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破基本实现了孟子的居者有其屋

南怀奉洋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证明先行一步的精神动力总是来自思想的解放。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去年底到任后发表的第一份施政纲领，就特别强调增强忧患意识、树立世界眼光、坚持以人为本。
　　他去年12月向广东省委和地方官员讲话时，就要求他们要敢向新加坡和首尔叫板（意即挑战），还鼓励广州和深圳在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要用世界眼光大胆探索未来发展的新思路和新目标，不能再跟国内城市相比。
　　由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主办的《南方》月刊，上个月就派了两名记者到新加坡，针对这份施政纲领中“叫板”的新加坡这个博采中式儒家价值观与西式民主管理制度之长，形成独特政经文化，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匮乏条件下创造经济奇迹，并实现“居者有其屋”的花园国度进行实地采访。
　　6月份的《南方》月刊以“取经新加坡”为主题，发表了他们所做的报道，认为新加坡经验在客观上可以为推动广东各地进一步解放思想，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提供有益的借鉴。
　　他们在新加坡采访期间，于6月4日晚上到李显龙总理所负责的宏茂桥集选区内的德义区采访议员接见选民活动时，刚巧碰上李总理亲自接见选民，并在接见结束后对他做了一段专访。本报特此转载他们的采访侧记和总理的答问录。
找议员帮忙　就在自家门口
　　夜色微降，警察出现在人民行动党的宏茂桥集选区德义支部门口，前来反映问题的选民越聚越多。
　　“警察来了，说明总理要来。”德义支部负责登记的义工告诉前来旁听的南方杂志记者。
　　“等候的号牌已经发到85，与平日相比多了好几十张。”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是宏茂桥集选区选出来的国会议员。每周星期三晚上，是他接见选民的日子。在新加坡，利用业余时间定期会见选民是国会议员的一项例行工作，身为总理也不能例外。
　　“在国事太过繁忙时，总理会委派其他议员接见选民，一旦有时间，他都会亲自赶来。”
　　正在为选民提供咨询的前国会议员、社会学博士华素谈及这一制度颇有些自豪。“从（人民行动党）建党开始，我们坚持了40多年。”
　　两鬓斑白的华素，与德义支部30多位志愿者一样，每星期三晚都会按时到支部做义工。新加坡的这一义工群体，有开奔驰、宝马的商人，有律师、医生、工程师，也有工厂工人，他们热情地为前来反映问题的选民登记、派号、做记录、提供咨询，无形中拉近了议员和选民的距离。

