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本体论第四篇(7)阅读孟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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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读这首诗：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但当我们读完这首诗的时候却发现这样一首伟大的田园之歌，没有通常名诗惯有的名句，诗眼似乎也没有。除了仿佛成熟之极的盛唐近体诗的格律化，的确看不出有什么出乎意料的奢侈。虽然也人企图有说“就”字好的（《升庵诗话》）。但这么说此诗好的人，无非都是想说这不是俗气的诗，是有着诗的工力之妙的。但这却不是对此诗的合适的道路。对这首诗缺乏通达的道路，并不奇怪，这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在享受了孟浩然的同时，却不在乎这位诗人的本质（至少忘了诗人的本质，而只单纯于诗眼，诗句，甚或诗关涉的具体事件，这些事情）。连苏东坡也在某种错误的角度上，片面地理解了孟浩然。他认为孟浩然“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耳”（陈师道《后山诗话》）。于是终身布衣的孟浩然“造”起“内法酒”来，难免因没有见过“材料”之多而有点土（看来“良悲也夫”难免）。总之，没有这样“内法酒”的名句做诗眼，不大写除五言诗以外的孟浩然（据说他不擅五言以外的格式），到了王士禛，就变得总不如王维，原因是，“正以襄阳未能脱俗耳”（《带经堂诗话》）。相反的意见当然也有，不过主要是就孟浩然单论孟浩然的，比如沈德潜说“孟诗胜人处，每无意求工，而清超越俗，正复出人意表”（《唐诗别裁》）。但说孟浩然和王维时，孟浩然却不如王维，而有点俗的意思。施补华《岘佣说诗》代表了大多数意见，即以为“孟浩然王昌龄常建，五言清逸，风格均与摩诘相近，而篇幅较窘。学问为之，才力为之也”。“非关书也”的“诗有别才”（严羽《沧浪诗话》）在孟王之共称时，似乎不得不关起书（至少诗的体裁）来了。

那么何为脱俗？同以田园山水诗人并称唐诗时代的王孟，何以就有了俗雅之分？这是个不能绕过去的话题。否则我们不能接近这首诗。但真要详说，却不是一篇这样的次序之问所能尽的，所以不免以论带（代）史，略过烦琐引文的考证。好在，关于孟浩然的的评论，大体可以有两种较定型的说法（都是常识的依据），一是说他脱俗，但仅止于五言；一说他未能免，至少与王维比不能免，苏东坡“无材料”即倡导此说。但这样的两种说法，都不能接近这首诗。也许在某种更接近诗人本义的角度上讲，这样的两种说法可以让我们从第二第三诗中得到某种常识的诗的阅读，但对这首诗，我们却根本不能从这样的两种说法中取得进展。连误解都不会有。因为俗雅之争与此诗几乎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在这首诗中诗人不是能以雅俗可论的。它只能在一种情况下可以论雅俗，即在做某种与王维的常识性比较上才能一试。


但孟王相称一千二百多年来，他们名字能写在一起的基础不是他们是雅是俗，而是他们是共同的山水田园诗人。在他们是真正的山水田园诗人的基础上，应该是没有雅俗之分的，甚至没有好坏之分。伟大的诗人及其伟大诗篇无好坏雅俗之分，而只能有他们和他们的诗存在的真假理由之分，也即只能有我们能接近诗人之几分之考。

这是我在此的以论带（代）史。目的不是别的，就是要让我们的阅读能更切近诗之本义，从而明白何以这是山水田园诗的峰巅之作。至于它脱不脱俗，那是只有在常识范围内做考据习惯的人才有的想法，是所谓“学问为之”才有的想法。对我们的阅读而言无所谓脱不脱俗。因为所谓的俗气，无非只有两种，一种是暴发户的大红大紫的铜臭，另一种是没有见过什么世面，却经常伪装见过大世面的小家子气，小市民中的市侩最为典型；但农民根本没有这样的俗气的而要脱俗。不过在那些市侩的小市民眼里农民有的乡下脾气也似乎算是俗气之一类了。但这只能算是无知。

