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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为现代教育掘墓，
孟母堂提醒教育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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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08月25日 12:01 　潇湘晨报
　 晓宇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时光的积淀，也是人文的传统，对于教育的争议，要有一个完美的答案，似不太可能。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代人，都不是用来实验的，教育是追求知识与人性完美的过程，正因如此，教育本身就不可能是完美的，也正因如此，教育臻于完美在于不断地反思，教育的权威在于经得起各种反思千锤百炼。
教育部：孩子只进私塾不入学政府要着手干涉
关于上海“孟母堂”的报道，近来屡见于报端，每一次关注，都刺激着教育的神经，反复的关注成为反复的刺激——对于不同教育的价值判断，可能要在几十年以后才被验证，问题是我们现在得做出选择。
这样一次争议，在创造持续关注的同时，成为剖析现行教育的一个切口，并以民间立场的方式，把自己放在了整个教育体制的反思面——这个立场仅是反思，不可能是对立，因为它最终无法脱离现行的教育体制。
8月23日，教育部法制办副主任张文借在沪上为教育部门负责人作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专题辅导报告之机，明确否定了全日制私塾“孟母堂”的教学形式，称其“打着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名义”违背了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的精神。
这是教育部人士首次对“孟母堂”事件进行回应。“孟母堂”出现及其后争议产生以来，教育部一直未作出正面回应，此次在一个非正式的场合，以非正式的方式，进行极其明确的解答，可以说仍然十分审慎。但从此前上海市教委的处理来看，教育部捍卫现行教育体制的决心不可能松动，也没有任何松动，其审慎的态度，在于不愿触及公众对现行教育体制某些已暴露出来的弊端的反感。
事实上，“孟母堂”的出现，正是对于现行教育某些明显的缺陷，以及这些缺陷所造成的明显不成功后果的反动。
自晚清以来，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在漫长的嬗变中得以确立，与私塾制度土崩瓦解相对应的是欧风东渐，突出单一儒家学说的“传道、授业、解惑”戛然而止，代之以自然科学与人文并重的诸学科的现代教育体系，这是现代化所必然要求的，并为进一步的现代化准备着基础。但无论是私塾教育制度上的科举，还是现代教育制度上的高考，在各自的时代，都没有脱出“学而优则仕”的应试教育范畴。所以在科举时代，吴敬梓用《儒林外史》留下了“范进中举”的辛辣批判，而在现代，“孟母堂”的创始人吕丽委则说：“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满身伤痕地从学校来到这里。他们只能是一小部分优秀学生的牺牲品，最后就成了我们现行高淘汰率教育选拔机制的残次品。”
“孟母堂”读经、读英文经典的方式，是对现行教育制度不足的反思范例，而不是教育制度建设的范例。我们所断言的，纵然这种教育方式可以延续，它所培养的学生还是要融入现行的教育体制，如果不能，则这样的教育存在就没有意义，这样的教育下的学生就会不折不扣地成为教育的实验品，并为之付出不应该由他们付出的代价。从“孟母堂”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出，孟母三迁，为的是教育的主导权，“孟母堂”所代表的也不过是学生家长从现行教育体制中对教育主导权的争夺。而社会公众在关注这一争夺的过程中，发泄对现行教育制度的不满。
“孟母堂”只是不满的一种方式，它在教育上的某些成绩只有对照现行教育制度的某些不足才可凸显。抛开现代教育制度，“孟母堂”正可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晚清以来，正是对于科举的批判才奠定了现代教育的基础，现在我们又怎么可能以“全日制私塾”来对立于现代教育，“孟母堂”无力也无意为现代教育“掘墓”，而它点穴式的一击不中，正提醒着现行教育制度不可掩饰、不能忽视的疼痛。
在体制外一个悲情而且无奈的反击中，我们的教育体制，是不是应该容忍更多的反思，而不是本能地崭然敌对。在体制内，垄断的教育权力，是不是也应该交还被教育主体更多的主导权。
在学生家长与学生以“孟母堂”作出了一个姿态时，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需要有比管制更高的姿态，这才是对待教育新的认知与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