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圣人——孟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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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圣人——孟轲



孟子者，亚圣也。承孔丘之伟业，续儒学之雅章。精于仁治，笃于民本。

大哉孟子，千秋圣人，风华绝代，震古烁今。邹本末流，不耻浅陋，习读孟子，启悟良多，神交古人，受益匪浅，浅议孟子，忖度圣人，以识本貌，兼作祭拜，振先世之余烈，启后生之风流。谨拜。




一
儒学亚圣



在中国，最为人所熟悉的两位思想家莫过于孔子与孟子。孔子开创儒学，教育门生，精通六艺，游于诸国，编纂经书，写史春秋，是一位多才多艺、全面发展的人。与孔子相比，孟子性格更外向些，善于雄辩（比孔子的辩才好很多），不愿坐冷板凳，因而只有《孟子》一书流传于世，况且，这书也是由他口授学生编写的，算不上是孟子潜心写书的例证。孟子的游历与辩论经历给了他丰富的素材，使得他的思想也更为深刻，更有价值，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孔子（下文将细述），从而促进了儒学的再次兴盛。孟子能够成为

亚圣，而子贡、颜渊等孔子的得意门生不能成为亚圣，就在于子贡、颜渊等人只知继承模仿孔子的言行，生活在圣人的阴影之下，无法取得突破，而孟子对孔子的学说有所改进与突破，使之更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增强了儒学的生命力。当然，这除了有孟子个人的天赋与努力的因素外，还有社会形势发生剧变的原因。战国较之春秋，形势为之大变，这客观上促使优秀的儒生改进儒学，以适应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孟子当仁不让，占得先机，成就了亚圣的伟绩。然而，也正因为出生于战国，晚于孔子，虽然孟子较孔子的学说更先进，仍然无法取得较孔子更高的地位，一辈子乃至几千年都生活在孔子的盛名之下，只是个亚圣。这种情况在西方是不会发生的。希腊先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人，都为万世景仰的思想家，按照中国人的逻辑，他们的排位应是苏氏为圣人，柏氏为亚圣，亚氏为三圣，然而事实上，在西方，他们的排位在每个人心中都是不同的，并不存在苏氏一定高于柏氏，柏高于亚氏的通说。尤其是亚氏的那句名言，“吾爱武师，但更爱真理”，在西方引得一阵叫好声，可在中国人看来，这简直是大逆不道。中国人的逻辑应该是“吾师便是真理，吾爱吾师，即爱真理”。所以，孟子老先生一辈子都在孔子的名下，确实有点冤。但这也怨不得别人，中国人的这种性格正是儒学盛行的结果，谁叫你孟子自己说，“亲亲，人也；敬长，义也”？如果把你与孔子相提并论或者把你排在他之前，岂不成“不仁不义”了？所以，还是安心地做亚圣吧。




二
唯心大师



西方哲学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两个派别莫过于唯物与唯心。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思想家有自己的特点。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对人、对事研究较多，而对人事之外的天地、宇宙怀着一种由衷的敬畏，在这方面情感甚于理智，崇拜有余而研究不足，也很少发表很具体的言论，因此，用唯物与唯心去区分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并不十分贴切，也并不容易。但是，大概的端倪还是能看出来的，比如孔子，“子不语怪力乱神”，因而唯物的成分居多，而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典型代表。一般来说，我们认为儒学是入世之学，主张积极上进，奋发进取，因而儒学思想家应该为唯物的。这种想法，有一定的道理，但犯了一个很重大的错误，就是把孔子当作儒家的全部。从孟子的言行中我们不难发现，孟子内心的唯心的成分很重。有一次孟子想见鲁平公，却因一位大臣的说了孟子的坏话而遭拒（所以不管一个人有多么完美都是不能避免流言的，孔子孟子也不例外），孟子老先生有些失望，说“行，或使之；尼，或止之”。也就是说，一个人能够做成功一件事，是因为在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在促成这件事；一个人做不成一件事，也是因为在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在阻止这件事。孟子说这句话，表达了自己的超脱，更表达了自己的“天命观”以及自己在这种天命面前的无奈。对于求与弃，孟子曾作了这样的论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也就是说，孟子认为有些事情只要足够努力去做就一定能实现，但有些事情，即便很努力也难以完成，因为有一种天命的力量在起作用。这体现了孟子有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取向。在这种哲学取向的指导下，孟子的观点开始与老子的一些观点接近，比如“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虽然最开始的出发点和最终的目标都是“有所为”，与老子的无为思想有本质的不同，但毕竟提到了“有所为有所不为”，与老子的思想很近（这也应证了汉朝儒道法三家合成新儒学的可能性）。而孟子的“养心莫善于寡欲”，更是很容易让我们误以为是老子所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认为这与当时的社会形势密不可分。孟子作为一介儒生，虽然能谈很多治国的大道理，甚至不屑于管仲之类的权臣，认为自己用仁学治国，易如反掌，“天下可运于掌”，但当时毕竟是战国，战争此起彼伏，儒学的仁义说难以引起那些急功近利的君主们的广泛兴趣，也难以对当时的社会形势产生根本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孟子认识到自己力量的不足，只好把自己力量之外的原因归结于天命，既可用来安慰自己，也便于教育学生。辜正坤说，唯物思想好比是高中数学，通俗易懂，容易应证，而唯心思想则好比大学的高等数学，难以理解，不易掌握。因而，哲学从唯物发展至唯心，是一种飞跃，那么孟子将孔子的唯物思想发展至唯心，也是一种飞跃，一种质的飞跃。从这种飞跃上，我们看到了孟子的伟大之处。




