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何曾“七擒孟获”？

上官华蔚

成都武侯祠有一副著名的对联，其文曰：“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此联是清末四川代理盐茶道赵藩所撰。从辩证法的角度而言，这是一副上乘之作，堪可称道。而它的用典则是出自《三国演义》当中“七擒孟获”的故事。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记载，蜀汉建兴三年（公元２２５年），诸葛亮经过充分准备后，亲率大军由安上（今四川省宜宾市所属屏山县城）出发，经蛮夷司（今屏山县新市镇）南渡泸水（金沙江），迅速平定了云、贵广大地区夷人的叛乱，巩固了蜀汉的后方。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对于蜀汉政权的稳定具有重大意义，也为其后诸葛亮“六出祁山”、图谋统一中原的努力创造了条件。

在《三国演义》中，这次南征是诸葛亮后期军事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因此罗贯中对它的描述极尽功力，称得上绘声绘色。尤其是对贯穿于整个南征过程的“七擒孟获”，更是不惜笔墨，记叙得波澜起伏、跌宕婉转。可以说，自第回至第回是全书最具可读性的部分之一。

其实，近年来专家考证的结果却是：这个千百年来广为流传、脍炙人口、甚至影响遍及海外的经典故事，纯属小说家言，并非史实。

这个结论虽然令大大小小的“诸葛亮迷”们失望，却是有史实依据的。相反，倒是“七擒孟获”史无所载，即便是最早提及此事的《三国志》注，也被三国史学者们认定为后人凭臆想“所自造者也”。

查目前所能见到的有关“七擒孟获”的最早记载，乃上文所提《诸葛亮传》中注解部分，该注引用了习凿齿所著《汉晋春秋》的一段文字：“亮至南中，所在战捷。闻孟获素为夷汉所服，乃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蜀军营阵之间，问曰：此军何如？获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阵，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擒，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送至滇池，南中平。”

晋代的常璩写过一本《华阳国志》，其中的《南中志》有如下叙述：“亮渡泸，进征益州，生虏孟获，置军中问曰：我军如何？获对曰：恨不相知，公易胜耳。亮以方务在北，而南中好叛乱，宜穷其诈，乃赦获使还，合军更战。凡七虏七赦，获等心服，夷汉亦思反善。亮复问获，获对曰：明公天威也，边民长不为恶矣！”

有两部史籍甚至将“七擒孟获”事件的地理方位具体到州、县、山、洞。《滇云纪略》的作者张若骥在他的书中说，“七擒”“一擒于白崖，今赵州定西岭；一擒于邓瞍豪猪洞，今邓川州；一擒于佛光寨，今浪穹县巡检司东二里；一擒于治渠山；一擒于爱甸，今顺宁府地；一擒于怒江边，今保山县腾越州之间；一以火攻，擒于山谷，即怒江之蟠蛇谷。”《滇云纪略》的这段“考证”，为《三国志集解》所采信。冯甦的《滇考》也有与之大同小异的记载，该书“诸葛武乡侯南征”条下列出：首擒大白崖（今弥渡）；二擒在豪猪洞（今邓川州）；三擒在佛光寨（今剑川）；四擒在浪穹（今宁蒗）；五擒在庆甸（今凤庆）；六擒在怒江（今永昌）；七擒在普坎（今缅甸北部）。如此言之凿凿，不知所据何来。

关于三国时期的史实，在正史中当属陈寿的《三国志》最为权威。可是，查遍《三国志》，不仅未见“七擒”的记载，甚至连孟获其人都没有。可是，一千八百多年后的今天，诸葛亮仍被云、贵、川等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视为“神人”而世代崇仰，“百姓巷祭，戎夷野祀，”他与孟获之间的故事为民间所深信不疑，除去他在南征时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以攻心为上赢得民心外，《三国演义》的巨大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

对“七擒孟获”，自习凿齿首次将其写入史籍之时起，就引起过广泛的非议。习氏其人，好以臆想为史实，当时人就屡屡加以讥诮。裴松之虽然在为《三国志》作注时引用过他的某些观点，但却明白表示对其中的一些观点不敢苟同。如在《三国志·魏志·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后说：“如此言之类，皆前史所不载，而犹出习氏。且制言法体不似于昔，疑习凿齿所自造者？”显然，“七擒”之说，也属“此言之类”为“前史所不载者”。同是裴松之，在《三国志·蜀志·董允传》注中引用《汉晋春秋》和《襄阳记》两书所不同记载后断言说：“以此言习氏之言为不审的也。”明确指出习凿齿的话不可信。

在裴氏之后的一千多年里，关于孟获其人和诸葛亮“七擒七纵”的争论一直不断，民间舆论多是支持“史有其事”的，但专家学者们却冷静得多。清代刻印的《通鉴辑览》从时间性上对这个传说提出了否定：“七擒七纵，为记载所艳称，无识已甚。盖蛮夷固当使之心服，然以缚渠屡遣，直同儿戏，一再为甚，又可七乎？……且彼时亮之所急者，欲定南而伐北，岂宜屡纵屡擒，耽延时日之理？知其必不出此。”从史实上看，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当时的战略格局是，曹魏经过赤壁之败，亟欲报一箭之仇；东吴借蜀国国丧之机，也想乘势西进，将“国弱主幼”的西蜀扼杀。虽然诸葛亮凭藉着超人的大智大勇，通过纵横捭阖，达到了“安居平五路”的初步目的，但强兵压境的局面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为了“挽狂澜于既倒”，诸葛亮必然要把军事重心放在北向上，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以北伐来拓展生存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从益州出兵到滇中平乱，只有四五个月时间，作为一个出色的战略家、军事家，亲自统兵布阵，断不会为了一人一地的得失而无限期地延宕时间。

民国时也有人认为此事不屑一辩。当时的云南地方史专家张华烂曾作《孟获辩》称，历史上并无孟获其人，他的理由是，陈寿在《三国志》中，对南中叛党雍闿、高定等人都能大书特书，如果真的有汉夷共服之孟获，怎么可能略而不载？况且其人身被七擒，而他的名字又称“获”，天下哪有如此凑巧之事？“擒纵至于再三，已不近人情，而曰七擒七纵，岂非滑稽之甚？夫人之无耻，至于五六纵擒而犹不服，此其全无心肝，设十擒百擒而犹不服，又将十纵百纵乎？无论天地间无此怪事，无此怪人，藉曰有之，以此无耻之人，又安能汉夷并服乎？”张论虽说尖刻，却不无道理。

其后又有许多专治三国史的学者提出了相似观点，他们大多认为，诸葛亮追击孟获，连胜七阵，擒而不杀，当是可能的，但七擒七纵，肯定是附会之说。而且从历史上看，在诸葛亮北返之后，南中夷帅也并非“永不反矣”，诸葛亮尚在世时，南夷豪帅刘胄就不止一次据兵作乱，最后还是由蜀将张嶷将其斩杀，靠武力解决了事。由此可见，诸葛亮的“心战”策略也并非像《三国演义》所渲染的那样凑效。

当然，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罗贯中在巧妙地占有和引用历史典籍和传说方面的伟大创造力是不容否定的。“七擒孟获”在原始记载不过百余字，他却能以之作为蓝本，创作出回精彩章节，其间峰回路转，波澜壮阔，读来引人入胜，今天的作者们的确难于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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