正是得益于议员接见选民的制度安排，新加坡选民可以跟他们选出来的国会议员有密切的、定期的接触。这天晚上，45岁的华裔男子陈泉健拖着念中四的儿子，焦急地等待着总理，希望能申请一套月租几十新元的政府组屋居住。三个月前，他与妻子离婚，原有的组屋被妻子卖掉。打散工维生的他，无法负担四五百新元的房租，只能带着儿子露宿公园。
　　而与他一样需要帮助的选民都知道“有问题找支部”。德义支部位于选区内一座政府组屋的底层，面积有100多平方米，是向新加坡建屋发展局租用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总部及84个支部都位于新加坡人聚居的组屋区内，因此新加坡选民找议员是一件极其方便的事情，即便像当晚一样找总理办事，也在自己家门口。
为居民写“请愿信”
　　晚上八点半，李显龙总理微笑着来到德义支部，径直走进议员办公室。
　　这是一间称得上简陋的小屋，约十平方米，除了一张颇为平常的桌子和几张半新的折叠椅外，没有其他摆设。墙上的电风扇来回摆着头，屋里有些热，李显龙不时拿出手帕擦汗。
　　李显龙入座后，两位支部领袖在他身边坐下，便开始工作。
　　一家三口成为李显龙当晚的第一批接待对象，年幼的孩子抱在妈妈怀中。这家的男主人是新加坡公民，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与女主人——一名缅甸籍女子结婚，并育有一子，孩子因此成为新加坡公民，而女主人却不行，移民局要求她离境。
　　“政府应该有一点人情味”。男主人以缅甸发生风灾、孩子太小不能离开母亲为由，希望政府网开一面，让女主人留下。
　　“我相信她必须回去。”略一沉思，李显龙侧头与正在记录的支部领袖交谈了几句，再次回答：“我看至少是一两年的时间。”
　　带着失望，一家三口离开了议员办公室。按照程序规定，对一些现场不能解决的问题，义工会把反映的情况打印在专用信纸上，议员签上自己的名字后，这些“请愿信”将发往政府有关部门和机构，不管结果如何，有关部门和机构都必须作出答复。这对非法结婚的夫妇提出的要求显然不符合新加坡的法律政策，但“请愿信”仍会被寄往移民局。
从人民中来　就得回到人民中去
　　一位拄着拐杖的印裔老人走了进来。
　　老人是为当脑科医生的儿子而来。他希望能为儿子申请一个培训机会，而在此之前，儿子的数次申请都被拒绝。
　　李显龙扭过头来告诉南方杂志记者：“20多年前我就认识他了，他是这个选区的选民，是一名医生。”
　　“那您会帮他吗？”
　　面对记者的发问，李显龙正色道：“我只能把他的申请转到相关部门，看看合不合要求。”
　　随后接待的是一对婆媳，媳妇是四川人。这个四川媳妇与一位新加坡公民结婚后，在换工作的过程中，将工作准证稀里糊涂注销了，因此移民局要求她在7月2日前离境。为此，她已经上诉。
　　“婆婆说，等移民局回信，怕来不及了。”四川媳妇显得有些兴奋，本来想找议员反映情况，没想到见到了总理。
　　在反复询问她的遭遇后，李显龙回答了四个字：“我们尽量。”
　　“你开口就可以的。”一旁的婆婆显然对此次接访抱着极大希望。
　　“可以解决吗？”记者问李显龙。他回答道：“我们只听了她的故事，还没有听政府的故事，所以不知道可不可以。”
　　在一一接见了85批反映问题的选民后，已至凌晨。
　　“总理还会与支部成员喝茶，了解最近选民集中反映的问题，并讨论解决方案。”华素告诉记者。
　　接见选民是人民行动党贯彻的基本政策之一，遵循“从人民中来，就得回到人民中去，孜孜不倦地、持续不断地为人民服务”的原则。披着满天星斗回家的李显龙，显然是这一基本政策的身体力行者。

正是得益于议员接见选民的制度安排，新加坡选民可以跟他们选出来的国会议员有密切的、定期的接触。这天晚上，45岁的华裔男子陈泉健拖着念中四的儿子，焦急地等待着总理，希望能申请一套月租几十新元的政府组屋居住。三个月前，他与妻子离婚，原有的组屋被妻子卖掉。打散工维生的他，无法负担四五百新元的房租，只能带着儿子露宿公园。
　　而与他一样需要帮助的选民都知道“有问题找支部”。德义支部位于选区内一座政府组屋的底层，面积有100多平方米，是向新加坡建屋发展局租用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总部及84个支部都位于新加坡人聚居的组屋区内，因此新加坡选民找议员是一件极其方便的事情，即便像当晚一样找总理办事，也在自己家门口。














