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风流天下闻 一语误终生

端木庆龙

《奥妙无穷的语言世界》(连载之二十九)

语言运用·修辞·修辞的基本原则


在我国民间，有这样一则故事：有一年闹灾荒，许多动物家里都没有粮食了。一天，野鸡到田鼠家去借粮食。野鸡对田鼠说：“猫扛，我家没粮食了，借一点儿给我吧。”田鼠生气地说：“尾巴长长，来到门前喊猫扛。家中有粮也不借，打你一个耳光让你脸盘红堂堂。”结果野鸡不但没有借到粮食，还被打红了脸。后来，鹧鸪也到田鼠家去借粮食。它对田鼠说：“中管，我家没粮食了，借一点儿给我吧。”田鼠高兴地说：“尾巴短短，来到门前喊中管，家中无粮也要借，好话心中暖。”这个故事其实是要告诉人们，我们说话的时候，要根据交际的目的和具体的语言环境，选择适当的话语，这样才能收到好的效果，达到预期的目的。语言必须适应题旨情境，这就是修辞学中最重要的基本原则。野鸡对田鼠采用了一个带有揭短性质的称呼，违反了修辞的基本原则，田鼠对它当然就不客气了。鹧鸪则选择了一个令对方乐于接受的称呼，遵守了修辞的基本原则，田鼠心中高兴，当然愿意把粮食借给它了。这就是这个故事给我们的教益。

在修辞活动中，语言环境即语境的作用非常重要。有时候，它能限定词语的含义，有时能增加词语的含义，有时还能改变词语的含义。例如，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家人给老太太做寿，客人们自然都说了许多吉祥如意的话语。但有位客人一上来就说了这么一句“这个婆娘不是人”。这家人一听气坏了，正要发作，那人又加了一句“九天仙女下凡尘”。这家人顿时转怒为喜。不料那人又说了一句“儿孙个个都成贼”。这家人刹时又变了脸色。那人再补上一句“偷来蟠桃奉至亲”。于是主家个个喜上眉梢。在这位客人所说的这段顺口溜中，第一句和第三句在一般情况下都是骂人的话，但在加上第二和第四句后，都改变了原来的意义而变成颂扬的话语了。语境还能使一些话语产生某种联想意义，这种联想意义有时是积极的，有时却是消极的。例如，探视病人常常会带上一些水果。在很多地方喜欢带上苹果，因为苹果营养丰富，而且“苹果”的“苹”与“平安”的“平”谐音，兼有祝愿平安之意。但在上海看病人却不能带苹果，因为在上海话中“苹果”与“病故”音近，在病人住院这种特定的情况下容易令人联想到那个不祥的字眼。因此，在言语交际中，一定要注意使言语适应当时当地的语言环境。否则有可能影响交际目的，甚至有可能出毛病。

适应题旨语境，已经是公认的修辞的最基本的原则。但某些时候，某些话语是否适合当时的语境就有可能出现分歧了。举个实例来说吧。以下是著名修辞学家王希杰先生的一段话：


任何社会都需要修辞家，修辞家是很受社会欢迎的，因为他们和谐人际关系，创造美好的生活环境。请看国外的一些高速公路上的布告吧：

①你打算怎样？是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开车活到80岁，还是相反？（丹麦）

②阁下，驾车时速不超过30英里，你可以欣赏本地魅力景色；超过60英里，请到法院做客；超过80英里，欢迎光临本市设备最新的医院；上了100英里，请君安息吧！（马来西亚）

③如果汽车会游泳的话，请照直开，不必刹车。（美国）

④这里的警察喜欢酒味，他会劝每一位过路的司机顺便到他管辖的地段，一道享受一下威士忌的酒香。（美国）

这些告示比“严禁超速行车！”效果好多了。

（《修辞学导论》10－11页，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


王希杰先生是著名的修辞学家，他对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不过，他在这段话最后的评论未必服众。诚然，这段话中所引的外国的四则布告字面上都很幽默风趣，但是，这样的文字用在高速公路上效果会好吗？众所周知，高速公路上的车辆都在高速行驶，驾车司机根本不可能在瞬间看清和看完这些布告上的字。就拿其中的第三则来说吧，如果这则警示语设在水边急弯处，那么等司机看完这些文字反应过来再采取措施的话，汽车就只能到水里“游泳”去了。实际上，高速公路上的警示牌和警示语都非常简洁、醒目，能让司机一目了然。而且很多是用驾驶员熟知的通用的图形来表示。最高和最低限速则直接用阿拉伯数字加上相应的图标标明，同时用不同而且显眼的颜色加以区分。这样便于司机及时采取适当的处置动作。试想，就算外国人天性幽默，也不至于在这种场合拿生命攸关的事情来开玩笑吧。我们认为，上面那些布告用语用在高速公路上显然是不合适的，更不要说有好的效果了。当然，如果其中的第①、②、④条用在上高速公路之前的驾驶员的休憩处，那倒是别有一番情趣，而第③条如果真要放在高速公路的转弯处，那只会变成请司机去拜见阎罗王的介绍信了。