这里还要以论带（代）史的说几句并非不相干的话。自清讲考据而达极致，学术风气至今难以改变某种不愿，不能通达本质性言说的颓势。而象陈寅恪这样的大学问家煽情似的重新崛起，非但没有在这方面能有所支持，却在他们给学术界带来了不起的学问成果的同时，更深地加重了这样的颓势。即在强调史事必须有足够的证据的同时，让学术忽视了，关键还不是事实是怎么个事实的事件性过程，而是我们如何介入事实的方式，即以论带动史的方向，和以论代表着我们如何看待这样的同一个史实。不过也许这样的孰优孰劣的争论无休无止，义理和考据也不是今天才有的争论。可我们的颓势却在于我们知道有某些确凿无疑的事件的同时，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情。在这里我们讨论田园山水诗的时候，这样的颓势也只能让我们知道有某种事件性的田园山水诗的流派发生。但这样的发生，这样的事件的公开成标识，却决不是证据确凿的事件性简单命名的标记就完成的。

也就是说田园山水诗的名号绵延至今，在它成为常识的时候，它是什么？我们少有思索。那些以为以论带（代）史是不严肃的人，说穿了不过是认为这样不甚可靠。然而可靠是什么？任何以考据为首要的研究者，他们能澄清山水诗的史实，却不能在这样的罗列材料中，完成可靠的史实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的工作。也就是说，由可靠完成的事件决不能是诗的完成，诗的完成有赖于某种同样严肃的以论带（代）史，即对诗有真正响应的诗的完成，必须是对可靠之事件后面的某种不是可靠能言语的东西进行思索。所以我们必须考虑诗的完成的基础。它涉及到我们文明的奠基。在田园山水诗中尤其涉及到我国文明中农村地位的奠基。

农村地位之奠基。首先必须明确的这不是什么边缘性的奠基。农村不是边缘，而是中心，或者说是某种至高标准。这并不完全是因为我们国家是农业文明才这么说的。美国作家欧文在一篇游记中对最早的工业国英国做了这样的描述，他写道：“在某些国家，都市便是这个国家的繁荣富庶所在，是那里文采风流典章人物的荟萃之地，而乡村则属较为粗陋的地方。在英国，情形刚好相反，大都会只是上流社会的临时聚集之所或定期会晤之地；他们一年一度地来到这里，恣情尽性于各种声色耳目之娱，而数月一过，他们又重返其清静自适的乡居生活。因此社会的各个阶层遍布与全帝国的每个角落，即使是穷乡僻壤，也完全见的着社会上的各色人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7月版《名人同题散文99》）从这里的描述可以看出，欧文是很羡慕英国这样一个农村是某种归宿性至高点的生活状态。

但在中国，迟至清末民初，即使在政治上已经完全落伍，经济上可能完全破产的中国农村，也并非是漆黑一团的没有可资叙说的“文采风流典章人物”。也就是说只到清末民初那样的“国破”之际，仍有某种“山河”在，而使得中国人的生活取向并不完全以某种非农村生活的方式为至高标准，比如西化的城市生活。就是在所谓先进的西化的城市（比如上海，甚或是被完全殖民了的香港），（被称为是农业文明落后的信仰）关公和城隍的中心地位（哪怕仅仅是文化功能性的）却不一定比基督逊色。

另外也不是所有西方主流的思想，都一概认为农业文明不应该是生活中心。象舍勒就不同意工业主义至上是某种进步。他认为“同工业和商业相比，农业是一种自身价值更为丰富的活动；由于农业给人带来一种更健康、同等利用一切力量的生活方式，所以值得继续发展、促进农业”（《舍勒选集》上卷，P530上海三联，1999，第一版）。海德格尔更直截了当地谈到乡村的归宿性地位，他说“城市化已经把德国人带到了什么地方？他们将如何通过重新定居而返回土地和乡村呢？”（1934年1月22日的讲演）。

关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争论此时可以先放在一边，但农业的方式文明（即乡村生活）可以一直是人类生活的至高点，这是无须否认的，对中国而言甚至是无可替代的。今天我们民族的落伍，也许未必是我们在西化的道路上不够深入，不够努力，不够认真，而是我们已经完全失去了农村，完全不能把农村的方式看成是我们生活方式的必要的核心和基础。从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取得城市的革命方式，尽管是有效的一种革命，但它始终还是颠倒了取向。即它始终还是认为农村是边缘。这一点并非只是获得了伟大的成功的中国共产党这么认为。