答问录
只接见自己的选民　不搞特权
●南方：今晚，警察出现在宏茂桥—德义支部门前，这一选区的选民由此判断您要来，于是早早地来到这里排队，是因为您能为他们提供特别的帮助吗？
■李显龙：（大笑）我也必须照章行事呀！如果选民提出的要求违反法律政策，我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如果发现特殊情况——没有了解清楚的问题，或者问题出现新趋势，我可以直接将情况带给有关部门，并与他们讨论，不合理的政策可能因此得到改变。
　　比如，新加坡的组屋问题涉及买屋、卖屋、租屋等诸多方面，这些问题常常很复杂，有的一时难以解决，其中还不排除钻政策空子的情况。曾经有夫妇离婚以后将房子卖掉，又向政府申请租住组屋，政府是租还是不租？要处理好这类问题，必须了解清楚情况，必须公平处理。如果因为我是总理，特殊处理了一件事情，下个星期，或者再下个星期发生同样的案例，政府就会很麻烦。
　　作为宏茂桥集选区的国会议员，与其他选区的国会议员一样，我只接见自己的选民，不搞特权，否则全新加坡的选民都会来找我。
●南方：其他国会议员会在写给相关部门反映选民问题的“请愿信”上签名，您是否也会亲自签名？
■李显龙：我不亲自签名，这是为了避免我的亲笔签名给各部门压力。其实，不论我签不签名，处理结果都是一样的。
●南方：就您观察，选民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李显龙：如今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住房、移民和就业等方面。
可以直接解读敏感问题
●南方：作为总理，您的工作非常繁忙，还要经常到支部接见选民，会不会影响其他工作？
■李显龙：我有时间就来，尽量每月来一次。在这里，可以直接解读敏感问题，对政府决策很有帮助。比如，前几年找工作的问题特别多，经济发展了，这类问题少了；现在关于组屋的问题比较多。有人把房子卖掉，再向政府租房子，但是政府的房子是有限的，而且租房不是政府所提倡的，新加坡政府提倡“居者有其屋”，在中国叫“安居工程”。因此，有的要求就难以解决，我只能尽力而为。
　　从政第一原则：不是每个问题都有解决答案。每个选民都有自己的苦衷，但是我们应该在了解情况后，通过制度设计，系统化地解决问题。
●南方：如果部分选民反映的问题不能得到解决，会不会使他们对接见制度产生怀疑？
■李显龙：有的问题我们是无法解决的，比如家庭内部矛盾，清官难断家务事（笑）。但是，如果就同一类问题反映的人很多，就会引起注意。前段时间，因发展需要，大量的居民需要搬迁，拆迁赔偿是头疼的问题，其后继影响有可能会延续2至3年，甚至10至15年。对此，我们必须特别关注，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
●南方：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选民反映的问题多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说没钱交水电费、房屋漏水、申请小贩执照……甚至还有无理取闹的。这是否考验着您的耐心，会不会觉得烦？
■李显龙：（再次大笑）如果在10个反映问题的选民中，有一个是因为政府运作的疏漏而导致利益受损，我能通过接访帮这个选民解决问题，就很有价值。
基层活动对治理国家很重要
●南方：议员接访是一个特别的制度，在新加坡，这一制度为什么能够风雨无阻地坚持40多年？
■李显龙：对议员而言，这是个好制度。在英国，也有类似安排，被称为“门诊”。因为新加坡地方不大，每个选区的选民都能比较方便地找到议员，所以这个制度的作用发挥得比较好。
　　之所以能坚持40多年，是因为基层活动对治理国家很重要。基层搞不好，选民不支持我们的议员，在下次大选中就很难获胜。选民选择谁，不仅仅是看政策的对或错，而且还要看议员是否经常关注他们，是否友善﹑和蔼﹑可亲。
　　选票掌握在选民手中，得不到民心，就得不到选票。
●南方：议员一年要接见数万名选民，还要家访，工作量非常大。有社会精英因害怕占用太多私人时间而不愿意参加议员竞选，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李显龙：我们的议员的确很不容易，特别是刚当选议员，前两年压力特别大，不仅每周要接见选民，还要家访，要拜访选区内每一户家庭。
　　这是相当难做的工作。对担任部长的国会议员来说，是工作范围内的事情；而对从事其他职业的议员而言，在工作之余为选民服务，每年都必须花费20％以上的时间，非常不容易。
　　新加坡秉承“精英治国”理念。我们需要选择各行各业的精英参与到国家治理中来，前提是这些精英要有社会责任感，愿意为选民服务。为此，我们正在加倍努力，选择年轻、有能力的新一辈候选人。