要想欣赏既幽默，又实用的告示语，下面倒有几例：


肯尼亚天然动物园的“游人须知”规定：“凡向鳄鱼池内掷物者须自己负责拾回。”

美国一家客房告示：“请勿在床上吸烟，否则落地的灰烬可能就是你自己。”

法国一私家花园的警示牌：“如果你被园内毒蛇咬伤，最近的医院距此15公里，驾车半小时到达。”

伦敦某宾馆在所有浴室里贴上告示：“尊敬的客人，请把你的歌声藏在心里，因为我们的墙壁并不如你想象的那么厚实。”

（王瑛《有趣的告示》，《文摘报》1997年4月20日）


上面几则告示所在的环境才容许读者在告示牌前以从容的心态来解读幽默话语中的警示信息。

再回到原来的话题。

修辞怎样才能做到适应题旨情境呢？不少专家提出，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要求就是得体。什么叫得体？张志公先生在《修辞是一个过程》中写道：“所谓得体，就是在这样的场合，同这样有关系的一些人说一件事，怎样说最恰当，合乎这种场合的要求，合乎听话人和说话人相互关系的要求。”又说：“所谓得体，就是在真实的、实事求是的前提之下，根据具体的场合、具体的对象，采取恰当的说法，表现出自己一种应有的修养，一种比较高尚的思想精神面貌，这就是得体。”

要做到得体，按照李名方先生的归纳，大致包括五个要素，可以略称为“五合”。以下分而述之。

一是合境，就是适合宏观的社会环境和微观的言语环境相统一的语境。宏观的语言环境包括社会社会制度、政治气候、时代潮流、人文状况等。微观的言语环境即特定的话题制约下的交际环境。语境不同，说的话自然不同，话的说法也会不同。只有适合具体语境的语言才能在交际对象的文化心理上产生呼应和沟通，收到预期的效果。譬如，有这样一个故事：


（王）维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而匿！”诰浩然出。帝问其诗，浩然再拜。自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　（《新唐书·孟浩然传》）


孟浩然是与诗仙李白同时代的一位很有才华的诗人。李白曾赞扬孟浩然道：“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可见其才学之好，甚至好到连唐玄宗听说王维私邀他进入内署后，不但不怪罪他，反而兴冲冲地召见他，而且立马问起他的诗来。照理说，这正是孟浩然仕进的天赐良机，没想到他踌躇满志地对着唐玄宗朗诵的是他的《岁暮归南山》。当他念到“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一联时，皇帝老儿不高兴了，他说：“是你自己不来找官做，我什么时候抛弃过你，为什么无故诬陷我！”于是把他撵回老家，永不录用。据实而说，孟浩然的这首诗并不差，只不过其中的“不才明主弃”一句，确有一点无端怪罪“明主”的意思，而且你孟浩然还是一见天子面就说了出来，似乎老早就憋在心里。难怪唐玄宗要老大不高兴了。试想，如果孟夫子读的是他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这首“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渡无舟揖，端居耻对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那么结果大约就会两样了。因为孟浩然正想当官，皇帝正闻其名而欲见其人，这首诗前四句气魄宏大，超凡绝俗，后四句抒发了自己正想为明君盛世效劳而苦于无人引渡的求仕心情，唐玄宗一听肯定会相见恨晚，那么孟浩然也就不会潦倒一生了。语言环境对修辞的影响即此可见一斑。

二是合位，就是说话要合乎自己的身份地位。请看一个民间故事：


朱元璋做了皇帝，他从前相交的一班苦朋友，有些还是照旧过着很穷的日子。有一天，一个朱元璋从前的苦朋友从乡下赶来，一直跑到南京皇宫大门外面，在他哀求下，黄门官进去启奏说：“有旧友求见。朱元璋叫传他进来，他就进去了。见面的时候，他说：

“我主万岁！当年微臣随驾扫荡芦州府，打破罐州军，汤元帅在逃，拿住豆将军，红孩儿当关，多亏菜将军。”

