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纪 第六章 孟子的儒家 下

中国河北

六：孟子的儒家 下

忠信在孟子思想中失去了核心地位



作为人的绝对价值和绝对标准的忠信在孟子思想中出现的次数非常少。篇幅大大超过《论语》的《孟子》，其中“忠”、“信”出现的次数只有《论语》的一半。而且，“忠”、“信”所出现的部分都不是孟子思想的核心部分。不仅如此《孟子·离娄下》中还有这样一段：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孟子认为，对于大人可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只看是不是正确的。孟子所说的大人，有可能是士大夫，有可能是所谓道德高尚的人，但不管什么样的人，反正是特殊的人。对于这样特殊的人居然可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这里至少存在三个问题：首先，孟子创造出有别于其它人的大人，并且这样的大人可以在“信”这样的基本道德问题上与他人采用相反的规则。第二，对于可以被称为“大人”的人在有关“信”这个基本道德标准上有了不同规则，信在这里失去了绝对性。这个在孔子看来至关人生基础的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倪，小车无杌，其何以行之哉”）到了孟子手里变成了可以被“大人”在一定条件下不必遵守的一般规则了。第三，所谓大人，当他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的时候就要判断什么是“义”，也就是什么是正确的。但问题是，信本身就是正确的，因为诺言是可以被验证的（“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我们如何将一个本身就正确的东西在去判断它正确与否，然后在决定是否遵守它呢？将“信”同“义”来比对就如同拿着正确的东西到处去验证其正确与否，而如果得出否定的结果，那才是真正荒谬的。将“义”作为“信”的标准，完全是本末倒置。

人性本善与四德－仁义礼智



在孟子忽略了忠信之后，他选择了“仁义礼智”四德作为思想的主线。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由于仁义是做事的方法，礼是人的人文空间，而智只是一种工具而并非道德，因此仁义礼智在孔子思想中是不可并列的。但是孟子是如何将它们列在一起的呢？翻开《孟子》，可以找到许多关于“仁义礼智”的排比句，其中《孟子·告子上》中的一段最有特点。首先是公都子问关于人性的善恶问题，公都子听人说人性原本无善无恶，只是人要它善便善、要它恶便恶。或是人性有善有恶，于是在历史上才产生了像尧舜这样的好君王，也产生了像纣王这样的坏君王。由于孟子认为人性本善，所以公都子才提出问题。孟子于是作了如下的回答：


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说：“如果从人的性情来看，是可以为善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人性本善了。而那些不为善的人，并不是由于他本身的问题。因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就是仁；羞恶之心就是义；恭敬之心就是礼；是非之心就是智。仁义礼智，并不是有外界渗透给我的，是我所固有的，只是我可能不知道而已。


在这里孟子首先论述了人性本善的概念，他认为人本身就固有恻隐、羞恶、恭敬和是非之心，而后他将这四心分别对应仁义礼智，从而推导出仁义礼智是与生具来的品德。这个论述之中关键的是恻隐、羞恶、恭敬和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的论断，如果这个论断不成立，则人性本善也就不成立。那么人是否本身就固有恻隐、羞恶、恭敬和是非之心呢？要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因为，这需要研究人在婴儿时期的行为并加以归纳。好在我们有绝对光速宇宙观这把尺子。绝对光速宇宙观是人性的，在这个宇宙观中，天、地、人在道的层面相通，如果人本身固有的品德，则天地也应该具备。那么天地具备恻隐、羞恶、恭敬和是非之心吗？显然不具备。因此这四心不是人本身所固有，而是人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建立的。于是，孟子的人性本善是站不住脚的。除此之外，将恻隐、羞恶、恭敬和是非之心与仁义礼智硬性搭配也缺乏论据。在这四种搭配之中，只有将恭敬之心等同于礼还有些道理。尽管如此，恭敬之心也只是礼的一个起源，这与我们在绝对光速宇宙观中所使用的有着人文空间含义的礼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将恻隐之心等同于仁完全降低了仁的作用，仁的内涵如此广泛，而且是做起来容易、坚持难，这在上一章以有论述，因此仁决不只是恻隐之心这样简单的事。将羞恶之心等同于义则是牵强的，人因为有羞恶之心才不会去做那些使他羞恶的事，但是，不一定他羞恶的事就是错误的事；他不羞恶的事就是正确的事。烧杀抢掠应该是人所不齿的坏事，而当年侵华的日本人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些日本人的羞恶之心能和义联系到一起吗？而将是非之心解释为智则完全没有道理，如果真是这样，则意味着智力偏低的人是非之心也差，这显然是荒谬的。判别是非就是判断事物的正确性，将它归结为义似乎更有道理。


