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从中国脱贫成就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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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想象一个没有极端贫困的世界。但中国的近代历史显示，这个前景提出一些难题。

　　对于最后十亿贫困人士脱贫所引起的大变化，世界机构真的已经准备好了吗？我们充分认识到“太成功”的政治和资源意味吗？许多人认为许多人担心中国“太成功”。

　　细察中国很重要，因为它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例子。从1981年到2001年，中国四亿人摆脱极端贫困。极端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53%下降到8%。事实上，世界摆脱赤贫方面的进展，80%发生在不依赖外国援助的中国。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大部分收获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那时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此前强制性的、没有鼓励作用的集体农业让农户贫困潦倒）。令人鼓舞的经验在于精明的农业发展是拯救生命的第一阶梯，然后才通向更多元化的产业和出口带动的增长。

　　但攀登到新层次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国的绝对贫困人数下降，但不平等情况迅速加剧。如果说革命往往在不断提高的期望的阴影下成长，中国显著进步的意味是明显的。只要钱流不断，日益扩大和躁动不安的中产阶级可能会容忍北京的限制性统治。而显著的放缓可能预示着不稳定。

　　对世界其余地区而言，中国的突破带来了严重的环境后果，特别是温室气体的爆炸性增长。而且触发了激烈的资源竞争，特别是石油，对石油的追求促使中国赞助世界上最野蛮、最功能失调、最贫困国家的政权。

　　讽刺的是，对最贫困的地区而言，中国是最鼓舞人心的例子，也是进步的直接制动器：首先，它带来的国家投资让最贫困国家许多最恶劣的治理问题得以长存；第二，鉴于中国似乎无休止地供应工人，穷国更难为世界市场贡献劳动力和贸易。决策者没还没有学会如何减轻这些以及其他众多因成功而产生的、意想不到的后果。

　　即使中国在减少极端贫困方面的成功没有带来新的大挑战，世界许多经济和援助机构本身无意识地抵制了进步。和几乎所有其他组织一样，援助机构、非政府组织和承包者遭遇内在的利益冲突：它们的存在是为了经营项目和延续自己，而不是让自己失业。尽管个人对进步充满热情，但机构有机构的考虑——问题越大，运营预算就越大。

　　发达国家机构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不仅要鼓励和回报贫困国家的政府，而且要鼓励和回报它们自己的组织。让好人因做正确的事而得到承认，得到回报，而不是因捍卫预算而得到承认和回报。

　　许多西方政治家证明把最贫困地区领入全球经济会引起真正的矛盾。他们在竞选的时候宣称他们将保护低技能、低工资的国内就业不受外国廉价劳动力的威胁。如果最贫困人口开始变成大量有能力的工人，他们在富国选民中的政治支持率就会消失。在这方面，西方选民应该让候选人负责任地、更诚实地讨论工人重新培训的必要，以便让他们可以走上薪资更高、更有价值的就业岗位。

　　同时，许多活动家敬重“较单纯”社会的商业纯洁性，并抵制富裕国家把自己的发展版本套用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想法。但对于处于生存边缘的人们而言，“高尚的野蛮人”的浪漫主义褪色，变得毫不相干。为了产生摆脱赤贫所需要的经济增长，意味着要带领公司进入公认的天堂。许多人道主义活动家十分敌视商业。但为了帮助穷人，必须支持、管理和规范商业，而不是抵制商业。

　　正如我们最近从中国令人目眩的成就中得知，摆脱极端贫困的进步带来新的风险问题，包括气候变化、工作条件、发达国家低端就业的安全等。如果我们是认真根除赤贫的，我们必须学着处理（或至少更积极地减轻）它给现实世界带来的后果。（原标题：脱贫太成功的风险；作者：Mark Lange）

译文为摘译，英文原文：http://www.csmonitor.com/2008/0313/p09s02-coop.html
来源：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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