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本体论第四篇(3)阅读孟浩然的一种次序

凤凰社

如果没有“临”，退一步说没有某种共同的“望”而后的“上”，那么这种“涵虚”是建立不起来的。常识的错误不在于它误解有无“干禄”之意，而是在于它把此诗中关于山水的激情与“干禄”的次序弄反了。它（常识）以为这首诗是为“干禄”而作的，除此“干禄”外别的就是点缀了，而且这些点缀最多不过是张扬了诗人的高傲和处理文字的才气。这是一种颠倒，虽然这种颠倒比起原意可能还更合情合理，仿佛诗之用如此即大善了。这种颠倒（即常识的误解），在对本诗的阅读中是简单地处理了最后一句话中的典故了，即把“徒有羡鱼情”完全看成是“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这句话的某种巧妙的引用了。这句话的本意是动手比羡慕他人好。于是综合这后四句，仿佛诗人既不安于“端居”之“耻”，而却只指望“垂钓者”。按常识的意思，诗人不“退而结网”，不就只有指望张丞相了吗？或者“退而结网”就是指干谒于张丞相。否则怎会有“欲济”而“端居”之“耻”？于是乎“干禄”之意义昭然矣！甚至多少都有点奉承了，虽然恃才傲物依然。可是误解就在这里。

此诗的前四句应该没有可以让人误解文字的地方（所误解的不过波澜壮阔的洞庭湖涌向何方？即诗人向何方？）。第五句是说我想有所作为，但却没有办法；常识也许也不反对。

第六句是个疑问句，但这对常识而言却是个疑问。因为常识从未将此句看成是疑问句，而只看成是肯定性陈诉句。因为孔子有“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

泰伯第八》）的训词，所以在这样的指示下，“端居”就是安于无所施展而“耻圣明”了。


但这确实是疑问句，诗人说的是没有办法而安居在这样的圣明之时，是否可耻？“端”字，本身就可以有疑问的用法。在古诗中，一个字不能是一张面孔，而必须是一种融合。即便是诗人未必曾料想到的融合，也会经常发生。

诗之魅力谁人能事先设定？就是诗人本身也不能。

然而第七句否定了这种可耻的想法，说因为（“坐“即原因，而非今之人所谓的坐下之坐）看到了那悠闲的垂钓者（“垂”，不仅是悠闲，而且是安于悠闲。坐而论道之古风于此“垂”中足也），所以第八句就说我也就只有“羡鱼”的悠闲之情了。诗人的确也还是在用典故之主动应该在我（自己行动）的本意，但“羡鱼”既足，何用“退而结网”？

但不“退而结网”却也不是要把某种主动寄托在“垂钓者”举荐上，而就是悠闲二字。悠闲地以自己“无舟楫”的“欲济”，无障碍地，也许有距离（平面性的）地“合”着“垂钓者”得到“鱼”的的悠闲。“徒有羡鱼情”，在此际的悠闲的合一中，非有所请尔，而是只剩下（“徒有”之意义）悠闲之情了，即是完全喜悦地看着“垂钓者”钓出不属于自己的“鱼”。

故献媚与不卑不亢都与此诗无关。这样却也不意味着诗人在对抗孔子之训。因为孔子不仅仅有“邦有道”的训词，还有“吾与点也”（《论语

先进第十一》）的“志”。更有对“干禄”本质（实际是说不在禄之有无）的点破：“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为政

