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母三宗错

哲别

今天是西方的母亲节。前几天有位全国政协委员李汉秋联合了45位全国政协委员呼吁设置中华母亲节，以中国著名的母亲形象—孟子的母亲仉氏为形象代表，并将这个节日设定在孟母生孟子的那一天。


我对这个提议并不是很看好。不是说设立母亲节不好。的确，从构建和谐社会，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吸取传统精神财富中富有生命力的内涵，设立中华母亲节是一件大善事。诚如李汉秋委员指出的，我们要维系中华文化血脉、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维护中华文化主体性，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我是对选择孟母作为形象代表有一些不同意见。


李汉秋委员在她的提议中，认为孟母这样一个事迹翔实丰富、历史遗迹较多、教子育才成效大、几乎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作为中国母亲节的形象代表是非常合适的人选。我想，她所谓的合适，无非是指发生在孟母身上那几件育子教子的“三迁”和“断织”著名故事。但是，要认真地思忖一下，孟母教子有方的故事还是大可商榷的。

就说选择邻居的“三迁”吧。

孟子幼时，其舍近墓，常嬉为墓间之事，其母曰：“此非吾所以处子也。”遂迁居市旁。孟子又嬉为贾人衒卖之事，母曰：“此又非所以处吾子也。”复徙居学宫之旁；孟子乃嬉为设俎豆揖让进退之事，其母曰：“此可以处吾子矣。”遂居焉。


墓间之事就是为人哭丧，行吹吹打打之类营造悲戚气氛的行为，属于“白事”范畴。贾人衒卖之事大约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从事商业活动。在孟母看来，这两件事情都是不入流的下贱事，应该为具有远大抱负崇高理想的大男人所不齿。因此，孟母毫不犹豫地搬了家，搬到了她认为合适的地方：“学宫旁”。在这里，孟子学习设俎豆揖让进退之事，按照那些前辈读书人官员们行礼跪拜，揖让进退，规规矩矩的做法，规范自己的行为礼仪。虽然，文中没有说明这样的搬家成本几何，难易程度，但是估计也不是那么简单，破家值万贯嘛，所以才有了今天我们对孟母择住邻事迹的褒扬。


很显然，在孟母眼里，职业是分等级的，人也是分贵贱的，墓间之事，贾人衒卖之事都是低贱卑微的，从事这样职业的人都是下三流的贱民。只有那些读书人的事情才是崇高的，荣光的，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样的观念有着很强的封建社会等级意识，在今天看来，这与人本主义的观念是相抵触的。在现代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如果我们还是停留在孟母思想认识的阶段，以从事什么职业就认定其身份的贵贱，那岂不是很荒唐吗？如果到了今天我们还需要耳提面命，来个启蒙运动，向人们灌输人生而平等的人本主义观念，那么真是社会的倒退。职业分工可以有不同，但是人格贵贱不应该以所从事的职业来区别。在今天看来，学一点丧葬礼仪，学一点商业经营头脑和手段，未必就使得人的品味变得低级了，龌龊了。相反，多了解社会，多接触社会，通晓人事，结交三教九流其实是人生的必修课。将一个人放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一个空气湿度舒适，没有任何病菌侵袭、风暴洗礼的温室，这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无疑是个灾难。这是孟母的第一宗错。


孟母的第二宗错在于过分注重的环境对人的影响，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对自身成长产生的巨大作用。从教育学的角度说，周围的学习环境的确能够对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周围各种信息对学习者肯定会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住在那样的环境里，孟子学了点墓间之事，学了点贾人衒卖之事，就一个活泼好奇的孩子来说那是最正常不过了。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教育学心理学的角度说，人对知识的学习，客观世界的感知除了被动的接收之外，还有一种主观能动的选择。只要你有正确的学习方法，只要你有正确的基本思想观念，只有你有合适的过滤装置，你完全可以做到学我必须的，学我有用的，做到强身健体，百毒不侵，到达所谓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境界。反过来也是一样，要是孟子没有能够有正确的观念，掌握不了正确的方法，那么，即使你天天和圣人在一起，也成不了亚圣。就像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你哪怕是浸泡在参缸里，用上等的药物包裹起来，也无济于事。


