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珺平：孟轲如何转换天子与民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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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转换潜藏很深，需要放大后仔细辨析才能发现。

从字面看，“民贵君轻”这段话包含5个层次：提出“民贵君轻”是第1层次，如何成为天子是第2层次，天子、诸侯与大夫关系是第3层次，在何种条件下变置诸侯是第4层次，在何种条件下变置社稷是第5层次。仔细辨析这段话，笔者认为，其核心命题不是第1层次“民贵君轻”，而是第2层次“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至于后面3个层次，只是对第2层次的论证和延伸性说明，是这个核心命题之所以存在的一个基本背景。在这段话中，第1层次“民贵君轻”仅是一个话题——引导第2层次“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以出现。如果只讲第1层次而忽视第2层次甚或抛弃其他3个层次，或者，如果把第1层次从全文中割裂出来单独予以强调，其结论都是片面的。犹如瞎子摸象，虽言之凿凿，却极其荒唐。

首先，在第1层次，孟轲强调的是“民为贵”而不是“民为本”，与此相对，他强调的是“君为轻”而不是“君为末”。注意，“本”“末”是根本性质差别，而“贵”“轻”只是程度上重要与否的差别。孟轲的表述很清楚，在“民贵”与“君轻”之间，有一个中间环即“社稷次之”。也就是说，在孟轲看来，“民”之“贵”只相对于“社稷次之”和“君又次之”而言。由于增加了“社稷”这个中间环，就使其两边“民”和“君”的地位变得游移和尴尬起来，却好像使“社稷”成为了中心。为什么？因为，孟轲说“民贵”时，并没有否定“社稷”和“君”的重要性。其字面意思本来是，民最重要，社稷第二重要，君第三重要。因此，君不是不重要，而只是在程度上，在诸侯国（邦）民、社稷和君这个三一式结构中，暂时处于论说方式（而不是论说目的）“第三重要”位置而已。因此，第1层次孟轲提出“民贵君轻”的目的，并不是真的想证成“民贵”，也不是真的想证成“君轻”，而只是为了说明，“民”对于“君”有重要性。

其次，第1层次的“君”不是指天子而是指诸侯。因为，在几千年宗法专制和中央集权制的中国，天子从来不是人，而是处于人神交界处的半人半神统治者。他由所谓的“天”指定，被派来统治人和大地。从神角度讲，他是天命所归的“天之子”；从人角度讲，他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的主宰。简言之，他代天行事，是民与天的中介。所以，在第3层次，孟轲说，只有得到天子欢心才可做诸侯（君），只有得到诸侯（君）欢心才可做大夫。这便强调了天子至高无上的金字塔顶地位。必须说明，这种政治层级关系不是孟轲臆造的，而是有周以来已经实行几百年了。不管西周还是东周，任何爵位的诸侯（公、侯、伯、子、男）都可称君，如魏君、滕君、陈君、薛君……在《孟子》中，也是这样表述的。唯独周王不能乱叫，只能称天子，原因就在这里。

再次，如果上述分析有理，那么，从通盘来考虑，第1层次“民贵君轻”之说，就不过是第2
层次“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铺垫，而后者才是核心和主旨。这从衔接两个层次的连词“是故”可以看出来。“是故”即现代汉语的“所以”，“丘”即“小”，“丘民”即“小民”。两个层次连起来，其意为，由于民第一重要，社稷第二重要，君（诸侯）第三重要，所以，能够得到小民欢心的便可做天子。由此也可印证前面的分析，对天子来说，民、社稷、君（诸侯）都很重要，不过程度上有一点差别。之所以有差别，一是因为不拥有小民无法做天子——无兵之帅谓之光杆司令，无小民之天子谓之“独夫”，二是因为天子虽由天授，但社稷、诸侯（君）却由天子指定或任命，或者说，社稷、诸侯（君）是否被“变置”——
废弃和重新竖立（安置），与天子这位最高统治者分不开。

天子可以“变置”诸侯（君），也可以“变置”社稷，这从第4和第5层次看得很清楚。条件是，若诸侯（君）不听话，“危社稷”，便可“变置”；若社稷不听话，“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也可“变置”——给你（“社稷神”）很好的祭祀了，有丰厚的“牺牲”，也有洁净的“粢盛”，你还不好好工作，使天下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反而“旱干水溢”，那就不客气了，必须“变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