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

manian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邹（现在山东邹城市）人，是孔子之孙孔彶的再传弟子。中国古代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散文家、政治家，是著名儒家代表人物之一。



孟子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来家道衰微，从鲁国迁居到邹国（今山东邹城东南）。三岁丧父，孟母将其抚养成人。在孟子小的时候，母亲为了给他一个好的学习环境，而3次搬家。后人称之为孟母三迁。孟母教子甚严，其“迁地教子”、“三断机杼”，成为千古美谈，《三字经》里有“昔孟母，择邻处”之说。

在孟子生活的时代，百家争鸣，“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站在儒家立场加以激烈抨击。孟子师承子思(一说是师承自子思的学生)，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

孟子周游齐、晋、宋、薛、鲁、滕、梁列国，游说他的“仁政”和“王道”思想。但由于当时诸侯各国忙于战争，他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几乎没有人采纳他的治国思想。归而与弟子讲学著书，作《孟子》7篇。孟子维护并发展了儒家思想，提出了“仁政”学说和“性善”论观点，坚持以“人”为本。

他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但他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很高。自韩愈的《原道》将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的地位才逐渐提升。他的理论对宋代影响很大。北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为科举考试科目之一，之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朱熹将其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元朝至顺元年（1330年），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其思想与孔子思想合称为“孔孟之道”。

孟轲发展了孔子的“礼治”和“德政”思想，提倡“王道”，主张“仁政”，并以此到齐、梁、鲁、邹、宋、滕等国游说诸侯。孟轲所说的“王道”，是“以德行仁”。孟轲认为：“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就是说，以“仁政”统一天下，是谁也阻止不了的。他认为实行“仁政”，首先要争取“民心”，统治者应以“仁爱之心”去对待民众。他还提出要重视民众，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他同时却又十分强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地位之不可改变，他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孟子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

孟子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从时代特征出发，为孔子思想作出新的诠释，在基本遵循孔子论述的前提下，努力提升儒家学说的精神品格，从而发展孔子所创立的学说，使儒家思想保持了自身的活力。他在孔子解诗实际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意逆志”的理论，对孔子以“仁义”为标准的人格美和人格美的形成，都作出了合理的解释，从而发展并完善了孔子的思想。

他以“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自诩，从人作为生命的主体和人的生存的意义的角度，强化了孔子“仁”的理论的思想内涵，使之成为具有生存价值的一种理想与信念。因此，他的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都与孔子的思想在表述上有一些差异，但却与之有着不可忽视的内在联系，在客观上起了丰富、开拓和深化儒家理论见解作用。


性善论是孟子学说理论的出发点，他认为应以“人”为中心，其主要主张有“仁政”、“王道”理论。孟轲的性善论是他“仁政”学说的基础，也是他教育理论的根据。他认为人性是与生俱来的，人生来就具有“善端”，也就是有为善的倾向。这些“善端”是天赋的，为心中固有的。因此，又叫“良知”。
后天教育至关重要
孟轲认为人的本性虽然具有仁、义、礼、智的“善端”，但还必须通过教育，加强道德修养，尽量去扩充和发展这些“善端”。他主张只要人们不断地探索内心的“善端”，就会通过对人性的了解而达到对天命的认识。
孟轲最强调的是内心的道德修养；但他同时也不否认后天环境对人性的影响。他认为后天的环境可以改变先天的心性，后天的恶习，可以使人丧失善性。孟轲认为教育的作用比政治的作用更有效果。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为了争取民心，他提出要注意培养“明人伦”的君子或大丈夫。他说：“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孟轲提出的君子是指能够实行“仁政”和“王道”的人，是能够“居仁由义”的人，并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孟子》是记录孟轲言行的一部著作，也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篇目有：（一）《梁惠王》上、下；（二）《公孙丑》上、下；（三）《滕文公》上、下；（四）《离娄》上、下；（五）《万章》上、下；（六）《告子》上、下；（七）《尽心》上、下。《史记．孟荀列传》：“孟轲所如不合，退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谓《孟子》七篇由孟轲自作，赵岐《孟子题辞》曰：“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又曰：“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弟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着书七篇。”此亦主孟子自撰。清阎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亦以孟子自作，且曰：“《论语》成于门人之手，故记圣人容貌甚悉。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记言语或出处耳。”但考诸《孟子》，孟轲所见时君如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邹穆公、滕文公、鲁平公等皆称谥号，恐非孟子自作时所为也；又记孟子弟子乐正子、公都子、屋卢子皆以“子”称，也断非孟子之所为，其编定者极可能是孟子的弟子。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孟子》主要注本有《孟子注疏》，《四部备要》本14卷；《孟子集注》，《四部备要》本7卷；《孟子正义》，《四部备要》本30卷。另有今人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本）。《孟子》是中国战国时代孟子的言论汇编。体裁与《论语》大致相似。《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每篇分上下，以开头数字作篇名。司马迁认为《孟子》是孟子和他的学生共同编纂而成的。《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11篇，除
7篇之外，尚有外书
4篇。东汉经学家赵岐(约108～201)认为“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敬而托之者也”，现存的《孟子外书》又非《汉书》所载，更是伪中之伪，不可靠。孟子是先秦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孟子》一书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思想，提出仁政主张和“民贵”“君轻”的民本主义思想，发挥了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和性善论的伦理观，记载了孟子游说诸侯以推行仁政的事迹。《孟子》在
《汉书·艺文志》中列于诸子略。
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中均列于子部，地位在经书之下。韩愈把孟子看作儒家“道统”的真正继承者，说“道统”因“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孟子》的地位才开始提高。北宋时，《孟子》上升为经，被列于《九经》。但《孟子》的地位并不巩固。李觏等的《常语》、司马光的《疑孟》都批判孟子，直到南宋朱熹把《孟子》和《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并称《四书》、《孟子》的经典地位才真正确立。元、明、清三代，定《四书》为科举考试的科目，成了学者必读之书。《孟子》的注释，主要有赵岐的《孟子注》，南宋朱熹的《孟子集注》和清人焦循(1763～1820)的《孟子正义》。《十三经注疏》采用赵岐注，其疏则旧本题宋孙奭
(962～1033)撰。朱熹认为疏乃邵武士人假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了进一步考订，认为“其不出于奭手，确然可信”。朱熹的《孟子集注》偏重义理，反映了宋代理学对《孟子》的看法。清人焦循的《孟子正义》仍用赵岐注，其疏则总结了清代学者研究《孟子》的成果，考释详博，是一部较好的参考书。近人杨伯峻著有《孟子译注》，可供参考。


孟子是孔子以后的儒学大师。

《孟子》记载了孟子的言行，是一部对话体著作。笔带锋芒，常用夸张、比喻和寓言故事增强说服力，是先秦极富特色的散文专集。　


《孟子》文章给人印象最深的，首先是它的雄辩色彩。这特点，一是把握对方心理，循循善诱，引导对方不知不觉投入自己设置的陷阱中来，使对方心悦诚服；二是气势丰沛，是非鲜明，一旦对方被纳入陷阱，便铺张扬厉，纵横恣肆，步步紧逼，不给对方辩驳的机会。其次是善于以典型事例、比喻和寓言说理。

孟子是儒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是很高的。自中唐的韩愈著《原道》，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以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元朝至顺元年（1330），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明朝朱元璋辑有《孟子节文》，删掉《孟子》里的章句，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