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的山水诗 (与孟浩然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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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的山水诗



一、导言　　



中国古代山水诗高度成熟和繁荣期在开元盛唐，包括走向中唐的天宝时期，其最重要的标志，除了出现了像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等大诗人以及一批在山水诗史上炳耀千秋的作品，还有就是王昌龄《诗格》的出现。（傅璇琮等人力证《诗格》为王作，见《文学遗产》1988年第六期）《诗格》第一个正式论证了意境及其生成，奠定了意境学说理论的基本原理，使前此的“言志”、“缘情”、“物感”和“意象”等“理论”在主与客、形与意和神与境的关系上的游离状态，获得了高度的契合和完形。《诗格》是成熟了的山水诗艺术高度理性化的归纳和提升，而又直接推动了山水诗的成熟和自觉。　　王维山水诗最重要的贡献和最突出的才能，就是将山水与性情高度交融，于方寸之中呈现宇宙之无垠，在瞬息之间包容生命之无穷，变禅宗精神为艺术精神，充分显示出典型的华夏民族的审美趣味，被王渔洋奉为“神韵派”之圣主，其诗被推为冲和淡远之正宗。我们对王维山水诗的研究，主要是把其放置于漫长的历史大背景里作动态性考察。在“王维山水诗”的上编中，我们已经着重考察了王维山水诗上的师承与超越。这一编里我们把王维与孟浩然、李白、杜甫、柳宗元、苏轼、陆游等作比较研究，进一步考察王维诗风形成的过程及诸多因素，突出其山水诗不同于众而艺高于众的诗美形态，并揭示其山水诗美学精神对中国人艺术趣味形成的深刻影响。


二、与孟浩然山水诗之比较
　　诗歌就其最本质的意义来说，属于情感发生学，而诗论则关键在于从情感发生现象的探研入手，接通诗人心脉，直奔其美学文本。《乐记》有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物理的刺激，心之动的外在依据；同样的物使动力，“音”有万千差异，则主要取决于受动之心的感受品格和状态也。
　　以王维、孟浩然观之。王孟并称，自古而然。然若深究之，二人山水田园诗虽均为超逸渊泊一路，而差异显明：王维空灵澄静，孟浩然清远淡寂。

　　王孟二人生活于同一时期，同有严重的山水嗜好，同有乐山乐水的游历，最为相同的是他们的美学趣尚和艺术追求，也就是说，在“物使之然”的外在条件上二人是比较一致的。但是，由于受动之心的品格只是部分的相近，即他们的性格情怀和心灵历史的大部分不同，形成了“心”的受动方式的差异，即审美观照方式的差异，王维往往澄怀味象，孟浩然则多感发兴怨，二人风格上的差异则是情理之中的现象了。

　　“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文心雕龙·体性》），中国古代文论在强调情性对于才气及风格形成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十分重视文化教养、生活道路和人文环境等对于情性的影响。以王、孟观之，由于“陶染”上的差异，各自先天禀赋的情性也因此而发生不同变化，而且有其鲜明的发展轨迹可循，我们不妨从三个方面以比较考察。

　　考察之一：王、孟生活道路的不同。
　　王维出身书香门第，在晋时还算是名门望族。其父“终汾州司马”，寡母独立支撑门户，家境日衰。王维在兄妹六人中为最长，十五、六岁时便开始为家庭分忧，凭着诗、乐天才而游两京。十八岁时携大弟王缙同游，与歧王李范、薛王李业、宁王李宪都有过密切的交往，为王侯们“待之如师友”。唐薛用弱《集异记》记录歧王向公主引荐王维的故事，更可说明王维积极进取的活动能量。此时，其诗中多有记载少年游侠如李白的经历和豪迈。自从他进士及第而“调太乐丞”开始，算是步入仕途了，走上了从政的生活道路。可是，不久便“坐累为济州司仓参军”。

　　“人的境况的任何变化，都会引起他们心理的变化”，“人类精神的产物，正如活的自然产物一样，只能由它们的环境来说明。”①王维在济州任上四年多，把大多时间放在嵩山东溪的游闲上了，其早年诗如《燕支行》、《老将行》里表现出来的建功疆场的风云之气，被悲悯愤懑的情氛所代替，《济上四贤咏》最能表现他当时的心境。而且，这一个时期，其诗中特别的多“泪”。《送别》②诗写道：“送君南浦泪如丝，君向东州使我悲。为报故人憔悴尽，如今不似洛阳时。”境况上急骤变化形成了强烈对比的大落差，刚刚还是志满意得的心态一下子灰然黯淡，往往一有临歧之别离，最易碰落其感世伤时之酸泪，诗人时多“故乡不可见，天水空如一”（《和使君五郎西楼望远思归》）的怨啸。

　　王维自开元九年被出济州，到开元十六年冬由淇上回长安，长时间的远离政治中心，基本上完成了诗人一心山水禅寂的人生态度和审美趣尚的转变，形成了心灵的自足性和精神的自足状，他在“吾丧我”中找到了自我。《济州过赵叟家宴》诗标志着诗人已平息争竞之心而与山水建立起超功利的审美关系：“虽与人境接，闭门成隐居。”王维说自己生性安于自然之分，即“吾固和天倪”（《座上走笔赠薛璩慕容损》），济、淇期间，这种天性中的淡泊无为的成份得以极其充分的培养和发育。其后长安长达二十年的京官生活，一直近在帝座，却拖朱绂而放性山水，过着亦官亦隐的优裕生活，“已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饭覆釜山僧》）