三
浪漫情怀



孟子作为一个游于各国，说于君王的游士，内心有着书生所独有的浓厚的烂漫主义情怀。评点圣贤，非难君主，嬉笑怒骂，自得其所。批评过伯夷、柳下惠、管仲、子产以及其他在当时都受到尊重的被认为是贤人的人，责难过齐宣王等君主，我们不妨揣测，在孟子老先生心中，这些人至少还值得一批，其他人则不足以一批了，可以看出，孟子老先生是很有些性格的。有一次，齐宣王派他为大使出使另一个国家（看来。孟子还是当过大官的），还派了另外副使作为一个助手，一路上那个副使没有向孟子请示就擅自处理了很多事情，后来有人问孟子说，你为什么一路上不闻不问呀，孟子老先生没好气，怒道，“既然他要擅自管理一切事情，就让他去管理吧”，言行举止散发着书生的傲气与不满。每当想起老先生的怒气，便忍俊不禁。这种浪漫情怀有时使得他有些得理不饶人，毕竟少了一些风度。有一次一个管理税务的官员对孟子说，你说的减免税收的想法很好，但一次性地全部免除有些困难，能不能逐年减少。这个建议在我们看来是非常合情合理的，我们现在要减免税收不也得搞试点然后推广逐年减少吗。但孟子听到这种建议竟然勃然大怒，以至口无遮拦，说如果一个小偷每次都偷三只鸡，后来他说自己错了，决定以后逐次少偷一些以至于不偷，你会同意吗？那个税务大臣听到这么尖刻的讽刺肯定羞愧难当，虽然书上并未记载，但我们不难想象。政客与书生有很多区别，在上面的对话中可以显露无遗。孟子的书生意气、快意恩仇，让他觉得知只要是正义的事情，便百折不挠，若是非正义的事情，则是斩钉截铁，疾恶如仇。这种性格也决定了孟子只能成为思想家、学者，却永远都不能成为姜尚、管仲之类的能臣。能臣创一朝治世，而孟子则开万世太平，这种选择，值！孟子的浪漫还体现在对待历史上。他在看到《尚书》把武王伐的战况纣描绘成“血之流杵”时，大发感慨，说仁者无敌于天下，当是势如破竹才对，怎么可能会惨烈到“血之流杵”的程度呢？现在，看来，孟子的评论是多么的轻率以至于有些幼稚，战争就是流血，不管是否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武王伐纣出现惨烈的战况也是很正常的，这有什么好怀疑的呢？而从孟子的角度来看，他是不愿意相信这种正义之战会很惨烈的，因为他认为仁义才是最重要的，仁者无敌。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孟子对于历史是充满浓厚的浪漫主义情怀的（幸好他没有写史书，否则，历史在他的笔下定会严重走样）。也正是这种浪漫主义情怀，使得他在看《尚书》时得出了一个结论（虽然得出结论的过程难以令人信服），“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种怀疑精神也是书生浪漫气息的重要体现。后人对“书”最广义的解释，便成了现在的理解。

