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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孟子》，洋洋洒洒近五万言，留下思想一摞，佳句一堆。在“以人为本”的中国当下语境中，孟子的佳句被学人与官人们引用得最多的大概要数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了，即所谓“民贵君轻”。许多人认为，“民贵君轻”体现了一种民本思想，它是孟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最为光辉的部分。
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在孟子所处的战国中期，诸侯国的君主们为争霸天下而对外频发战争，大动干戈，结果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对内则重税重刑，实行暴政，以至于“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人民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为此，孟子以其悲天悯人的济世情怀与“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豪迈气概，率弟子周游列国，对君主们不顾人民死活的好战与暴政行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猛烈抨击，痛斥这些行为无异于“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苦口婆心，不遗余力地向各国君主宣传他的仁政主张与民本思想，基本上没有成效,最终不得不和孔子一样退而著书立说。
孟子并不满足于把“民”放在“本”的位置上，而是在此基础上对“民”的地位进行了大幅度提升，提升到重于国家（社稷）、更重于君主（君）的首要位置上；同时，孟子对“君”的地位进行了大幅度下挪，下挪到轻于国家、更轻于人民的末梢位置上。
但这一提升、一下挪，便出现了问题。
2.本来说国家以民为本也好，君主以民为本也好，都还合乎情理。事实上，只要不是暴君（如秦始皇、隋炀帝等）或昏君（如汉灵帝、宋徽宗等），只要不是战乱频仍（如春秋战国、南北朝等），君主们多半也是愿意吸收乃至基于民本思想去治国为政的，因为他们明白，若非如此，难免江山不稳，王位不牢。何况，他们心里更为清楚的是，“民”再怎么被当作“本”，也是君主“为”的结果！也就是说，以民为本的主体并不是“民”，而恰恰是“君”；是否以民为本并不是由“民”自身去决定的，也不是由制度内在所规定的，而是由“为民做主”的“君”来拍板的。因此，这里存在着一种表层上的“主次”关系（民为本，故为“主”；君非本，故为“次”）与深层上的“主从”关系（君在上，故为“主”；民在下，故为“从”），前者取决于后者。这样一种关系状况自然是君主们可以接受的。
可一旦把“民”的位置抬升到“君”的上面，把“民”的生活境况与利益诉求的重要性抬升到“君”的生活享受与利益谋求的重要性之上，并明确表达为“民贵君轻”的话，君主们还会乐意接受吗？想想看吧，在孟子的时代，梁惠王难道会等贫民百姓们丰衣足食之后才在王宫的庭院里观赏珍禽奇鸟吗？齐宣王难道会等贫民百姓们安居乐业之后才到离宫去享受闲暇时光吗？在孟子之后的时代，尽管吸收或基于民本思想去治国为政的君主大有人在，如唐太宗、乾隆帝等，但这充其量只能说明这些君主懂得：只有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人民生活境况、满足百姓利益诉求，才能确保自己与家族获得更多的实际利益、得到更多的物质享受，而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已经把人民的生活境况与利益诉求看得比自己与家族的物质享受与利益谋求还要重、以至于“民贵君轻”了。否则，我们又该如何来解释唐太宗晚年生活的荒淫奢侈呢？又该如何来解释乾隆帝的六次豪华靡费下江南呢？
3.
孟子所要改造的是整个“天下”，而非一城一国；他的游说对象是诸侯各国君主，而非朝中文武百官；他对各国君主宣传的是旨在统一天下的“为君之道”，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大小官吏的“为官之道”。孟子或许意识到“民贵君轻”的思想确立、政策制定及日常践行需要有相当的精神境界与坚强的意志能力，所以他并没有把它作为对大小官吏的庄重期待，而是作为对君主的明确要求。其证据便是：孟子在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后，紧接着说的一句话便是“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
奥妙正在这里！孟子的这句话可以从正面理解为“得到百姓之心的人做天子，得到天子之心的人做诸侯，得到诸侯之心的人做大夫”，也可以反过来解读为“若想成为天子，必须赢得百姓之心；若想成为诸侯，应当赢得天子之心；若想成为大夫，则需赢得诸侯之心”。或可依此类推，若想成为某级官员，就需赢得上级领导之心。而不管从正面理解还是反过来解读，由孟子的这句话引申出来的“为君之道”与“为官之道”是互相对立的：为君之道不仅要“以民为本”，而且应“民贵君轻”，如此方可赢得民心；而为官之道就不必非要“民贵君轻”了，甚至也不必非要“以民为本”了，只要讨得上级领导的欢心即可。此可谓“以上为本”——“以上级领导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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