第二》）。所以这只剩下的悠闲之情，也还暗含着一种对“垂钓者”的‘垂“的推许和期待。说到底，仍然是在就悠闲而发言。以悠闲的方式共同的“临”在洞庭湖边。


现在我们回过头，再读一遍《易经》的《序卦》是怎么说“临”的，“有事而后可大，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物大然后可观，``````可观而后有所合”。也许只有在这样的深度中，我们才有机会知道此诗的真正含义。也就是说，诗人在洞庭湖的“平”而“混太清”的大中，得到某种“涵虚”。而这种“涵虚”，使不同位置的人，从不同的道路而来，均“临”（临帖之临）此大地到达了洞庭湖。洞庭湖在中国是一片传奇的湖（范仲淹对此湖之传奇有“文人骚客咸集于此”之至高的说法，故他的“临”湖也有极高的志向。此志向也类似此诗地敞开两条道路，即所谓“处江湖之远”的道路和“居庙堂之高”的道路，道路虽殊，其志一也），“望”此传奇的湖，由此湖之大而来的“涵虚”，让诗人有向于悠闲之志。因为“太清”之大，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各种不同，当然也“涵虚”了有禄和无禄的不同。胸有此大者，才能有共同的“望”；共同“望“此大者，才有共同的臣服，他们一致性才显示出来。这显示出来的一致性，就是他们共同的“临”洞庭。


所以这不是什么“干禄”为主题的诗。而是有禄也好，无禄也罢，凡能真正“临”湖的共同歌唱。这里用得上王国维的话，“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人间词话》，上海书店出版社《王国维遗书》，1983年9月第一版九册P479）。所以这后四句诗实际上是对前四句的和合，是严格相关山水的的继续。是景语与情语和合着直临作为山水的洞庭湖的到达。所以这湖才是这首诗的主题，也就是说唯洞庭之湖在，才有此诗。这就是诗人此诗的所往。当然就诗人伟大的才华，我们也可以说唯此诗才对应了洞庭之湖在的“涵虚”。那些以为关于湖的文字不过是点缀的常识，以及由此左右的论点，无论如何都不能真正地面对此诗，并理解诗人的才华的。

另外，有考证《岳阳楼》为诗的题目的，也许这更没有错。因为岳阳楼是那些真正要“临”湖，“望”湖的各种不同人的纪念碑。纪念碑不是别的，就是前人留给后人标识着曾经共同到达的纪念（所以即便楼总是后人建的，但却根本属于前人）。在这作为洞庭湖的前人的纪念碑的岳阳楼上，其门左就镌刻着“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而其右刻的是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流”。这不意味着风景是该楼（诗）的点缀，而意味着这是楼（诗）的灵魂。以山水为大而向此到达来成就诗，“望”及其一致性均在此中。如果解诗者暧昧此理，那就只能落得“干禄”的干谒方式，而使诗和诗之用庸俗化。如此诗的道路便越来越窄，终至今人不能通诗，而诗之用空心化也。

可诗之用对于到达了洞庭湖的孟浩然来说，却不是空心的。同样的《岁暮归南山》也不是空心的，不过却是用与《望洞庭湖上张丞相》不同的另外的道路，通达了诗和诗之用。我们来读第三首。

常识以为这是首用山水化解愁苦之情的精致诗篇。诗人最终是以无奈于山水之独立，而了断了愁苦。从而转换了某种对愁苦执著的绝望，转身向一种无奈的山水之寄情。这虽然是在说诗人有一次对愁苦的反动，但却不是诗人的诗之用。而仅只是一次拘谨的反动，仿佛诗人不得不象辛弃疾那样王顾左右而道“天凉好个秋”。从而以无奈之寄情的获得，转换并丧失了某种诗人绝望之解决的经验。于是乎山水虽是某种主题，但却没有使我们达到山水，而只是无奈于山水。然而这并不是诗人所要传达的根本，而只是我们的误解，拘谨之极地无能于诗人之诗和诗之用，空心昭然认为山水只不过是可以无奈一下的寄情。

