泪下的诗句：“接翅十年同抗疏，投荒万里独登楼。常山忍为孤城死，睢水空存百战谋。菡草漫从灰裹觅，嘤声长向梦中求。欲知后死今何事？已在莆中买钓舟。”（唐余镐《哀林虔中》诗引自清梁章钜《长乐诗话》）。

“舍身取义”这一成语意思是为了正义事业而献出自己的生命。由于时代不同，阶级不同，对“正义”事业的含义也是不同。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以儒家正统思想为治国方略，孔孟之道即儒学凌驾于诸子之上，成为“经学”，是封建社会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指导思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林慎思生活的唐代，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甚至，政权也是按儒家思想组织起来。林慎思著书《续孟子》弘扬儒学，他要历精图治，使国家强大统一，百姓安居乐业，永保封建皇朝江山社稷。他的舍身取义精神在人民心目中，就是忠义气慨和爱国的风范，尤其是在残暴敌人面前，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值得人民永久的怀念。

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仁学”。“仁学”主要表现为仁、义、礼、智四方面。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而林慎思另辟蹊径，补充和完善了孟子的学说。

孟子的仁政学说，极力主张“法先王”、“行仁政”，省刑薄税，赈民救灾，达到“黎民不饥不寒”。他极力反对兼併战争，救民于水火。他大力宣扬国君与百姓“同忧同乐”的观点，林慎思强调了孟子的“同忧同乐”观点要国君“施仁政”。不是像鲁平公那样“备樽罍瘖之器，陈金石之音……吾所谓与民同者均役于民，使民力不乏，均赋于民，使民用常足，然后君有余而宴乐，民有余而歌咏，夫若此，岂不谓与民同邪？”（引自《续孟子·乐正子三》）《易》一书中说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是人们立身处世的准则。行仁义与不仁不义是水火不相容的，它与亲情亲缘无关，林慎思在《续孟子·梁大夫一》篇章中以两个正反例子，加以说明孟子的观点。其一，“吾家有民，见冻饥于路者，非其亲而救之，脱衣以衣之，辍食以食之。及已冻饿几死，是其亲而不救之而何？”其二，楚国有靳氏这个人，用鸩酒醉人，有客人喝了此酒，走到半路就倒毙。靳氏儿子于心不忍，暗地里告诉客人，不要饮此酒，以免上当受骗。当靳氏知道是儿子从中“作梗”时，不念父子亲情竟用鸩酒毒死儿子。“仁学”是孔子提出的。孔子正处在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从社会总体来看，还是血缘关系的宗族为基本形式，血缘近就亲，血缘远就疏，“忠恕、”“孝悌”就是美德，即“亲亲为仁”。林慎思指出孟子对“仁”有新的见解，他打破“亲亲为仁”的框框。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学”，但有所突破，并加以发展。

“仁”与“义”是一对孪生兄弟，“义”同样是人们立身处世的道德标准。主要表现“忠恕”和“孝悌”方面。从众多以“义”字为核心的成语就可见一斑，如“舍生取义”、“当仁不让”、
“大义灭亲”、“不徇私情”、“行侠仗义”“义不容辞”、“义愤填膺”、“义无反顾”、“义形于色”、“义正辞严”、“义薄云天”等。

林慎思《续孟子》一书可贵之处，就是挖掘出孟子对“忠恕”、“孝悌”评定标准，泾渭有别，是非分明。

鲧，传说中原始时代的部落首领，奉尧命治水。他用筑堤防水的方法治水，九年未治平，被舜杀死在羽山。于是，舜命令鲧的儿子禹治理洪水。据后人记载，他领导人民疏通江河，兴修沟渠，发展农业。在治水十三年中，三过家门而不入。后以治水有功，舜“禅位”给他。禹当仁不让，欣然接受，成了舜的继承者。“鲧遭舜殛，禹受舜禅，其为孝乎？”庄暴以此请教孟子。林慎思认为一个人的行为对国家、人民有利就是“大孝”，个人恩怨不在话下：“夫鲧遭舜殛，公也。禹受舜禅，亦公也！舜不以禹德可立而不殛鲧，是无私于禹也；禹不以父仇可报而不受禅，是无私于舜也。”（引自《续孟子·庄暴十二》）。