但如果认为孟子随时随地都是这么浪漫的话，恐怕还有些不妥。如上文分析，在战国，儒家的学说并没有得到广泛的真正认可，儒家学者的地位并不显赫，他们对于时局的影响力有限，甚至还不如墨家（墨家可以参与战争实践，把自己的学说主张贯彻到具体的实战中，能够取得一些明显的效果），因此儒家思想者有自己的无奈之处，孟子也不例外。因此，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中，孟子一改平常的浪漫与洒脱，而变得非常现实。滕文公曾问孟子，滕国是个小国，竭心尽力地侍奉周围的大国，还是要受到侵略，怎么办？这时孟子并没有说一大通尧舜怎么样的大道理，而是叫滕文公尽力施行仁政，如果还是不行，难以避免被兼并的厄运，也只好听天由命了。说着句话时，孟子已感到了自己的学说的局限性，从而接受这种现实，而没有刻意逃避，从这篇文章（《孟子。梁惠王下》第十四章、十五章）被编入《孟子》一书也可看出来。正是因为接受这种现实，儒学才既能引起到大国君主（如齐宣王）的兴趣，又受到小国君主（如滕文公）的重视，虽然没有得到真正推行，至少在各君主那里也混了个脸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孟子的现实主义精神与他的浪漫主义情怀一样，对儒家学说的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因而，孟子老先生就兼有浪漫主义情怀和现实主义精神，成为一个有双重矛盾性格的人。看似不合情理，实为顺理成章，时势造就英雄，战国时代的英雄，就需要这样的性格。


四
君子德风



对于如何成为君子，孔夫子在《论语》里有过很多论述，十分细致，甚至有些琐碎。在这些规矩面前，孔子的学生动辄得咎，受到奚落批评，因而大家都不敢轻举妄动。孔子在世时，诸位学生说的话、做的事都是“效力待定”的行为（不好意思，因为学法律，习惯使然，虽然水平很差，却在不经意蹦出一些法律词汇），大家都禀住呼吸，等待孔子的评价，只有得到孔子的肯定（这种情况很少），才敢喘口气出来，如果遭到批评，则是满脸通红，全身不自在。因而，孔子在世时，那些学生大部分都是受批评；孔子死后，大家才落下一块石头，按照自己的理解去阐释问题，其实也有不少真知灼见。值得一提的是，孔子死后，众学生突然觉得自己都没了主心骨，非常不适应，于是一些学生就推举出一个言行最像孔子的学生作为他们的主心骨，准备像侍奉孔子一样侍奉他。虽然最后并未成功，但这也足以说明孔子的严苛与周密对众学生的负面影响。

由于时代形势不同，在战国时期，是否是个君子，恐怕并没有在春秋时期那么重要，因为，在社会动荡时期，权势与能力的重要性上升，而道德品质的重要性下降（因而以曹操为人，在治世会成为能臣，在乱世就成为奸雄）。所以，孟子并没有花很多精力去论述如何成为一个君子，只是言简意赅，简明扼要地说了一些君子的规范，却如晨钟暮鼓，让人警醒，非常深刻，入木三分。他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他还说：“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者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两段话成为两千多年以来无数人的座右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有志青年去实现自己的家理想与抱负。这两句也让我们看到了孟子老先生的为人处世的原则，感受了中国传统仁义忠孝文化的精髓。人以言闻世。孟子老先生说出了的这两段话就足以让他享誉千年，流芳百世。如果说孔子教育学生像一个母亲教育孩子，详细周密，那么孟子教育学生就像是一个父亲教育孩子，抓大放小，只注重原则性的东西，话虽不多，却很有分量。我想，后世想成为君子的那些有志青年，会牢记并遵守孟子原则性的教诲，却未必能牢记并遵守孔子那些细致而灵活的教导。如此说来，孟子更应是一个教育家了。

值得注意的是，孟子作为一个平民思想家，结合自己的性善论，提出了只要注意修身养性，砥砺品德，人人都可能成为尧舜，人人都能成为君子的主张。这种主张，在当时的贵族社会，无疑是具有石破天惊的效应的。从孟子的主张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佛家的“众生平等”、“人人皆可成佛”的影子。在这一刻，孟子已经超越了儒学，走得更高更远。




