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孟子（一）

大槐树

原文：1.1
孟子见梁惠王，(1)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2)亦将有以利吾国乎？”(3)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4)万乘之国，(5)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6)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7)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8)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注释】(1)梁惠王：即魏惠王，名罃，前369—前319 年在位，惠是他死后的谥号。前362
年，魏国将都城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因而它也彼称为梁。
(2)叟：对老人的尊称。据万斯同《群书疑辨》考证，孟子见惠王时年已53 岁，一说为63
岁，故惠王称他为叟。
(3)亦：句首助词，无义。下文的“亦有仁义而已”中的“亦”则是但的意思，利：朱熹《孟子集注》（以下简称“《集注》”）云：“王所谓利，盖富国强兵之类。”
(4)交征：朱熹《集注》云：“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平上，故曰交征。”
(5)万乘（shèng
剩）之国：具有万乘兵车的国家。春秋战国时代以兵车的数量来计算国家的实力，大体上说，一乘兵车由四匹马牵拉，每辆作战用车配备战士三人、步兵七十五人，每辆防御和后勤补给用车配备战士三人、步兵二十三人。每一百户居民供给战车一乘、防御用车一乘的所有装备和士兵。所谓“万乘之国”，就是能动员万乘兵车、万乘后勤用车的国家。据当时的说法，天子地方千里，能拥有万乘兵车；诸侯地方百里，只能拥有兵车千乘。因此，“万乘之国”是天子的代称，但那时称为“七雄”的诸侯大国都已自称为王，所以时人就用此词指称强国。
(6)弑（shì试）：古代对在下者杀害在上者的说法。千乘之家，此处的家指有封邑采地的公卿大夫。
(7)匿：满足。
(8)后：朱熹《集注》云：“不急也。”


我的译文：孟子拜见梁惠王，梁惠王说：“先生远道而来，是不是会对我国有利呢？”孟子答道：“大王为什么要提利呢？有的话也只是仁义罢了。大王问‘什么可以对我的国家有利’，大夫问‘什么可以让我家族有利’，士和百姓问‘什么可以让我个人有利’，如果全国上下都是利字当头的话那么国家就危在旦夕了。”不论什么国家，必定是重臣作乱犯上杀害主君的。从万里取千，从千里取百，不能说是不多。如果重利轻义，那么只有全部夺取了才会满足。还没有讲究仁的人能够放弃他的亲人不顾，还没有重义的人能够不顾他的君主。大王也要讲仁义，干吗要讲利呢？”



孟子的这段，讲的主要是利义之间的关系。他的意思是要告诉梁惠王，要重视仁义，而不要重视利益。其实，我觉得孟子可能有误会梁惠王的意思，作为国君，关心自己的国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利不一定都是私利，也不一定只是狭隘和片面的。就像孟子说的那样，要重视仁义，如果梁惠王能够体会到并付诸实施，那么这就是孟子来给梁惠王的国家带来的“利”。孟子可能对于私利，和利字当头比较反感，所以对梁惠王的话进行了驳斥，并辅以例证。我觉得，孟子在这里讲的利，应该是私利，如果举国上下都先想到个人私利，那么这个国家肯定问题不小。如果是公利，那么我觉得公共利益就是大义，如果人人首先考虑的都是国家和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这个国家是非常有前途和希望的。孟子举的例子臣子弑君的例子，也有些片面。诚然，千百这些弑君作乱不排除个人篡位的私欲，而且作为重臣来说，也只有他们有这种实力推翻当前的统治者。但是，如果统治者昏庸，甚至把国家治理的民不聊生，纷乱不止的话，考虑到人民的利益推翻当前统治建立新的国家和制度，就不算利而算义了吧？在孟子以后的历史上，后朝推翻前朝统治建立新的朝代，初期基本上都是吸取了前朝灭忙的教训，进行了一定的改革。所以，即便是名家之言，也不能盲从偏信。但是，孟子提出的重义而轻利的观点还是好的，是值得推广的。

【段意】据《史记·魏世家》记载，魏惠王三十五年（前335
年），“卑礼厚币以招贤者，而孟轲至梁”。（清代学者崔述认为，《史记》的记载有误，孟子至魏当在惠王去世前一、二年。见《孟子事实录》）魏国在战国初年木是一个较强的国家，到了惠王统治时，正如他自己在后文中所说的：“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求强之心比较急切。因此，一见面就问孟子：“将使我国有所获利吗？”孟子认为，导致战国纷攘这一大变局的根源正在这个“利”上，“利”打破了延续了数百年的统治体制与社会秩序，因此，孟子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仁义”。“仁义”既是本章的要点，也是孟子思想的大纲。司马迁对孟子的这一论点也十分赞赏，他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序中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