朱元璋听他说得好听，心里很高兴。回想起来，也隐约记得他的说话里像是包含了一些从前的事情，所以，就立刻封他做了羽林军总管。这位嘴乖心巧的苦朋友从此就做起大官来了。

这个消息让另一个苦朋友听见了。他心想：“同是那时候一块儿玩的人，他去了既然有官做，我去当然也不会倒霉的吧？”他也就去了。

和朱元璋一见面，他就直通通地说：

“我主万岁！还记得吗？从前，你我都替人家看牛，有一天，我们在芦花荡里，把偷来的豆子放在瓦罐里煮着。还没等煮熟，大家就抢着吃，把罐子都打破了，撒了一地的豆子，汤都泼在了泥地里。你只顾从地下满把的抓豆子吃，却不小心连红草叶子也送进嘴里。叶子梗在喉咙口，苦得你哭笑不得。还是我出的主意，叫你用青菜叶子放在手上一拍吞下去，才把红草叶子带下肚子里去了……”

朱元璋嫌他太不会顾全体面，等不得听完就连声大叫：

“推出去斩了！推出去斩了！”　　（《民间文学作品选》）


同是朱元璋从前的苦朋友，一个因为一番话就当上了大官，另一个也是因为一番话而被杀了头，为什么？就是因为前面那个说话时注意到了自己的身份地位，顾忌到皇上大老爷的体面，于是捞到了便宜。而另一个却不是这样，他以为还可以像从前那样当着朱元璋的面随意说话，结果不但官没有做成，连脑袋也搬了家。尽管这是编成的故事，但它包含的说话要适合自己身份地位的道理是不容置疑的。

三是合礼，就是符合礼貌。礼貌是人际和谐的润滑剂。有礼貌是有修养的表现，也是交际能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年青人在赶路中遇到一位老者，年青人张口就问道：“喂，老头儿！到李庄还有多少里？”老者瞪了年青人一眼，想了想答道：“还有四百五十丈。”年青人奇怪了：“这儿怎么讲‘丈’不讲‘里’呢？”老者说：“你也知道应该讲‘里’（礼）吗？”


显然，这个故事是用谐音双关来讽刺那些在言语交际中不懂礼貌的人。不注意礼貌的人说话就很难做到得体。

四是合俗，就是适合对方的风俗习惯。风俗习惯实际上是历史传统、文化意识的长期积淀，是当地人群长期形成的生活方式。尊重对方的风俗习惯实际上就是尊重对方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因而符合风俗习惯的言语才是得体的言语。以待客为例，中国人以自谦为本，因此在款待佳宾时，哪怕是办下了最高档的筵席，口里说的依然是“聊备薄酌，不成敬意”之类的客气话；而西方人以敬重客人为本，因而在招待贵客时，主人一定声明或者是在最有特色的饭店，或者是用最好的菜肴，或者是以最能表达主人心意的方式来款待客人。这种习俗已根深蒂固。按照这种习俗行事，人们就觉得自然得体。假使反过来，我们在宴请国内的客人时，满口夸耀自家的筵席是多么丰盛，饭店是多么的高档，那就会引起客人的反感，甚至会怀疑主家弦外有音，别有所图；如果在招待外国客人时，主人一再强调“聊备薄酌，不成敬意”，那么外国客人就会以为你不拿他当回事儿，是在敷衍他了。再看一例：


有位搞中日民族性比较研究的日本研究生受到了中国某校长的接见，当这位中国校长得知他的研究专题时说：“你的研究很有意义，我要向你学习！”接见结束后，这位日本研究生对他的中国朋友说，他对这位校长说的话很反感。当问及原因时说，“他是校长，又是中国人，却说向我学习，太虚伪了！”当中国朋友解释，这是中国领导人谦虚时，他怎么也不能接受。　　（陆庆和《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得体性问题》，载李名方主编《得体修辞学研究》，河海大学出版社，1999）


上例中那位中国校长本意是显示自己“礼贤下士”、谦虚好学的美德，没想到却引起了那位日本研究生的反感，因为在日本的习俗中，堂堂的大学校长表示要向一位外国学生学习，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只能看作是虚伪的表现。社会习俗的巨大反差导致感受的截然不同。可见，合俗是得体的一个要素。