始终不赞成马列主义的钱穆，也没有认清这里面的农村中心的至关重要性，虽然他由衷地赞美了中国不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在好多人那里，农业文明就一定与专制在一起）。他说在中国汉代就奠基了平民和上层社会的交流方式，而到隋唐大备。“考试与铨选，遂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之两大骨干。”这似乎是某种改写的中国历史的论点（《国史大纲》上册《引论八》商务出版社P14以下论专制），而引起某些反驳（反驳者认为这是美化了中国落后的文明，而不利于中国现代化）。但钱穆并没有在他的美化史中，认清这样的历史背后的某种更为真实的东西。也就是说钱穆错以为这样的“考试”和“铨选”是以一个“政府”的存在作为中国的生活核心的，仿佛社会是围绕着这个核心，并把它作为至高点来贯彻生活目的的。

在钱穆正确无误地描写一个至高点（政府）的历史的同时，却完全忽略了中国实际上有两个生活同时至高的标准。一是政府，一是农村。这两者之间并不是“政府”仿佛在上（如钱氏所言，建立从平民的底层向上到政府的交流），就涵盖了中国人的全部生活取向，而是作为核心和基础的农村并不是为了政府而生存的底层，而是某种完全独立的，甚至是高于政府的世界。除了钱穆认为的有公开认同标准（是谁当皇帝都不能拒绝的标准）的“考试”和“铨选”外，还有不一定公开的，但实际上更为明显的，事实类似英国，但精神和模式却不同农村的生活（但展现得更为隽永，亦非皇帝老儿可以左右的）。

具体地比如历史事实多有的归隐，告老还乡等等，就都以农村为核心，甚至为目的的（虽然有李白的诗说“大隐隐于市”）。就连被今天确认为是钳制官僚权利的方式之一：“丁忧”，也多是在家乡的小村子里才完成人生的至高要求标准之一：“孝”的。也就是说在农村，中国人的生活尽管可能是物质上艰难的（一如今天），但绝不是人生意义低下的，更不是俗气的某种低级趣味，需要脱俗。一个久居京城的官僚退休后主动到自己的老家居住，并不认为是不值得的事，甚至有某种优越感，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也就是说，今天有谁能以乡下人公开为荣，并当成归宿呢？因为今天我们不仅把农村看成是边缘，看成是破产的需要照顾的非中心的弱势，更主要的是我们今天把农村看成是需要淘汰的物质和精神世界，最起码是一个需要过渡的环节。否则我们怎能现代化呢？在这样的心态中，孟浩然的诗，没有诗之用达到极点。


然而这样的情况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也不是完全被海通以后的民族颓势一夜完成的。其内在的理由，外在的变迁，也许自宋朝就开始了。苏东坡的论点不能说有一点兆头。到了钱穆，“考试”和“铨选”成为一种“骨干”的下层向上层流动的定论（就这样的妥协，还有更西化的人认为钱氏美化了专制的中国古代），诗之用历史上的光彩就黯然消失。因为伴随着这种定论的农村只是个破产的农村，由此破产农村而来的任何取向，哪里能有什么说服力？常识在这样的固执己见中，即使说《过故人庄》是一首田园诗，又怎么能读这首诗呢？就是读了，也不能有什么？误解都不会有。因为对这样的诗的误解，还得有一个愿意在农村的心情，还得有一个迷恋唐诗不仅是应“制”（“考试”和“铨选”）的效果（钱穆之皇帝也不能拒绝的公开标准）之诗，更应该是真正的言志涉事之诗的态度。苏东坡并没有错在这里，而是他作为另一种不同类型的诗人，在孟浩然这里稍微误解了写作才能和诗的关系了。从他的类型和他时代看，他还有误解的权利，因为他虽书读得多些，但尚有田园山水气。我们何尝能如此？连误解的权利都没有了，我们不幸何其甚哉！

这不是我们厚古薄今，而是我们今天根本不在中国文化的任何一条核心的道路上。我们好象是在历史时间顺序中，跟着苏东坡的事件性的误解发生而走过来的，但苏东坡的误解到我们这里，实际上就变得根本不与孟浩然能同路，也即根本不在中国文化的任何一条核心的道路上。如果我们还仅仅在历史的考据上做解，那么这样的根本不通诗也就不能改变。诗之空心化的后果，双重恐慌的命运必将始终跟随我们，拘谨无能还算是小的，彻底的崩溃也不是不能出现的恶果。

以上的以论带（代）史，也许能使我们读孟浩然的主题稍稍浮现。即某种次序的轮廓稍稍明朗些。我们先回到这首田园诗中，再对这样的轮廓稍做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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