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本体论第四篇(1)：《阅读孟浩然的一种次序：从

yanzhao

一、《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二、《望洞庭湖上张丞相》（又名《临洞庭》）：“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三、《岁暮归南山》：“北阙休上书，南山归弊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孟浩然是盛唐之初期的大诗人。一生未仕，终老田间。在文学史中，他被认为是承陶渊明遗脉，与王维并列的田园山水诗人。

李白有五首诗送孟浩然，这是李白一生中对同时代诗人写诗最多的，其对孟浩然的崇敬可知。但这种崇敬却不完全是李白的个人行为。“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这不仅是一种个人的行为，而且也是一种时代的行为。即表明唐朝的这些伟大诗人，他们彼此之间对这个伟大的诗歌时代有着强烈的自信。这种自信不是别的，就表现成诗人之间的相互尊敬。他们个人对诗的自信，对一个时代的诗人和诗人之诗的尊敬，是互为表里的。这种相互之间的尊敬，贯穿整个唐代。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比如杜甫也如李白对孟浩然这样，以诗对李白作为诗人和李白的诗表示了极大的尊敬。元白之间相互的歌唱也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当然这些不同的例子所表现的尊敬是有区别的。这里我们要解读的不是这种区别在细节上的差别，比如诗风的不同，为人事迹及其品质的不同。而是要弄清孟浩然作为一个诗人是如何构成一种，不同于其他诗人的，却又与其他诗人共同构筑本质一致的，赢得尊敬并自信的秩序。更为重要的，诗人是如何在此一致性秩序的构筑中，终于形成了自己（更多地意味着唐诗高峰的多样性）“高山”般的认同标志。所以这里提出的阅读孟浩然的次序不是别的，就是一种依靠并通过孟浩然诗作的“高山”般的认同标志，进入唐诗时代的次序（当然不是唯一的一种次序）。它是一种独特的准入，是进入唐诗的群峰的一种真正的真实——因为你只有真正地站在一座唐诗的“高山”上，你才真实地进入了唐诗的群峰。此次序或许能让我们稍窥某种贯穿唐代诗人的共同性来。

这种共同性形成的某种一致的秩序意味着什么，我们也许很久就习而不察了。因为对诗的自信，对诗人的尊敬（无论是诗人之间的尊敬，还是非诗人对诗人的尊敬），我们都久已经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了，更别说还有这方面的某种可以形成“高山”式标志的激情。而在唐代，这种由自信和尊敬形成的共同性，并同时由此达成的一致秩序，不仅仅让当时代的人有着蓬勃旺盛时时言诗的激情，而且完全成为一种处处至高（“高山”）的认同标准。而且此标准的“高山”不仅是反映在纸上，同时也活生生地“涵虚”着唐人的生活。即唐诗的时代，唐诗是，而且必须是某种诗之用的诗。也就是说在唐诗的时代里，诗是直接要有某种“效果”的，是活生生地在生活中的，而不是我们今天泛泛而言的某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构架。

我们的精神构架说，当然也是这样的至高的诗的认同标准的结果之一，但我们却高高地把这种认同标准供在常识的范围的神龛上，只允许它在纸上气宇轩昂，仿佛这样才可以把握，才可以预料和依靠。显著的特点是我们的生活，已经把唐诗看成是某种只用来教育有这么回事或可以这么怡情的基本文字，以常识中拘谨的确定无疑来疏离它本原的动力。于是我们的诗之用便无通向群峰的“高山”，我们也就没有了对诗和诗人的激情，自信和尊敬也就不再是活生生的。这样的情况下，诗不能不是空心的。


空心的诗，诗空心的时代，诗这个问题不是简单了（仿佛没有用，可谁又敢说没有用呢？），而是越来越复杂了。尤其就诗的效果而说，就更为复杂。而且争论不休，没有结论。

我们这些不肖的后人，对于唐诗的唐代效果，对于诗之用几乎没有发言权。别说是诗这种似乎可以完全不在通常效果方式的视野中的东西了（复杂化的结果），就连文化这样的有器物之类可见的题目，我们也无法有好的争论，并从而放手一谈或放手一用“文化”之用。诗之用对我们来说更是遥远的，无法企及的一个非人间烟火的话题。这可以从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一个写“诗”的人对另一个写“诗”的人表示出“高山”般的敬仰可以看出。

不过对于我们民族来说，这种缺乏的致命性，也许还不在于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而是在于我们的民族曾有过这样辉煌的记忆和伟大的经验。对于没有这方面文化经验的民族来说，没有“诗之用”也许可能会是致命的（也许不？），但引起的恐慌却可能不是致命。而我们民族却不同了，也就是说我们会被缺乏和由于缺乏引起恐慌的双重灾难击倒。海通以来民族极为衰落，民族文化近乎崩溃，也许就是这种缺乏，尤其是对这种缺乏恐慌的双重结果。然而这个话题在这里讨论也许甚远。我们阅读孟浩然也未必能解决这样通常总是大而不当的问题。充其量我们阅读不过是获得一种关于唐诗的诗之用的孟浩然的经验。