五是合式，就是适合特定的言语体式。体式大略包括文章体裁和语体样式。很明显，书面语和口语的言语有所不同，诗歌与散文的言语有所不同，公文和私人信件的言语有所不同，辩论会上和追悼会上的言语有所不同，等等。得体的语言要求根据环境、对象、内容选用最恰当的言语体式，以造成和谐的言语氛围，取得最佳的交际效果。假如不是这样，而是像孔乙己那样在酒店里对讨茴得豆的小孩子也玩起“多乎哉，不多也”这一套，那就令人喷饭了。

以上就是得体原则的五个要素。不言而喻，在言语交际中要做到得体，需要深厚的语言修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亦非一日之功。人生在世，学海无涯，努力呀！

附录资料
【名人名言】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所说出于为名高者，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　（《韩非子·说难》）

[评介：韩非这里所谓的“说难”，是指向君主游说而言。他强调向君主游说时，必须明察君主的心理，并采用最适当的说法来对付他。韩非的动机不足称道，但他提出的了解听者的心理，并注意以不同的说法以适应不同对象的原则则是可取的。]
●
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不应是仅仅语辞的修饰，更不应是离开情意的修饰。”“语言文字的美丑全在用得切当不切当：用得切当便是美，用得不切当便是丑。”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
见《陈望道文集》第二卷245页，253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评介：有人对“语言文字的美丑全在用得切当不切当：用得切当便是美，用得不切当便是丑”这句话有看法，认为语言文字本身也有美丑，例子很多，比如“桃浪”“碧玉”“落英缤纷”是美的，“大粪”“鼻屎”“癞疮疤”是丑的。这样说来也有道理。不过陈望道先生所指的是修辞过程中的“词语”运用的效果。就算原来是“美”的词语，如果用得不切当，那么它的效果也是“丑”的；而原来是“丑”的词语，如果用得切当，它也能获得“美”的修辞效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用得切当便是美，用得不切当便是丑”，这一说法还是精当的。]

●子禽问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虾蟆蛙蝇，日夜而鸣，舌干擗然而不听。今鹤鸡时夜而鸣，天下振动。多言无益？唯其言之时也。”
（《墨子·佚文》）

[评介：话多不一定有益，只有说得适时，才能以少胜多，发挥作用。墨子的这一观点有道理。]

●从修辞的角度看，没有绝对的好，倒可能有绝对的坏，例如使用生造的、谁也不懂的词语。哪种说法最合适，要看你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对谁说话，上一句是怎么说的，下一句打算怎么说。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要求，有时候典雅点儿较好，有时候大白话最相宜。　（吕叔湘《漫谈语法研究》，见《中国语文》1978年第1期）

［评介：修辞“没有绝对的好”，说明总有值得改进和提高的地方，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学习，精益求精；“倒可能有绝对的坏”，例如说出的东西谁也不懂，这就要求我们修辞一定要顾及效果，因时、因地、因人、因事制宜，不然就是糊涂虫了。］
【阅读欣赏】

●君子非其人则弗与之言；若与之言，必以其方：农夫则以稼穑，百工则以技巧，商贾则以贵贱，府史则以官守，大夫及士则以法制，儒生则以学业。……故君子之与人言也，使辞足以达其知虑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弗过其任而强牵制也。　（魏·徐干《中论·贵言》）

［评介：没有共同语言的人，一般不要与他交谈，如果一定要与他交谈，那么就要以他所熟悉的内容为话题。有修养的人与别人谈话，话语所涉及的应当是对方心中最关切的东西，谈论的事情要符合对方的脾气和性情，不应当勉为其难。这段话所说的这些道理值得注意。］

●君子将与人语大本之源而谈性义之极者，必先度其心志，本其器量，视其锐气，察其堕衰，然后唱焉以观其和，道焉以论其随。（徐斡《中论·言贵》）

［评介：将与人进行事关根本的重要谈话时，一定要对对方的人品和器量等进行估量，然后再按照他的反应渐次进行。徐斡的告诫是有益的。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不论对方如何贸然切入，就很有可能使自己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许允为吏部郎，多用其乡里。帝遣虎贲收允。妇出阁戒允曰：“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允至，明帝核之，允答曰：“‘举尔所知’，臣之乡人，臣所知也。愿陛下检校为称职与否？若不称职，臣宜受其罪。”既检校，皆官得其人，于是乃释允。旧服败坏，诏赐新衣。初被收，举家号哭，允新妇自云：“无忧，寻还。”作粟粥待之，须臾允至。（晋·郭澄之《郭子》）

