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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以仁为纲的性善说是孟子哲学思想的核心。“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这是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孟子思想的极重要、极关键之所在。他认为，人的善良本性是与生俱来的，提出了“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命题。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章句上》）指出人生来即有天赋之“四端”，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同上）认为此“四端”乃人所共有，且又人所独有。“四端”即人之本质属性，有无“四端”，系人兽之根本所别。于是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公孙丑章句上》）并将此四心与仁义礼智四德相对应，进而探讨人的道德起源问题。还说：“万物皆备于我”，指出人的善性不是人性与道德的完美，而仅仅是人性和道德得以完美的开端，人就是要通过后天的知性、善性，使人之善性合于天之“道”，实现天人合一。可以说，性善说是孟子仁政思想的基石，性善论与仁政论也是孟子哲学思想、政治学术思想的两大纲领。
孟子十分重视环境对人的重要意义，强调环境对个人的道德修养、完备人性的重要性。他说：“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荫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告子章句上》）指出牛山并非不长树木之不毛之地，而是人为砍伐破坏的原因。人的善性、美德，如果得到化育、培养，就可以达到应有的境界，乃夫子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提出了“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的论断。还指出：“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告子章句上》）究其原因，正是社会环境所造成的结果。
在修养人性与道德上，孟子提出的具体主张是：一要“求其放心”（《告子章句上》），即把后天丧失了的仁义之心努力寻找回来。要努力“反求诸己”（《公孙丑章句上》）。二要十分重视“居移气，气养体”（《尽心章句上》），即要充分注意到社会环境与人自身努力对完备人性和培养道德所产生的重要作用。三要“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梁惠王章句上》），通过全社会的道德教化，实现人性的自我完备与道德升华。
人本思想是孟子学术思想的重要方面。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原始人道主义开始萌芽过程中，孟子既继承了孔子的人性观，又超越了孔子，把人作为社会的核心，并提出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对人的高度重视，使他极端地反对战争，大声疾呼、斥责兼并、掠夺战争给人所带来的灾难，指出：“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离娄章句上》）直斥“春秋无义战”（《尽心章句下》），称赞“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离娄章句上》）围绕保护人展开了与诸侯的论战。
孟子最先进的学术观点当推其民本思想与民主观点。在仁政理想的支配下，他提出了“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梁惠王章句上》），提倡“王施仁政于民，省刑法，薄税敛，深耕易耨”，“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同上）诸侯都要使百姓能“制民之产”，“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把“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划给百姓，让他们自给自足。同时，孟子还非常反对不仁不义的等级制度，在坚持仁义之“礼”的前提下，主张“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公孙丑章句上》）还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章句下》）的政治主张，这可以说是孟子政治哲学思想宝库中，最先进、最杰出、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匡古以降，再无能有超过孟子之思想者。这在奴隶社会末期，百姓被当作会说话的工具，任意杀戮的情况下，夫子能提出这样的政治观点与主张，可谓极其难能可贵，极其伟大。在对待君王上，以此种思想为出发点，他针对齐宣王说武王伐纣是“臣弑其君”的说法，理直气壮地答道：“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章句下》）并提出：“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章句下》）在《离娄章句上》中，他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引据《太誓》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观点，提出“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孟子·万章章句上》），但天之选择依据在民，天受之，则民受之，“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则天受”，
“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的主张，这实质上也就是以民心为天。这种原始平等思想与民主思想，闪耀着伟大的民主光环。
在用人用刑之道上，孟子十分重视老百姓的意见，即“民意”，对齐宣王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
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梁惠王章句下》）孟子十分强调《太誓》上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观点（《万章章句上》）。这种民本、民主思想，确实充分显示了孟子思想之伟大。
重视自然规律，遵循客观规律，是孟子思想的又一大特点，也是其科学思想以及科学哲学观的重要体现。他提出：“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离娄章句下》）孟子认识到一切事物都具有其各自的客观规律，人们只有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才能“行其所无事”，进而才能做到“不凿”。否则，则会“有事”，乃为“不智”。虽然天高无限，星远无涯，但只要能按其规律去推求，即使是千年之后的冬至日，也完全可以在家中推算出来。孟子这种重视自然规律和遵循客观规律的态度，充分显示了其朴素唯物论的思想观点,集中体现了他的科学思想和科学哲学观。在古代科学极不发达的条件下，他能具有这样先进的科学思想，是极为难能可贵的。这是对古代神学思想、天命观、唯心观的一种直接否定，也是对其“民心即为天”、“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民本民主观点的科学诠释，集中反映了他心中的“天”实为百姓，他眼中的“天”不过是“可求其故”、“坐而可致”的一个自然质体，并不神秘，不可怕，并不能使人怎样。真正能给百姓带来福泽的是天子、诸侯，而给人带来灾祸的也恰恰是这些天子、诸侯。所以他说：“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可见，在孟子的心目中，他的“天”非常明白、明确。长期以来，人们比较重视孟子的民本思想，而对其科学思想从未加以注意，更谈不上研究他的科学哲学观。这是十分令人遗憾和十分不对的。我以为，大凡一个有民主思想的人，往往也会具有一定的科学思想。民主和科学是一对孪生姊妹。孟子的伟大之处，我认为正是其可贵的朴素的科学观和民本民主观。从这个意义上讲，孟子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亚圣”，也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和民主先驱！
以天下为公，君臣士庶皆使其行合乎天之公理，不以利交征，是孟子平治天下之重要思想。《孟子》一书，开篇即论利，“梁惠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梁惠王章句上》）他直接了当地反驳惠王言利之说。在《告子章句下》中，孟子又说：“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指出了“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告子章句下》）。“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告子章句下》）提出：“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离娄章句上》），“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离娄章句下》）孟子这种反对天下交征利，危及天下的思想，贯穿于《孟子》一书始终，集中反映了孟子势以仁义平治天下的仁政思想。
在修身养性上，他极重人之气节，提倡“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章句上》），坚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章句下》），倡导“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滕文公章句下》）“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章句上》）“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尽心章句上》）强调：“小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尽心章句下》）反复说明了修养对人之重要。因而要求人一定要“反身而诚”，方可“乐莫大焉”（《尽心章句上》）。孟子的这些观点，对于人的心性、气节之修养，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和十分深远的影响。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告子章句下》）是孟子的一个警世观点。他十分强调国家、君臣士庶有忧患意识则生，享安乐之幸则亡。可以说这既是孟子之前历史经验教训的高度总结与概括，也是为孟子之后几千年古今中外无数历史事实所充分证明了的英明论断。
孟子在仁政思想支配下，对正义战争也有十分精辟的见解，其著名的论点如“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堪称历史性名言。战争的决定因素，具有多方面的关系，孟子站在极其重要的战略的高度，概括性地从战争的本质规律入手，提出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决胜战争的主导因素和条件，并把人和作为决胜的根本条件，可以说也是高度总结和概括了历代战争的基本规律后，站在历史的高度，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战争命题，指明了战争的特殊规律。这是对儒家学说中“和”的思想的深刻把握，是对“和”的观点的特殊运用，也是对天、地、人三者关系的特别总结。“和”作为儒家学说的重要命题，一旦为孟子作为战争的概括性分析，即赋予了其特殊的意义。可以说，人和决胜论，是孟子对政治、战争，乃至经济的高度的、科学的、历史的哲学总结与概括，其中渗透了天人关系、人性的、人文的多层面、多视角的思考，是孟子对人类思想宝库的历史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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