能否获得孟浩然的经验，也许都不一定有把握。其他的问题就更无法涉及。但对诗之用的关注也许是我们阅读孟浩然这种次序的主题，是个无法解决的必须携带着进行的主题。也许在这里，阅读孟浩然的次序是一种不得不无法有结果的阅读，即此次序朝向一个我们走不到的地方，是“高山”在眼前而无法攀登，甚至无法“仰”，也无法“揖”。诗的空心化，尤其是“诗之用”的空心化，早已昭然若揭。在这种空心化下阅读孟浩然，也许可能的获得只是恐慌。然而我们依然要阅读，依然要进行这样的次序，从而向着一种秩序而去探索“高山”何以是“高山”。可能我们无法企及“高山”，但或许在这种阅读中有机会遭遇“高山”的（曾非空心）所在？姑且这样设立一个天大的要求。

之所以选这三首诗并不是说它们代表了孟浩然的全部，但这三首诗肯定是孟浩然的三篇无可置疑的代表作。关键不是这样的争论，关键还不在于通过几首诗来进行孟浩然的诗歌成就的描述。这里要进行的阅读，不是这样意义上的一个诗人的诗的分析和评判，而是一个诗人的三首诗给予我们的一种通向一种秩序的次序。这三首诗写作的时间顺序，也非我在这里排列的顺序。第一首诗是最晚的一首，后两首也许时间稍前。但就诗成为诗的作品的某种（唐诗）结果来看，也许仅因为有了第一首诗作为前提，后面两首诗才能得到成立。这么说也许有点费解。

从读诗的一般的心情上说，三首诗分别都是不同的，而且很难看出有什么特别的联系，和相互之间一定要有的特别的依靠。“上张丞相”的蓬勃气势，“多病”的愁苦和艰难，“就菊花”的悠闲和释然，这三者在诗的文字化之间的确搭不成什么联系。作为诗人，他在不同的时候当然会有不同的心情；作为写成文字（诗的肉身）的诗歌，它们之间也的确可以不存在任何联系。然而我们的阅读就是要在这三首可以毫不相干的诗里找到一种次序，这种次序能否存在如我所言呢？即《过故人庄》诗是不是首先是一个前提，然后才有后两首诗？

这样的假设，也许是一种勉强的假设，勉强到应该怀疑是否有值得这么做的理由？毫无意义的不仅有值得不值得的问题，而且还有能不能的问题。我在这里凭空的一种抄录的顺序将构成一种次序，并说由此而通向一种秩序中的“高山”，这多少会有点让人以为是在做文字游戏。然而这种貌似文字游戏的思索，并不是心血来潮的不严肃的一种任意行为。而是一种严肃地阅读后才能有的经验。

只有认真地品尝这三首诗（彻底的消化吸收），呼吸了这三首诗（完全的共命运），我们才有面对孟浩然的次序。也只有如此孟浩然才对我们展开的一种次序，从而朝向某种一致性的秩序。

第一首诗，平淡悠闲。它流传至今，成为阅读孟浩然和阅读唐诗都不能忽略的伟大诗篇，关于其原因我们当然可以从此诗的标志性说明中得到某种指示性的启示。因为这是一首毫无异议的田园诗。孟浩然之所以是伟大的诗人，根本的标志性就在于他是田园的歌唱者，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田园歌唱者之一。但如果我们在此的阅读仅仅停留在田园的标志上，那我们不过是在重复常识，人云亦云而已。

然而它是田园诗，这难道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吗？

如果我们不想人云亦云，我们难道想把这首诗看成是边塞诗吗？不是。这不是我们阅读想做的事。

关于这首诗是田园诗，这不仅是常识，而且是规则，是次序。问题不在于我们是不是把这首诗当作田园诗来读，问题在于这首田园诗之所以是田园诗，其标志性的奠基是怎么成立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人云亦云说这是田园诗，但田园诗之所以是田园诗，它如何在我们的常识中得到确定的？它又给常识带来了什么？而今我们常识中的田园诗，凸显了这已经成常识的田园诗的什么，又遮盖了田园诗之所以是田园诗的什么？是大可一问的。

我们这里的阅读，也许并不是要推翻已有的常识，而是要透过常识，并不为常识拘谨住而认真地倾听一种被今天常识忽略的声音。更准确地，也就是说田园诗意味着什么？在它不可否认的平淡悠闲中，才有的田园风光，山水画卷，乡村气息，意味着什么？田园，田园是中国诗歌的不可替代的核心和灵魂，是唐诗中的核心和灵魂（李白的“高山安可仰”，是在这个意义上的，不仅是对诗人，而且是对诗的灵魂的一种歌唱），我们今天在常识中又有多少是接近诗之本义的认识呢？这个问题我们暂时还不能回答，就是说我们先把前提隐藏起来，先看结果的两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