［评介：这是一个用语切当而免罪的典型例子。许允被怀疑用人唯亲而被收监。出门时，妻子就告诫他，对待圣明的君主只能用道理说服他，而难以凭借感情乞求他。于是，当魏明帝向他核实情况时，他首先引用名言说明，要提拔应用自己了解的人，而自己的同乡正是自己所了解的人，所以用了他们。然后请皇上审核自己所用的人是否称职，如果不称职，自己愿承担罪责。审核结果证明许允应用的全是称职的官员。最后许允不但没有受罚，而且还被明帝诏赐新衣归家。可想而知，如果许允不是正确地选择“理夺”的方式，而是误用“情求”言辞，那么后果就会很惨了。］

●孔子行游马失，食农夫之稼。野人怒，取马而系之。子贡往说之，卑词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不能听说人，譬以大牢享野兽，以《九韶》乐飞鸟也。予以罪也，非彼人之过也。”乃使马圉往说之，至见野人曰：“子耕于东海，至于西海，吾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马而与之。说若此，其无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圣人量凿而正枘。夫歌《采菱》发《阳啊》，鄙人听之，不若此《延路》、《阳局》，非歌者拙也，听者异也。（《淮南子·人间训》）

[评介：说话要看对象，要“量凿而正枘”，这样才有效果。子贡不懂这个道理，因而把事办砸了。“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听歌是这样，听话也是这样。]

●次媳入京，公适卧席，呼之床前，而以手拍枕曰：“老年头畏风，速买一帕寄回。”明日登程，诸亲毕会，忽又呼媳曰：“勿忘昨夜枕上之嘱。”众骇然，问其故，乃始抚掌。　
（《雅谑》）

[评介：“枕上之嘱”通常是指男女之间在同床共枕之际的嘱托，这位老头子公然要媳妇勿忘“枕上之嘱”，岂不把人吓傻了！幸好事后解释清楚，才不致枉背“爬灰”之名。说话要看场合、对象，要表达清楚，不然就很有可能重蹈这位老头子的覆辙。]

●得体性是关系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的原则，是提高言语表达效果的最高的原则，也是最重要的唯一原则。修辞学以得体性原则为最高原则，是由修辞学研究言语表达进行社会交际的根本特点所决定的。说到这里，我想起倪萍写的《日子》中的两个例子。一个是1982年她与翁倩玉同台主持北京――东京现场直播“中日友好歌会”。倪萍的原台本上第一句台词是：“亲爱的日本朋友，你们好，首先我代表中国人民在这里给你们鞠躬了。”这样的台词由一个中国主持人说显得很不得体，正如倪萍所写：“中国人民凭什么在中国的土地上首先向日本人鞠躬？”后来倪萍是这样说的：“亲爱的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的首都北京，请允许我向远方的日本朋友问候。”两种说法大不相同，难道只是修辞技巧问题吗？不是，两种说法两种表达效果，前者不得体，后者得体，这是有关说什么和怎么说的改动，是表达形式的改变，也是表达内容的改变，感情色彩不一样，社会效果自然也不一样。另一个是王军霞从亚特兰大获奖回来，倪萍去采访她，原台本中的台词是：“神州大地为你喝彩，你是华夏儿女的骄傲……”对过去曾三次采访过王军霞的倪萍来说，这种台词显得很不得体，很不自然。倪萍没有采用那样的台词，而是一见王军霞就情不自禁的夸她：“你真漂亮！真的，当你身披国旗在赛场上向观众挥手示意的时候，我的眼睛始终追着你走，那时我的腰杆跟着你一起挺直了，你真是咱中国女人的骄傲。”说得多得体，多自然，又是多么亲热，多么真挚，多么恰如其分！这就是最大的修辞，就是得体性修辞。　　（摘自李名方1997年7月25日给王希杰先生的信，见李名方主编《得体修辞学研究》358－359页，河海大学出版社，1999年）

［评介：倪萍在主持“中日友好歌会”时原台本上的第一句台词不得体，原因有两方面，一是身份不对，二是姿态不当。能够以代表中国人民的身份说话的，只有国家级的领导人，其它任何人没有这个资格，倪萍当然也没有这个资格；中国人民愿意同日本人民友好相处，但没有任何理由和必要在自己的土地上首先向日本人鞠躬。至于一开始以主持人个人的身份向日本朋友问候，那就是入情入理的事了。所以倪萍的修改是得体的。在采访王军霞时，原台本的台词没有考虑到倪王之间已有过多次交往，而且同为女性，所用的话语大而空，相比之下，还是倪萍发自内心的话语更加得体。正因为如此，倪萍的这两次改动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