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珺平：为什么皇帝和儒人喜欢孟轲甚于孔丘？

王木生

“民贵君轻”说最早见于《孟子·尽心下》。其原文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这是一段完整话，包含了民、社稷、君、天子、诸侯、大夫等6个概念。从表面看，孟轲试图调整其中个别概念的位置和次序，并说明原因，来构建一种可能性的政治结构。但说到底，它只是孟轲空想出来的。因为事实上的“民贵君轻”和按照民众要求来“变置社稷”、“变置诸侯”的事情，在几千年宗法专制和中央集权制的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人们常见的，倒是天子使用其“天赋”权力并以其至尊地位来分封诸侯、指定社稷的情况；或者，是某人使用暴力夺取政权后，把自己打扮成新天命继承人，来重新构建社稷并分封诸侯的情况。上述两种情况，在中国政治史上屡见不鲜。而在两种情况中，由任何一位天子及其思想家锻造出来的比钢铁还稳固的政治结构，没有一个具有“民贵君轻”性质，相反都是一种“天子贵民轻”金字塔。

笔者不否认作为学者的孟轲在说这番话时的仁心仁意，但要问的是，为什么这种基于仁心仁意的设想和架构，在某种程度上竟然成为空头支票而不能兑现？而且，按照黄仁宇的说法，孟轲虽为儒学“亚圣”，但就其个人说辩能力而言，就其对中国社会影响的长久功效而言，就其被皇帝和文人尊仰程度而言，他“在传统政治上的地位（都）要超过孔子”。这就是说，任何皇帝和文人都喜欢孟轲，甚于孔丘。换言之，与孔丘大而无当的空疏仁学理论相比，孟轲的政治地位在历朝历代更高。因此，与其说孔丘统治了中国几千年，倒不如说是孟轲。这就更令人奇怪了。为什么在孟轲被尊仰的情况下，这种所谓的“民贵君轻”设想和架构居然几千年都不能实现？我想，原因应该很多，但最重要的是，这段话本身就有盲点。它在表面宣扬“民贵君轻”旗号下，给“天子贵民轻”的政治结构金字塔留下了可进行多样化阐释的空白。我的意思是，即使完全忠实地不走样地按照孟轲这种言论去做，也不可能实现“民贵君轻”目标，却只能导致“天子贵民轻”结果。何况，每一个取得了政治统治权的天子及其代表这种统治的思想家，还会利用并扩大其中盲点，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