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仁义思想对个人道德修养的启示

yanzhao

孔子举其一生的主要学说不外乎“仁义”、“正名”、“忠恕”、“知命”，而“仁义”学说是他整个学说的支撑和目的，即其所说的成圣，“仁且智，圣矣”[1]。对于个人的品德修养，孔子强调“仁”和“义”，这是一种绝对的道德律，但他所说的“仁”不是一种具体的德性，而是对人的所有德性的一种指称。在《论语》一书中，孔子对于“仁”有着不同的解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2]。而颜渊问仁，孔子则曰：“克己复礼为仁”。在《雍也》篇里又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仁矣”，“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些都是《论语》中孔子直接谈到仁的话语，“仁”是孔子德性学说的基础，是这一学说的线索、统帅、支撑，支配着其他的道德条目。我们对于“仁”是不能一概论之，而应切合具体的道德情境，将“仁”与其他道德条目综合联系起来，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说“儒家是一个大综合系统”。[4]在孔子那里，“义”是从属于“仁”之下爱的一个道德条目，然其重要性并不因此而有所减少。“义者，宜也”宜即是应该，合适之意，即做应该做的。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5]君子做事要求合乎公理、公法。孔子论“义”则是“仁”的一个补充，以义护仁，行义而怀仁，“义”中怀有“仁”的流动，“义”之基础为“仁”。“君子义以为上”[6]，“君子义以为质”[7]。由此可见，孔子将“义”作为君子行事做人的一个准则，且将其认为是成君子的一个内在的要素。

孟子传承了儒家学说之精义，而成儒家学说之一集大成者。他对于儒家学说之继承综合，将孔子所言之“仁”、“义”结合起来，并为“仁义”将其尽情发挥，成其为儒家学说的一大亮点。把“仁义”提将到一个更高的地位，将“仁义”于人的道德修养之地位更加坚固与重要，并扩充于国家的治理，提出“仁政”之思想。以“仁义”教养着人们生活的每个方面，“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8]怀“仁义”是人立身修德的必须之物，孟子也始终以此作为自己立身之本，仁者逆仁，义者逆义，他将其推而广之，认为天下之人皆怀有“仁义”之心，他的“性善论”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他将“善”视为人们的一种普遍的价值追求，孟子“以善摄真，以善摄美，用善德为基础构建了现象世界的终极理由”[9]，肯定了善为人事之一切追求的终极理由。荀子也曾说：“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10]，当人的生命价值以追求善来定位则超越了生死，就可以达到“存，吾顺也；没，吾宁也。”11个体的生命于此而得以升华。然而人生的善业何以达到呢？则要回复到孟子所说的“仁义”，“仁义”以善为核心构筑起来，求善必行“仁义”，“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12由此可见孟子所说的“仁义”既是一种终极目的，又是一种提升生命价值，达到善业的途径。“仁义”在孟子那里蕴含了两重涵义，既有价值论意义，又有方法论意义。

孟子是以“性善论”作为他的理论基础与依据的，他认为每个人的天性都是善的，孟子有“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植于心，其生色也，脺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13指出了人皆有成善的因素。对人性善的肯定，无疑为人的道德修养奠定了坚实的心理基础。
二

中华民族历来是重视德性教育的，而儒家文化无疑是建立德性价值体系的很好的一个养料仓库。儒家文化凸显了他巨大的文化魅力和学说价值，建筑了中国优秀的传统美德和中国人民的美好心理。然而认识儒家文化，则不能不谈到孔子和孟子两位圣人，是他们创建了儒家，发扬了儒家，而终成一大学问，影响中国历代的文人志士。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无疑得益于其学说的合理性及优越性，而孟子则将这一合理性与优越性发挥至极，而成为这一主流文化的中流砥柱之人物，他使得儒家文化学说更加完美、细腻，而其著作也成为儒家四大经典著作之一。而谈孟子对儒家文化所做之巨大贡献在于对儒家学说的检讨，完善了儒家学说之理论基础，确定仁义为其学说之基础，建立起自己学说的大厦。儒家学说是实践的，孔孟圣人都在以自己的行动昭示着他们的那些“微言大义”，努力践行着自己的学说，而于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孔孟二人的一生是何其相似，他们的生命历程都是践仁行义的：他们进而立天下，退而乐其身，以传道授业为己任。孔孟圣人遗留于世不仅是他们“微言大义”之学说思想，还有他们那伟岸的人格魅力，而他们自身无疑为其学说的最好的证明，由此可见儒家学说之于人的道德修养的适宜性及其巨大影响。

