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珺平：孟轲民贵君轻如何蜕变为侵略有理和投降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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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贵君轻”说相联系，孟轲发展出一整套冠冕堂皇的“王道”、“仁政”和“与民同乐同忧”说法；又以它们为基础，引伸出圣王“侵略有理”和民众“欢迎侵略”理论。孟轲举例说，商汤、周武善养民，被民众追捧，不想当圣王都不行。其军队东征，西边民众不满意，西征，东边民众不满意，南征，北方民众不满意，北征，南方民众不满意。为什么？因为民众渴望解救如“大旱之望云霓”，随时准备“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他还鼓励诸侯（君），说这种行为是一种“解民倒悬之苦”的行为。


先不说事实是否真的如此，仅就孟轲的游说能力言，就令人佩服。他居然能将这种奇怪理论讲得如此煞有介事？笔者要问的是，如果这种理论果真成立，那岂不是说，任何一个统治者都可用它来掩饰自己的侵略行径，而任何一个国家内部的妥协派也都可以振振有辞，用它来文饰与异国之所谓圣王的合作行为？事实上，在北宋、南宋和满清时代，那些曾与西夏、辽、金、元、清等少数民族统治者密切合作的汉族知识人，确实就使用了孟轲的说教来抵消自己的内在羞耻和外在尴尬。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分析南宋汉族士人心态时指出：“被称为亚圣的孟子，曾经强调要是能使一般群众生活有助益的话，则向外来的主子臣服，既非不择手段，也算不得卑躬屈节……这文句被所有有学识的汉人熟读而构成了与异族合并的根据。”（第136页）在分析清初汉族士人心态时，他又说：“传统上孟子的原则，只要民情欢悦，国君的出处不成问题。在这条件之下，他们没有抗清的凭借。”（第224页）


笔者这里并不想过多批评孟轲，也不想过多指责那些圣王和妥协派对孟轲的利用，那应该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务。笔者只想说，一种以民众为“工具”而以“王天下”为目的的理论，如果不加约束，任其泛滥，将会走向何种窘境！当代那些不负责任赞美孟轲以愚民并混饭吃的中国社科院个别烟酒员、博捣，如何解释这种蜕变？难道自己心灵上有白内障因而看不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