五
性善民本


作为儒家的又一位圣人，孟子继承了儒家的基本思想，在这基础上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性善论和民本思想，这两个思想的提出，说明孟子已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自身阶级身份的局限性，站在更高的层次上思考为人与治国的问题。

对于如何为人，孟子提出了性善论。性善论在中国不仅是作为一种学说，确切地说，已经是两千年来大部分中国人的人生信仰。虽然在历史上荀子针锋相对提出了性恶论，另外还有一些人提出了性可善可恶论，但对中国影响最大最深远的莫过于是性善论。中国人相信人性本善（西方相信性恶论），因而在政治上表现为对官员的充分信任，从而导致了监督体系的欠缺和单一（中国的监督体系是自上而下的单向监督，而西方则有一个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以及横向相互监督的综合监督体系，比如议员选举制度、三权分立的创设等），在文化上趋向大团圆式结局的喜剧文化（而西方文明尤其是古希腊文明的悲剧文化更繁荣），在宗教上更愿意信服或皈依具有“众生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的慈悲精神的佛教（西方则是更愿意信服或皈依“人生来就是罪恶”的原罪思想的基督教），在人际关系方面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中庸原则（而西方则更具有暴力、战争的心态）。当然，中西方的文明之间的差异很大，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且这些因素之间也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如果把中西文明的差异都归根于性善论与性恶论的区别，是不妥当的。但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孟子的性善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潜移默化的却极其深远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发展轨迹，必须得了解孟子的性善论。

对于性善论，孟子是这样论述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有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已”。孟子由具体到抽象，由部分到整体，论证仁义礼智都原本已存乎人的内心，从而说明人性本善。哲学中把哲学道理分为原理与方法论。如果用这种思路去看待性善论，我认为性善论是一种原理。至于方法论，就是在性善论的指导下处理人际关系，修身养性，努力成为君子。通观《孟子》我们会发现，孟子对如何成为君子的具体方法并没有很多描述，但性善论这一原理足以指导那些有志于成为君子的人修身养性。与此相比，我们不难发现，孔子对如何成为君子有很多论述，却都是在方法论层面上的（所以需要有教无类），并没有达到原理的高度。即便是朝夕相处的学生，对于很多具体的处理方式，也难以把握，就在于孔子之教了他们只有个体意义的方法论，却没有教他们具有整体意义的原理。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便在教育学生成为君子方面，孟子也超越了孔子。

对于如何治理国家，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政”学说，并进一步发扬，把“仁政”的内容进一步具体化，总结出“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从理论上说，这只是很自然的引申，并没有值得大加称赞的；但在实践上，这种使之更具操作性的改装，使得各国的君主更容易灵活运用贯彻这种学说，从而使得“仁政”的学说更具生命力。如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不若与人。”“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不若与众”。孟子引导梁惠王，即便在享乐时也不要忘记百姓，而要与民同乐。举重以明轻，举轻以明重。享乐时尚且要牢记百姓，更何况是在处理政务时呢？孟子对齐宣王也说过类似的话，“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与齐宣王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孟子向齐宣王描绘了王政的美好蓝图，齐宣王不禁说：“善哉言乎！”（请注意，仅仅是说得真好）。孟子就乘热打铁，说“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齐宣王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孟子却说“王如好货，与百姓同质，于王何有？”，齐宣王又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又说“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我们不难发现，相对于孔子，孟子降低了对君主的要求，认为只要能够实行王政以民为本，即便有什么缺点（如好货、好色）等也无伤大雅。而体现了孟子民本思想的最经典的话莫过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不仅在百姓耳旁传唱，也对后世有贤德的君王的为政有着深远的影响。后世明君唐太宗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名言中就很明显地体现了民本的思想。作为一个位于上流社会的贵族士者，孟子能够突破自己的身份的局限性，认清楚百姓的重要性，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对于这种突破无论怎称赞都不算是过誉。如果说两千多年前西方先哲苏格拉底在看到雅典德尔斐神庙的格言后所喊出“认识你自己”是哲学上的一声巨响，对西方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那么两千多年前孟子所喊出的“认识百姓的力量”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声惊雷，这声惊雷虽未引起当时的统治者们的注意，却惊醒了后世的政治家们，使得中国在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里都保持着稳定祥和，从而使得中华文明更加灿烂辉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