在《续孟子·咸丘蒙八》一章中也说明了舜之所以“有大孝之名”，是因为舜宽洪大量，不计前嫌、善待父兄。他的行为感化了天下人。

“礼”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孟子认为待人接物及处理家国大事，都应该怀着恭敬辞让之心，同时还抱着是非之心，坚持个性，不能随波逐流。孟子平时坚持非礼之召则不往。《孟子·公孙丑下》记载这样一件事：孟子初到齐国，齐王以病为托辞，不亲自来咨询政事，而是派人召见他。孟子也辞以疾，不去朝见。事后对人说其实自己没有病，后来齐王派人来问病，孟子仍然不去朝见。林慎思在《续孟子·梁襄王二》却补充记载这样一件事：梁襄王派人求教于孟子，孟子欣然前往。襄王愁眉不展、衣冠不整接见孟子。孟子认为襄王有失体统，襄王以国家不安定，无暇顾及礼仪为托。孟
子义正辞严：“苟王忧国既然，则大夫忧家，士庶忧身亦然，咸曰不遑以容仪为务，使上下无仪矣！君臣父子，何以则乎？”从这则事例说明，“礼”不仅是处世的态度，而且是治国不可缺少的仪式。“礼”是孟子重要性的言论，实实在在地扎根在人们心中，“黄石公传授张良天书”、“关云长千里走单骑”、“刘备三顾茅庐”等家喻户晓故事的内涵，无疑是受孟子思想的启迪。

是非之心是“智”的开端。由于孟子爱憎分明、是非分明，为此孟子处理问题豁达大度，辨别事物超群绝伦。这方面林慎思给予多方面补充。要施仁政，要求国君尊贤使能。如何选才人呢？孟子认为不能以近臣、大夫之意为准，应听国人意见：“左右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引自《孟子·梁惠王下》）林慎思完善了孟子通过实践中发现人才的观点，这样可比：“夫材既伐矣，离于山谷，处于庭庑。久则圩墁以封，苔藓以周，目之于外，诚不分其松栎也。在斧以削之斤以砾之，索其内然后辨矣！”（引自《续孟子·齐宣王九》）反之亦然，贤才能否得到重用，这是关键问题。禹年老的时候，准备让位给治水有功的伯益。但是，禹死后，他的儿子启杀死伯益，继承禹的位置，开始了“家天下”。从此，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春秋战国时期各诸候国为了家天下的江山社稷，都想得贤才辅佐，以便称霸称雄。于是各国君主在口头和行动上都有所表现。但贤才能否得到重用，要打个问号。孟子只要通过察言观色及待人接物态度，来揣摩国君对贤才是否重用。这一明智之举却被孟子学生忽略了，林慎思娓娓道来：孟子将去齐国。齐王准备把房舍给孟子，以便久住，并扬言孟子需要东西，会及时补给。但孟子不去齐国。他以献乐器为喻，自己去齐国不会得到重用：“吾尝观齐王之意也，先有执雅乐之器进于王，王始重之，使奏而未尝乐也。后有执靡声之器进于王，王始轻之，使奏而未尝舍也。然而执雅乐之器者，王虽未弃，王终不能用矣，是执雅声以得罪于王也。今吾以王之未弃也，若受王之禄居王之室，王终不能用矣，是媒吾身以得罪于王也，不亦甚乎？”（引自《续孟子·高子五》）。

林慎思的《续孟子》同样也是十四篇，不同之处，只是《孟子》十四篇，只有七个标题，每个标题分为上下卷，为此《孟子》书亦称“孟子七篇”。而林慎思的《续孟子》每篇单独立标，计有十四道标题。

长于论辩是《孟子》文章的特征。在辩论中采用譬喻、类比推理是孟子贯用的手法。对此，林慎思心领神会，得心应手。在《续孟子》十四篇中比比皆是，今举《续孟子·宋臣十一》一文，加以说明：有的国君“民未及歉，则开廪以赈之，不使歉也，民未及寒，则散帛以给之，不使民寒也。”孟子对这样举措，予以否认。在此以往，黎民百姓不图奋发，养成惰性。林慎思巧用设喻、问句表明自己的观点。“南山百里有薪也，北园百步有薪也，命子曰：‘汝采薪，欲山乎？园乎?’其子曰：‘园近，愿诸园。’”其子回答是人之常情，砍柴岂有舍近就远之理？但最终效果适得其反。园的柴砍光了，再去山上砍柴，山上的柴早被人砍光！接着指出国君举措使百姓不劳而获，养成惰性。林慎思在这里巧妙地设喻、问句手法，欲擒故纵，引君入彀。

《孟子》七篇，是孟子和其弟子共同所著，主要记叙孟子谈话内容，反映孟子对儒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是划时代著作。对《孟子》一书推崇备致的南宋朱熹只是把《孟子》与《大学》、《中庸》、《论语》合为“四书”，注释《孟子》，编写了《孟子集注》一书，此外注释本，有东汉·赵岐《孟子章句》、清·焦循《孟子之义》等。即使当前中学语文课本只选取《孟子》一书的片断文章《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也只是文中语句加以注释，拉近文言与现代语的距离。

石破天惊，一千多年前的林慎思，另辟蹊径，别开生面，精研殚思，撰写《续孟子》二卷。他这种矢志续孟，针砭时弊，振兴唐室的精神，古往今来实属罕见。



作者简介：黄世鼎，笔名黄山云。福建长乐人，1961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中学高级教师。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