综上所述，人不是天生就具备恻隐、羞恶、恭敬和是非之心人，而这四心与仁义礼智也不具备必然的联系。因此，将仁义礼智作为人所固有的四德从而推导出人性本善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人性本善自孟子提出，贯穿两千年的中国主流历史，到了《三字经》以“人之初，性本善”为起始句，关于人性本善这个并不正确的认识就根植于人们心里，难予去除。与孟子同时代的荀子则宣扬人性本恶，荀子认为人性格中的善都是后天培养得来的，而贪婪、嫉妒、任性这些恶劣的品性却是与人共生的。这又是一场纠扯不清的官司，虽然荀子的性恶说在中国思想是上不像孟子的性善说那样得以继承和发展，但是，随着近年来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渗透，由于有基督教的佐证，性恶说又似乎站了上风。那到底是人性本善呢？还是人性本恶呢？还是那个办法，看看天、地就知道了。天地不具备仁义礼智这些善，也不具备贪婪、嫉妒、任性这些恶，天地只具备道。宇宙诞生之时，无恶无善，几乎毫无差别的基本粒子不停地诞生并且湮灭，而后一些能量较低的粒子留下来生成了构成万物的原子。宇宙诞生之时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阶段，此时的宇宙是道的宇宙。而后这些大致一样的粒子通过演化形成了不一样的形形色色的星球。人也是一样，在人之初时，无恶无善，只有道。而后大致一样的胎儿通过后天的经历演变出形形色色的人。还是孔子说的准确“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第十七章）。


到此为止，我们基本可以认为孟子思想不符合绝对光速宇宙观，也与孔子思想完全不吻合。但是孟子思想中还有一些需要澄清的概念，因此有必要进行下面的讨论。

孟子思想的核心准则－善



在仁义礼智之外，孟子引入了一个新的、更为高的准则，那就是“善”。可以说，善是孟子思想的核心，具备孔子思想中“信”的地位。例如《孟子·公孙丑上》中：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孟子说：“子路，当人们告诉他的缺点，他就很高兴。而禹听到善言，就对人行礼。大舜比他们更高一层，将善与人共享，并乐于获取他人认为的善。从农家、手工艺者、渔民到帝王，无非都是获取他人认为的善。获取他人认为的善，才是与人为善的人。因此，君子的最高道德标准是与人为善。”


《孟子·尽心上》中还有这样一段：


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



孟子说：“早晨起来就尽心为善的人，是如同舜一样的人；早晨起来就努力去追求利益的人，是如同盗跖一样的人。想要分清舜与盗跖的区别，没有别的方法，只用善与利益来区分。”


可见，在孟子思想中善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善不仅是君子追求的最高标准，还是区分好人与坏人的依据。我们暂且搁置一下对上面所引用的两段话逻辑上的疑问，只分析一下“善”可否作为至高无上的道德标准。如果“善”不能被用作绝对标准来使用的时候，前面所引用的两段话中的逻辑问题也就毫无意义了。


在孔子思想中，忠信作为绝对的标准与价值具有核心地位，其主要的原因是忠信属于测量值。由于忠信可以被测量，其测量的结果可以令人信服被接受。比如光速恒定这个事实，就是因为光速是个可测量值，而测量的结果是光速的绝对恒定。尽管光速的恒定带来了绝对时间的消失，对我们而言有些难以理解，但面对铁证如山的测量值，我们无话可说。将人比宇宙，人文环境中的绝对标准与价值也应该是个可测量值，例如孔子思想中的忠信一样。但是“善”是可测量值吗？我们先看“信”，信是通过一个人是否能够实现他的诺言来测量这个人是否守信。信还有这样的特点，那就是反向论证，一个人只需要一次破坏了他的承诺，则测量结果马上改变，以前一百次、一千次的信用记录就此终结。因此，守信的人要永远守信。但是，“善”具备这样的特点吗？我们能通过某个人在一段时间里行善而得出“这个人就是善人”这样的结论吗？这显然有些问题，一个人在一段时间里行善可能是出自本身的意愿，但也有可能出于某种目的，但要分辨其中的区别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无法进行反向论证。世界如此之大，可以做的善事是如此之多，不可能要求一个人去作所有的善事，就是观音菩萨也做不到这一点。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某个人在某一次没有行善而判断他不是善人。于是，“善”不具备可测量性。于是，“善”也就不能被用作至高无上的标准来衡量人。


善不仅不能用作至高无上的标准，善还具有相对性和随意性。比如，面对一场灾难，大家慷慨解囊捐助灾区。显然，所有参与捐助的人都应该被认为是作善事。但是，既然是捐助，自然有多有少，我们很自然地、潜意识中会认为捐助多的会比捐助少的更善一些。这也就是为什么，每次捐助总会有捐助排行榜之类的事物出现，我们总倾向于称捐助最多的人为大善人。但是，一旦冷静下来，马上就会察觉这种将捐助多少等同于行善多少是很有问题的。于是，马上就有这样的讨论，有些人并不富裕，但还是积极参与捐助，他们所捐助的数量在他们财产中所站的比例远远大于那些捐助多的人。于是，到底谁的善的程度更大一些，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无头官司。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主要是因为善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老子说得明白“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天下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是因为恶的存在。天下都知道善之所以为善，是因为不善的存在）。这种因反面存在而存在的概念具有很大的相对性，因为美与恶、善与不善的界限会因环境、条件、时空的变化而改变。而“信”是测量得到的结果，不是依据与不信的对比而产生的结果，也就是说，信不依赖于不信而存在。