让我们从头开始试探一下诗人的本义。

“北阙休上书，南山归弊庐”这两句并不严格对仗的偶句，似乎在诗的开始，就毋容置疑地排比而出，大范围地（来自庙堂的拒绝和来自田园的冷落）封住了诗人的所有梦想，而将诗人置于一种无可摆脱的困顿之中。这困顿际遇里的急促，诗人遭受的刺痛，颔联以“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这两句诗，不加掩饰地公开了。但诗人并没有就此止步（就写作而言），又用颈联“白发催人老，青阳逼岁除”来给这种困顿划了一个时间的圈，此际时间狭窄而匆匆，竟然不给诗人一点回圜的余地。所以在倒数第二句，“永怀愁不寐”中，诗人的煎熬顺理成章地达到了极点。苦难若是顺理成章的，那就不意味着别的，也不能意味着别的什么，而只意味着绝望。诗的前七句极其工整地展示了诗人的绝望，而如果没有最后一句诗的话，那么这里的绝望还只能是诗人的自怨自艾，辗转不安，它尚未有解决。

虽然单就文字而言这七句是那么的精致，以至于工整得无可挑剔。然而精致对于唐诗来说不算是什么诗中的奢侈品。唐诗的奢侈，在于它的每一种千锤百炼的格式（这里，格式不是常识意义上，可以预料的某种具体的确定无疑，比如用格律来称呼的形式，而是共同到达中的聚焦，是规则，是本质一致的共同秩序）都是美仑美奂的出乎意料的极品。精致或工整那不过是我们对诗的拘谨所造成的理解。所以对诗人此处的绝望，我们有必要不那么拘谨地，跟随着诗人的最后一句诗出乎意料的反动一次。当然常识也是在最后一句中拘谨地做无奈的反动的。不过常识的举动，只是满足了常识以无奈置换绝望的寄情，而并不能完成诗人之诗的到达。

在读最后一句之前，我们再回头看看诗人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首先是“北阙休上书”，也就是说诗人没有了一条“居庙堂之高”的道路；而“南山”之“归”本来也应该是一种道路，可是“弊庐”之“弊”，意味着诗人因寒酸而遭冷落，意味着此“归”非诗人所愿。也就是说诗人的这条道路也受阻于“弊庐”。此际在诗人看来，道路全无。庙堂和“南山”（范仲淹之江湖之远）均没有诗人的位置。这种位置的缺失原因何在？第三句是说明第一句的，第四句对着第二句。四句下来，失位的诗人及其抱怨都出来了。

这种抱怨的意味深长之处，也许还不只是诗人似乎在诗中的抱怨，而是伴随此诗（主要是前四句）有一个替诗人抱怨的故事。《新唐书文艺传》记载：诗人曾在一个尴尬的环境下，啼笑皆非地被玄宗取缔了“上书”的资格。《唐才子传》写得更生动些，现抄录如下：

“维（诗人王维）待诏金銮，一旦私邀入，商较风雅。俄报玄宗临幸，浩然错愕，伏匿床下。维不敢隐，因奏闻。帝喜曰：‘朕素闻其人，而未见也。’诏出，再拜。帝问曰：诗来耶？’对曰：‘偶不赍’。即命吟新作，诵至‘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之句，帝慨然曰：‘卿不求仕，朕何尝弃卿，奈何诬我？’因命放还南山。”（同上版本，P366）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很难考察，但流传甚广。诗人还有因饮酒而拒绝有期举荐的事迹。《新唐书文艺传》将此事直接记载在诗人与玄宗相遇的故事之后，并说“浩然不悔也”（诗人的名字在这里显得很妙，仿佛不是在陈述某某不悔，而是在说“君子坦荡荡”式的不悔）。不管诗人与玄宗的故事的是非，但就史实而言似乎这首诗的确是诗人“干禄”碰壁之前写就的。所以所谓“北阙休上书”在诗人这里到底有几分愁苦实在是值得置疑的（我们以历史性的故事来置疑）。也许诗人对自己的“不才”而遭“弃”并不认为是多么的“良可悲夫”（《唐才子传》中语，说诗人“才名日高，竟沦明代，终身布衣，良可悲夫”，同上P373）。这因为在诗人没有遭到某种实际的“北阙休上书”的事情之前，他就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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