追求人的德性价值一直以来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然而发展至今构建了千年的道德体系却已出现裂痕，社会风气腐化，传统伦理规范已被置于生活的边缘，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已愈来愈微。何以有着如此优秀的传统文化，却出现如此的情形，全在于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忽略，而对西方文化的不加选择的囫囵吞枣式的接受。我们在引进西方的市场经济时，也接受了他们的市场文化，不顾我们自身的因素以及我们固有的文化模式，先是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此一主张还较能符合我们国家之情形，而后又主张“全盘西化”完全不顾中国自身之因素，而盲目地把西方文化嫁接于中国的文化基础之上。此一情形于“五四”时期发展最盛，更有甚者，则欲废除中国之文字，认为中国文字，迟早必废，因为中国文字，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毒腐思想之巢窟。于此可见当时人们对于传统文化之态度。文字为思想文化之载体，废除载体无异于是对传统思想之致命的打击，对传统文化思想的批评（而非批判）方兴未艾，欲放弃千年来中国人们之修德养性之基础，此情形发展已甚，遂至尴尬之境：民欲修德而旁顾无他，不知所从，民心乱矣。文人学者之欲创造新文化，却罔顾我国文化的基础和传统，欲速则不达，新的未建立，传统的已崩溃。此为我国道德修养失范之一因。又经“文化大革命”之冲击，对于“读书无用论”，“打倒孔家店”
，教育不仅发展滞后，而且带有巨大的破坏性，“批林斗孔”直接指向了中国传统文化，又有当时之各色的斗争，人人自危，明哲保身。民生不保，奚暇以治德。此造成中国人们传统文化之缺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全面开放，国外文化思想如潮水般涌向我们，我国既无接受此种文化之经济基础，又无发展此种文化之心理基础。此时我国又未注视到此方面的重要性。对于各种文化的冲击，人民猝不及防，不知所终，而陷入了一种道德选择的泥沼。加之商品经济的全面渗透，人们对利益判断的失衡，加之我国片面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了精神文明的建设和重视，“而当文化失去了自身存在的自律性和独立性的时候，必然导致社会生活的文化价值失范的现象，并坠入‘怎么都行’‘跟着感觉走’的泥淖。”14人民道德状况滑坡，每况愈下。此之为造成中国现今人们道德沦落的三个客观原因，又加之人们对于道德修养的意识的弱化及追求价值之多元又加深了这一状况。

此时宣扬孟子的传统文化，无异于为现今社会注入了一剂镇静剂，清除当今社会的不良习性，也为修德之人提供了依据，增强了其修德的信心。

三
我们所讲孟子的“仁义”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思想体系，仁义者，须爱人、行义、静心，而后才能成美，修成大德。

仁义者，爱人也。孔子早已提出“仁者爱人”，此即指明仁义者追求之概要，指出了仁义者必先是利他之人。爱人，首先的最基本的则是关爱他人，于两方面来讲，在家，讲求孝悌，“孝弟也，仁之本。”15出外则需关心民生，安抚民心。对待万事万物都须怀有一颗敬爱之心，行而有耻。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思想，以为人皆为善性，皆有“仁义”之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16，不忍人之心即是仁心，朱熹说“仁心，爱人之心也”，17可见行“仁义”须坚持以人为本之信念。而如何使这一仁心践行于外呢，孔子提出了“推己及人”，就是用自己的心思去推测别人的心思，设身处地地替别人着想，对于自己喜好或讨厌的事情，都须经过一番思索，以“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原则，而孟子将这一思想发扬提出“推恩”，将自己所有的利益推广至众人，“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18“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19，施“仁义”于天下，而杜绝一时一地之限制，那么我们这个社会何来那么多的怨恨和不信任呢？那么我们又怎么会对街头流浪乞讨的人置若罔闻甚或嗤之以鼻。。孟子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20，而“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21，并以此作为人与禽兽之分别，主言“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又言“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我们必须检讨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绝不能做伤害仁义的事情。孟子有一个很著名的论断“今人乍见孺子将如于井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22行仁义是仁义之人的内在要求，是人之本能，而非外物之影响，仁义之人善反求诸己，从而其行仁义必持之以恒，不为外物而改。同时修得仁义之心的人，必能衍生出其他的善心，如同情心、孝敬心、宽恕心，对于万事万物必能持以虔敬之心，以达到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生而不相害之理想境界。纵观现今社会上人人为己，对他人却是罔视，人们须要学会关爱他人，这也是正确处理我们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原则，为了发展经济却损害了为人类提供资源的大自然。学会关爱他人，可以杜绝我们犯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我们自己作为社会的一份子，须要为了这个社会的全面发展而努力。