综上所述，善具有相对性和随意性，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可能会得出关于“善”的完全不同的结论。孟子将“善”作为他的思想的根本，必然导致思想体系的相对与随意。这也就是为什么，《孟子》之中充满了辩论，而且经常出现自相矛盾的现象。不仅如此，以善为基础的思想所采用方法论很自然的是为我所用，随意变通的方法论。

孟子思想的方法论－变通



所谓变通，就是不坚持一定的规则。当然，在很多问题上是可以变通的。比如《论语》第四章中孔子就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做事，没有一定的模式，不一定非要如此，也不一定非不要如此。这里的“无适也，无莫也”就是变通。在处理具体事物的时候，灵活变通才能找到正确的方法。虽然操作手段可以变通，但有些东西不能变通，这就是“义之与比”。什么情况下非要如此，而什么情况下非不要如此呢？只看如何操作正确。具体的做事方法要和“义”相比，要和正确相比。因此，很多事情可以变通。但基本的“道”不能变通，基本的价值，如“忠信”不能变通，基本的宇宙观不能变通。可是，孟子思想中的变通恰恰是基本价值的变通。其中《孟子·公孙丑下》中的一段最具特点：


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馀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孟子在齐国没有得到重视，要离开的时候有个名叫充虞路的问他：“您看上去似乎不太高兴。前些天我听您说过：君子应该不怨天，不尤人。”这个充虞路问得好。“不怨天，不尤人”是孔子人格理想，也是绝对光速宇宙观的一个自然推论，这在前一章中有过论述。看来孟子也是在用它来要求自己的，但是当他遇到一些挫折时，这个衡量君子的标准发生了变通。孟子是这样回答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一般的来讲，每五百年必有明君、盛世。自周朝开国以来已经七百年了，也没有明君出现。已经过了五百年这个数了，可见是天不让天下太平。现在希望天下太平的，除了我还有谁呢？我怎么能不忧郁呢？”在这个回答里，孟子即怨了天也尤了人。难道仅仅因为在齐国一时的不顺，就连同天以及天下所有的人都埋怨了吗？难道只因为他个人的某种不顺利，就可以将“不怨天，不尤人”这个君子的准则也“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吗？这里的变通是在原则问题上的变通，连原则都可以变通，没有什么不可以变通了。



到此为止，我们探讨了孟子思想中的主要概念以及这些概念所包含的内容。那么，孟子思想到底符合哪种宇宙观呢？首先，在孟子思想中有特殊空间的存在，像前面所引用的“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而孟子思想中的君子与孔子思想中的君子也具有不同的含义，孔子思想中的君子用现代的话讲就是好人，它包含的是道德层面的含义，与人的外在指标（例如身份、地位、职务）无关。而孟子思想中的君子是读书人或上等人的代名词。比如孟子认为对于活生生的动物，君子不忍看到它们死亡；如果听到宰杀动物的声音，就会不忍吃肉，于是唯一使君子安心而又能吃肉的方法远离厨房－“君子远庖厨”。这里的君子已不再是道德层面的君子了，这里的君子已经同广大的劳动人民区分开了。因此孟子思想中存在有别于他人的特殊人群，存在人与人的不平等，也就是说，孟子思想中有绝对空间的存在，这同后来的儒家完全一致。但孟子及儒家的思想与西方的宗教又有区别，宗教中只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空间，那就是上帝，人与人的不平等来自于对上帝的相信程度。而孟子及儒家思想中的人与人的不平等来自于人所拥有的外在条件，如身份、地位、职务等等。孟子及儒家的思想中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空间，即使是皇帝也没有上帝那样的绝对权威。此外孟子没有对时间有直接的描述，从字里行间中也很难判断他思想中的时间观。而采用“善”为至高标准也导致绝对标准的相对和随意。因此，可以说孟子思想与绝对空间宇宙观有相吻合的部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也是我们所关心的：由于孟子及儒家思想中的“孝”、“忠信”、“礼”、“仁义”都与孔子思想发生了严重的偏离，可以确定的是，孟子以及后来的儒家思想不符合绝对光速宇宙观。“孔孟”这个词汇已经可以作古了，孔孟之间除了所使用的语言类似之外，在思想内核上很难找到相似之处，孔子是孔子、孟子是孟子、儒家是孟子的儒家。由于与新的宇宙观不符合，在绝对光速宇宙观被确立的时候，孟子的儒家以及“孔孟”这个词汇都将被送入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