孟母三迁的故事很容易误导家长，以为孩子成长最主要的因素是外部条件，是外因。因此他们会千方百计地从外部找问题，找差距，比如别人家的孩子有了钢琴，这是陶冶情操的，我们也得有；比如别人有家教辅导，我们家也请一个；别人家有了好的学习机，我们也买一个；看到别人家的孩子不能上网自己也将电脑锁上等等，他们找了很多可能影响孩子们成长的外部因素，恰恰忽视了最主要的内部因素—孩子们本身的学习兴趣，学习方式，孩子们心理实质的提高，健康高尚情操的培养等等。对这些家长来说，他们所作的工作更多是舍本逐末，缘木求鱼的事情，这不能不说是孟母三迁的故事在误导，或者说我们的家长们误读了这个故事的内涵。


孟母“三迁”、“断机”故事的第三宗错还在思想品德的教育方面。孟母的教子故事从小事做起，很形象，很直观，但是也很偏颇，其中一个很明显的缺失就是社会责任理想抱负的教育。孟母教子的故事无非是要孟子认真读书，读好书，读书既是过程也是目的，似乎读书读好了，一切就都好了，这样的认识是很有局限的。一个读书人当然要读好书，学好知识，但是，学好知识是为了什么目的呢？学好了知识应不应该成为、能不能成为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呢？


答案显然不是那么肯定，因为从一个有知识的人到一个能够为国效力的人之间显然还缺乏一个环节，那就是社会责任意识。一个仅仅是为自己读书的人，缺乏社会责任感显然不是一个理想状态。当社会需要他为之一振，做出奉献和牺牲的时候，他如果退缩止步了，那么，他所拥有的知识毫无价值，只有他的知识能够奉献出来为社会所用，那么他的知识才是最可宝贵的。孟母显然忽略了这一点，只知道要儿子读好书，好好读书。


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责怪2300多年以前的孟母只知道叫儿子死读书，没有为国家兴亡教子成才的远见卓识，但是，把她树立为中华母亲的形象代表就很不够格了。作为一个合格的母亲，决不应该仅仅着眼于自己孩子书本知识的掌握，决不应该仅仅着眼于孩子能够考上一个好的学校，决不应忽视了孩子们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和孩子们心理素质的提高。


在这一方面，岳飞的母亲姚氏显然要高明一筹，她深明大义，在岳飞背上刺上“精忠报国”，要岳飞舍家尽忠，杀敌报国。岳母的教育让岳飞明白了忠孝不能两全，二者不可得兼，取忠而舍孝焉，成就了岳飞实现“大我”千古英名。


我们强调读书人的社会责任感是有着很强的针对性的。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飞速发展，我们在重视物质生产的同时，也多少忽视了精神境界的升华，我们在强调发挥个人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使得一些人的社会观念淡漠了，社会责任意识淡化了。社会兴亡匹夫有责的训诫，振兴中华从我做起的呼吁，深明大义顾全大局的要求，先公后私先人后己的美德，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辩证都距离我们渐行渐远，乃至消失殆尽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责怪自己的孩子没有礼貌连叔叔阿姨都不肯叫一声的时候，在责怪孩子面对求助目光无动于衷的时候，在责怪孩子上了公车不会让座的时候，在责怪孩子贪小便宜损公肥私的时候，在责怪孩子能够及时关灭自家的灯而听任别人家水龙头在哗哗流水不管不顾的时候，在责怪孩子帮助同学做坏事是非不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得从教育存在缺陷方面寻找深层次原因？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关注孩子身体健康的同时，更关注他们心理素质的健康？或者直接从我们自身存在的陋习对孩子们产生了不良影响上查找原因？


孟母已经2300多岁了，很老了，就让她安安静静地休息吧，别让她受累担任什么形象代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