仁义者，行义也。孟子是尊义乐道的，将“义”提高到了和“仁”一样的地位。“义，人之正路也”，义是人为人处世的正路，而此正路是要符合一定要求的，“义者，宜也”，宜即是合适、应该之意，即此正路必是合适与应该之路，必符合“仁”的要求，行义须渗透着仁的理念。表明符合义的必先符合仁，行义必先行仁。当时我们却误解了孟子所讲的“义”，纵观人们对“义”之理解无非是“哥们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同义词，此是为“义”吗？此即为孟子所说的“非义之义”，不义之义中的“义”都有伤仁害义之处，比如要离焚妻灰子。行义，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是积极的态度，“见义不为，无勇也。”23见到为害的事或人，需要勇敢地制止，而不是被动或是置之罔顾。义，又是一种道路，一种规则。现今，人们都在忙碌地创造着经济财富，可能会违背“义”的要求，为求利而不顾义，践踏道德，背弃良心，往往蔽于物，孟子对于义是抱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24为了义而可以舍弃生命，得杀身成仁之善果。又有“亲迎，则不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25任何事都要符合义之原则。行义，倡导我们培养“强势人格”即大丈夫气概，符合“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26之原则，这对于我们现代人缺乏气节无疑是一种鞭笞。

仁义者，静心也，但此处的静心并非与禁欲同义，其实质的坚定我们的意志力。这是一个商品经济及其文化全面渗透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有太多的诱惑冲击我们对于理想、美的追求的意志力。所以仁义之心需要涵养，孟子也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27，养得此气有如身体充之以筋骨，使人得生存之英气、刚气，从而增养我们的正气，持此正气则为人处世方得尊严，而不会“敬而无礼则劳”28，更不会奴颜卑膝的媚谀状。浩然之气的涵养，不啻为仁义奠定了心理基础的支撑，也暗暗地指明了一条道路。将此气充之于仁义才得长久，才不会超出止大、至刚之范围，而不会产生以强凌弱的情形。静心之涵养，更使此浩然之气更加温润活泼，充满了生命力与活力。此也许就是我们民族没有侵略性，性格温和的一个心理因素。仁义需要涵养，正如酒需要窑藏，唯有不断地培育增加自己的仁义之性，才能愈接近“成圣”。静心之涵养使得仁义之心愈来愈广泛，愈来愈细致，静心，方能入得其中，出得其外，而不为外物所累，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多端，充满诱惑的时代，但我们由此保持了一种纠正我们那或傲慢或自卑的心理，对天下一切事物皆抱以平等的心态，以仁义之心待人处物，万物于此可得和谐之状态。

仁义者静心之涵养对于其周围之事物的影响又是深刻的。古人有“所存者化”之言语，仁义者对于他物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并非强制灌输的，亦有“润物细无声”之效应，对于人的教化重心灵的交流与沟通，而不在外物的规范。静心者取其和，“和”是一熔融状态，其特性为包容，其温而不炽，强而不骄，刚而不烈。
仁义者，成美也。美是一个普遍的概念，具有共同的心理认识基础。孔子有“里仁为美”29，肯定了仁是美的因素，“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30，而韶是孔子对成圣的一种期望。然而怎么样才能成美呢？须行仁义，才能成美，美又引领着道德的修养，“美是道德的象征”31，“对于美的审定……是要求公认其普遍有效性的，是要求其统一的”32，而这一统一的基础则是道德，美德只有一种。仁义是人的内在的本性，这种美是一自然美、内在美之状态，而康德讲“自然美才是成功的”，中国人亦有讲求自然美的传统，“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被捧即为佐证。唯有道德美才是真正的恒久的美，“鸟美在羽毛，人美在心灵”即指明人的道德的美感，这种美是内在的自然的，我们必须加强自身道德修养，讲求仁义，。现在社会是个以经济发展来衡量一切的社会，导致人们对美的观念也变化了，出现了以物质的丰裕优质为美，却轻视道德的修养，甚至怀疑一切有道德修养的人，认为那是做作的表现，已不再是以自然内在的品质为美了。把握成美因素，从而端正对美的认识的态度。

在这个全速发展的时代，人们的生活水平、物质条件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人们的满意度并不因此而提高，反而下滑了，这正是由于人们精神的空虚，道德信仰的缺失，更当多元文化发展冲击的此时，需要我们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思想，认识孟子的“仁义”思想，对于个体道德修养有着莫大的意义，它为我们指明了一条道路，为我们树立了信心，对于我们的生活不啻为一剂镇静剂。认识孟子的“仁义”思想，可以补齐我们所缺失的，端正我们的义利观，正视我们对美的追求，重拾我们对人的关爱，从而引导个人的道德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