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珺平：孟轲“养民说”——教君主做秀手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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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民养君，还是君养民？为君主大人做门客的儒学先生们从来不说真话。明明是民养活了君，可他们偏偏颠倒黑白说君养活了民。他们不是不清楚，而是故意把眼睛闭起来。孟轲就是这种人。今天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也有这种人。

所谓“养民说”，在我看来，不过是“民贵君轻”的辅弼。

“养民”说可细分为“养民”、“用民”和“顺民”三说。它们是孟轲“王道”、“仁政”、“与民同乐同忧”主张的核心内容，也是宗法专制和中央集权制社会儒家文人士大夫——包括今天“新儒家”和中国社科院某些研究员——最乐意提及之处。但细察之，这些说法无一不是“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注脚和延伸，无一不是好听辞令掩盖下的赤裸裸的以民为工具的说教。

在《梁惠王》中，孟轲首次提出了“使民养生丧死无憾”，“黎民不饥不寒”的所谓“王道”措施。其他篇目也有表述，但内容完全一样。这好像是要求诸侯（君）“养民”的，但最后一句“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却露了马脚。意思是，只要你“养民”了，就能达到“称王”或“王天下”的目的——意在此而不在彼！这就是“养民”说。与此联系，还有“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为民父母”等，莫不如此。“保民”是手段，“而王”是目的；“为民”是手段，做“父母”是目的——在宗法专制社会，做“父母”意味着对“子女”有生杀予夺之权。

同篇，孟轲还提出了“仁政”主张，说：“王如施仁政于民……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制，执也；梃，即木棒。孟轲恳求诸侯（君）施“仁政”——“省刑罚，薄税收”、“修其孝悌忠信”，但其目的，也是驱民上战场打仗，拿着木棒去对抗有“坚甲利兵”的秦楚之师。这就是“用民”说。还有“与民同乐同忧”主张。孟轲说：“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又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显然，与民同乐、同忧都不是目的，而最后那“则王矣”、“然而不王者”，才是。这就是“顺民”说。

由上可见，在孟轲口中，“王道”、“仁政”、“与民同乐同忧”都只是说辞，并非真实目的。由于言在此而意在彼，所以，即使游说成功，任何诸侯（君）在养民、用民和顺民旗号下所采取的任何举措，本质上也将是认真而又可笑的做秀行为。遗憾的是，在后来几千年中央集权制的古老中国，所有君主都学会了这一套。他们用做秀来愚弄百姓，也都达到了“王天下”的目的。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它至今没有消失，仍被一些政府官员滥用。

为激励诸侯（君）之热情，孟轲还把上述手段予以升华，从两方面暗示可能带来的好处。其一，孟轲认为，如果养民、用民和顺民手段使用得好，一个诸侯（君）不仅可以守住自己社稷，还可以觊觎天子地位。孟轲游说常常好像针对诸侯（君），但语气和范围却都是“天下”。其二，孟轲以“王道”、“仁政”和“与民同乐同忧”为由，还发展出一套圣王“侵略有理”和民众“欢迎侵略”理论。他举例说，商汤、周武善养民，被民众追捧，不想当圣王都不行。其军队东征，西边民众不满意，西征，东边民众不满意，南征，北方民众不满意，北征，南方民众不满意。为什么？因为民众渴望解救如“大旱之望云霓”，随时准备“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他还鼓励诸侯（君），说这种行为是一种“解民倒悬之苦”的行为。

其实，将军队开进别国，孟轲的真实目的，并非使民从暴政下解放出来做自己的主人，而是：（1）捞取“拯民出水火”好名声；（2）“置君而后去之”——重立一个诸侯（君），再撤出来。这两个目的，孟轲说得很清楚。在一般人看来，先出兵解倒悬，再置君后离开，这不是白折腾了吗？因为若重立一个诸侯（君），不是又把民放在新的暴政之下了吗？确实如此。在宗法专制社会，新君之强权不受任何监督，谁能保障孟轲所说的那些刚被解救出来的小民不再一次沦落到倒悬之中？然而，孟轲不管这些。在他看来，好名声捞到就行了。由此，所谓解倒悬行为，到头来也是一场做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