　　中国古代文人多把人生价值取向放在“遇”上面，从这一点上看，王维应该说还是很幸运的，虽然宦途上也有起落，基本上是稳中有升，并不合适以“多舛”来概括。象他生活道路上有这种“遇”的运气的，唐代诗人中很少有人可与之比较的，李白、杜甫固然不好比，孟浩然则更不用提了。孟浩然终身不遇，连一个小小的契机都没有碰上，布衣始终者，这在古代著名诗人中是个特例。

　　有着极高的用世期望值的孟浩然，求仕长安前，诗云：“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困穷。”（《书怀贻京邑故人》）诗中表明他早已作好了出仕的准备了，排列了三点条件：其一以大儒之后为荣耀，其二以秉承诗礼的合适代表自居，其三是擅工词赋之才学。然而，“嗟吁命不通”，眼看不惑之年即将到来而依然寂寞于山野，五内躁乱而无可奈何地叹呼：“翻飞何日同”（同上）。孟浩然家境还比较的富裕，有资本隐读而不需要像王维那样小小年纪便外出闯荡一试运气，加之其家乡襄阳一带风景绝佳，“北涧流恒满，浮舟触处通。沿洄自有趣，何必五湖中”（《北涧泛舟》）；“敝庐在郭外，素业惟田园。左右林野阔，不闻城市喧。钓竿垂北涧，樵唱入南轩”（《涧南园即事贻皎上人》），非常适合完成出仕前的准备活动。浩然满以为有“三顾”之邀的机遇，或如李白那样由人荐引而不需要应试则可“仰天大笑”着走出蓬蒿。然而，“寂寂何可待”，等到四十岁终于等不及而自己走了出来，心境自然不十分的好。来到长安他四处活动，“朝朝空自归”的一无所获，很能让人想起杜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尴尬来。纵观孟浩然所走过来的生活道路，连一次小小的开展的机遇都不曾有过，而且，又是在不断碰壁的境况中走向了绝无一线希望的空返，其心情不可能不为惘怨和孤愤所笼罩着：“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岁暮归南山》）“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临洞庭湖赠张丞相》）。政治上、精神上失败的沉重打击，使其走不出失败主义的阴影，王士源评价他“动则得真”、“期以放性”，必然不能忘情山水而专注于美，而总要千方百计地“感发”起来，借山水来表达些什么，使其山水诗成为其心气和其所要表现的名理的载体，至少不可能像王维那么的潜心和优游。

　　孟浩然留世的山水诗大多作于求“遇”不得后的长期漫游时，其诗风不可能像王维终南、辋川诗那样的洒脱和沉静。他对自己干求名利的生活反思曰：“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且乐杯中酒，谁论世上名。”（《自洛之越》）乍看，似乎也有了类似王维的彻悟而到达一心山水的境界，其实，深入文字腠理的是种叫人不忍卒读的伤感且夹杂着激愤的悲情痛绪。优游山水，在唐代京官乃至整个官僚阶层中成为一种时尚，作为一种人生风度和生活风貌而风行，同时，也是如王维等人的一种周旋于世俗的生存智慧。孟浩然是在万般无奈而没有出路的时候，愤世而有“山水寻吴越”的行举的，因此，他不可能像王维那样的淡泊清静而进入“山林吾丧我”的状态，时多个人穷通得失考虑，其诗冲淡中深潜着怼怨之心气。

　　考察之二：王、孟学术精神的差异。
　　普列汉诺夫认为：“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一定时代的心理。”③从这个意义上看，风格不仅仅是诗人个体性的现实表现了，而且还有一个时代支配和环境陶染的外在因素。王维、孟浩然生活的盛唐时期，已不是儒学独尊的时代了，各种学术思想和社会思潮共存，而庄、禅还略略占了上风，形成儒释道交融消长的多元的文化背景，显示出盛唐宽松而博大的文化氛围和思想学术精神。

　　可以肯定地说，王、孟幼年接受的教育必然是以全面而系统的儒家诗歌伦理为主的。所不同者，因为家庭影响，王维从小便培养了对于禅学的浓厚兴趣，而作为大儒之后的孟浩然，以儒学传人为己任，“闭门江汉阴”的三十年功夫必定主要在儒学之上了。

　　王维母亲“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对王维及弟妹影响很大，“兄弟皆笃志奉佛，食不荤，衣不文彩。”王维一生也曾师事禅师，他在开元二十七年写的《大荐福寺大德道光禅师塔铭序》中说：“维十年座下，俯伏受教，欲以毫末，度量虚空，无有是处。”以此来看，他一心禅学不仅年久，而且心诚。“山河天眼里，世界法身中。”（《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佛禅教义深刻浸润了他的精神，诗人“天眼”顿开，“前后内外，昼夜上下，悉皆无碍。”（《法苑珠林》）佛禅哲学影响了王维的人生态度，他以潇洒林泉的方式来实践佛禅义理而作为其静修参悟的佛事功课，使其注重现世生活，主张“发心”的直觉思维，离形去智，直觉观照，自觉排解尘俗世嚣而专心全神地体验内在精神对于自然山水同构契应的生命律动。因此，王维只要一离官场，投入山林，便能很快地调整过来，物我两忘，极度的精神自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动息自遗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