当我们的总理温家宝去新加坡考察时，也提到了借鉴新加坡解决人民住房的方式，当然不能照搬，但他们为新加坡人民服务的热枕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得不佩服。

还记得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先生曾说过，新加坡是是个很小的国家，每走一步都要不能走错！中国在这方面比我们有优势，他们可以在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进行试验，试验成功后再把这个经验大力推广，而新加坡却不能，因为没有本钱可以这样做。
当时看完他的话很是感慨。

这几看，新加坡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花园国家赢得了各方赞誉。更想起了当初一位美国人犯了新加坡法律，那时的美国总统为这位美国人求请，却被拒绝而该美国犯人被处以鞭刑。小小新加坡真是了不起，敢于向美国总统说不。如果换成了我们的官员不知该如何应对，双想起了一些美国人在中国简直成了特阶层，无论是北京所报道的，还是深圳所报道的在公众场合调戏中国妇女，他们好嚣张。

不知我们那时的政府相关人员有没有想过，西方来投资中国，虽然帮助中国取得了发展，但同时也在中国获取了巨大价值，我们没有理由对美国人那样，该法办就应法办，该强硬就要强硬，中国要硬起来，这不是什么民族心理在作怪，而是中国法律之所在。

儒家的理想就是要居者有其屋，每个人在国家里过着有着人的尊严的生活，并为之好好活着。我们的政府虽然在努力，可是目前这是个大问题，虽然也有廉租房在北京开始形动，但不知实施会怎么样，让人虽然充满期待，但又有几许失望，因为我早已习惯了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存在，早已习惯了从希望到失望的心理准备。

中国人是有才华的，虽然有很多不在政府工作，但他们提出了好些好的建议，比如在互联网上提了一些建议，在博客里提出自己为国出力的方法，他们好些人愿为国家出力献策，从某方面来说，他们的执行能力一点也不比某些政府官员差。

自胡锦涛到人民网上与网友互动了一次之后，提出要聚民智，汇民意，到底该如何汇，如何取，在下也曾有撰文。尽管多数网民不太热爱政治，也提了些或激进或不现实的方法，但我们都应高相应的机关来重视这些问题来予以解决，新加坡的李显龙回答得多好啊：

●南方：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选民反映的问题多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说没钱交水电费、房屋漏水、申请小贩执照……甚至还有无理取闹的。这是否考验着您的耐心，会不会觉得烦？

■李显龙：（再次大笑）如果在10个反映问题的选民中，有一个是因为政府运作的疏漏而导致利益受损，我能通过接访帮这个选民解决问题，就很有价值。

上次看了香港的新闻，看到那个立法委员刘慧卿在电视上斥责曾荫权的政策失误，真是感慨不已。可知曾荫权在第二次任特首是得到了高票当选，且赢得了百分之七十的香港市民认同的，但由于其所任命的重要岗位副职与因通涨不同意补帖老年者费用而备各方责难。

再想起娶了大陆跳水名将伏明霞为妻的当时的财政长官梁锦松因有嫌个人利用工作方便而买车下台的事，如果这发生在大陆这根本不算什么事，可是他却因此而丢官，尽管他事后向全体港人道歉和补足金额。

从人民中来，回到人民中去。是的，多数执政者是从人民中来的，可是当了官之后，很少回到人民中去了，人民没有选票来制约，他们是不愿回到人民中去的，因为大多数人是不愿自找苦吃，要知道为人民服务是很累人的，要花自己好多精力的，有可能还会失去自己既得利益的。想想明朝那个李自成，是从人民中来的，事后，他如何能回到人民中去呢，因为人民决定不了他的命运，人民没有权利与选票嘛，如果有，他不想回都不行。

看到新加坡有这样负责的议员与总理，的确让人有点不是味道，虽然我们国家也有好官员，但相较之，但太少了。

想起这些，看到上面的新闻，使人陷入沉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