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儒家经典系列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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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一书是战国时期孟轲与其弟子和同时代人的谈话记录，它记述了孟子一生的主要言论、活动及其思想学说。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孟子》全书有七篇：即“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共计二百一十六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在战国时期，孟子是孔子之后儒家各学派之中最大的学派的代表。在当时有重大的社会影响。《孟子》一书被列为诸子之冠。秦灭六国之后，秦始皇镇压儒家，其主要锋芒是对向孟子学派。烧的是孟子学派用的书，杀的是孟子学派的儒生，几乎杀光了。在汉代，《孟子》和《论语》都被当作重要的“传记”，一度立《孟子》博士，有章句流传。《孟子》特别受到推崇。唐代韩愈提倡复兴儒学，表彰孟子是“道统”的唯一继承者。宋代儒家学者或发挥孟子的政治学说，或发挥孟子的哲学学说，以继承孔孟“道统”为己任。他们都推崇《孟子》一书，把它列为十三经之一，确定为儒家的正式经典。宋朱熹又把《孟子》和《论语》、《大学》、《中庸》合编为“四书”。《四书》是封建时代科举考试出题的依据。明、清两代是读书人必须背诵的教科书。因孟子被尊为“亚圣”，《孟子》也就成了“圣经”。


孟子的思想学说在中国民族文化传统中有重要的地位，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我们研究中国的政治思想史、哲学史和教育思想史，以及研究散文史，都必须研读《孟子》。


孟子的思想丰富多彩，在两千余年之前，孟子雄踞于人类古文化之巅，表现出孟子邃密的智慧，时至今日，它仍焕发出中国古代文明的夺目光辉。


（一）、儒家“仁”的学说体系的建立与孟子的“性善”论、“良贵”说和“民本”思想。

周朝初立，西周的统治者总结殷商丧国的教训，初步认识到人民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们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思想。所谓“敬德”，即要求统治者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所谓“保民”，就是要求统治者要保护人民，才能保有人民。“敬德保民”思想的出现反映出“神”的绝对权威的动摇、下降，“人”的地位和作用开始受到重视、提高。因此，“敬德保民”是中国古代“重人”思想的萌芽。至春秋时代，在“神”与“人”的关系上朝着重“人”、轻“神”的方向迅速发展，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仁”的思想。到春秋末期，孔子总结西周以来的“重人”思想，并集前人“仁”的思想之大成，首创了“仁”的学说。孔子创立的“仁”的学说，是中国古代“重人”思想的提炼和升华，它肯定了人的独立意志、人格和价值，体现了春秋战国之交这个社会大变革时代解放生产力和重视“人”的时代要求，反映出这个历史时代的进步。


孟子的学说像孔子一样，他主张“爱人”、“敬人《孟子?离娄下》”
，认为“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又认为“人人有贵于己者《孟子?告子上》”。肯定了人的意志、人格和价值。孟子的思想是孔子“仁”的学说的发展和完善。由于孔子倡导的“仁”的学说是首创，在理论的完备和系统上不免有所欠缺。孟子的最大贡献在于使孔子首创的“仁”的学说发展成为“仁”的学说体系。


第一、孟子的“性善论”、“良贵”说使“仁”的学说在理论上更臻完善。儒家的“仁”的学说，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性善论”、“良贵”说是从深层次来研究人的本质属性和价值的，因此，它们本身就应该属于“仁”的学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仁”的学说的核心是“爱人”，它必须有一个前提：即从理论上回答人为什么值得爱。孔子云：“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虽肯定了人的独立意志，但是孟子的“性善论”、“良贵”说则认为，每一个人都生而固有一种本然的善，这种本然的善亦即人人都具有本然的贵，即人之生而固有的价值，这就是人的独立意志。人格、价值之所在。孟子从“仁”的学说内部、从理论上回答了人为什么值得爱这个问题。孟子的“性善论”、“良贵”说丰富了孔子首创的“仁”的学说，使之在理论上更臻完善，发展成为“仁”的学说体系。


第二、孟子的“民本”思想将“仁”的学说延伸至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使之体系化。“民本”思想的理论基石是“仁”的学说，是孟子对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重大发挥。孟子的“民本”思想十分丰富，他提出了“王道”政治哲学，宣扬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并提出“仁政”思想，制定了实现“王道”的原则和措施。孔子学说中的“仁”主要是一个道德范畴，而孟子的“民本”思想，将“仁”延伸到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之中。孟子的“民本”思想丰富发展了孔子首创的“仁”的学说，使之成为“仁”的学说体系。

（二）、孟子的道德观、精神境界和“天人合一”观。道德，在孟子的思想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他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有无道德。因此，孟子的“性善论”是以社会道德来界说人性的。道德，在孟子的思想中还存在某种特殊的含义。孟子提出“仁者爱人”；又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爱人”才能“人爱”，“敬人”才能“人敬”。爱和敬是在社会中实现的。孟子提出“义利之辨”，反对“先义后利”。“义”指的是社会公利，“利”指的是个人私利。“义利之辨”实质是公与私之辨，将国家、民族、社会的公利置于第一位，强调个人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


孟子重视道德，更重视“教化”。所谓“教化”，就是教而化之，使人的道德提升到一个高尚的精神境界。道德本来是人的行为的规范，是外加于人的；当人进入到高尚的精神境界，道德便成为内在于人的自觉的行为。自孟子之后，中国历代重视人的精神境界，这与孟子的提倡是不可分的。


第一、“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尚公的精神境界。孟子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以天下人民之乐为己了，以天下人民之忧为己忧，体现出孟子博大的胸怀和对人民的一片赤诚的爱。


第二、“浩然之气”、“舍生取义”——孟子的人生境界。所谓“浩然之气”，按孟子的解释：“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是集义所生者《孟子?公孙丑上》”。“浩然之气”与道义相配，它产生于义行的不断积累。可见，“浩然之气”是指精神境界，即孟子的人生哲学。


孟子塑造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的形象。他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这也就是“浩然之气”的形象化，它是孟子伟大的人格、高尚的精神境界的体现，是孟子积极进取、刚正不阿、追求真理的人生观。人生观就是一个人的“生”、“死”观。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孟子?告子上》”。不贪生，不怕死，义之所在，为正义而死，重于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