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他说.书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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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孟子所认为的修身和克己一点儿都不迂腐，是后来的儒者给搞得迂腐了。那时候一提什么追求享乐就该被上纲上线了，要克己，要克己，世上无如人欲险，要克制内心的欲望。可追溯到孟子原本的思想呢，他的重点不是克制欲望，而是把自己的欲望推己及人，将心比心。

16、人性无非两个字：一是“贪”，一是“懒”。反对贪和懒的思想大多都是违反基本人性的，所以不是被消灭，就是被篡改，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佛之所讲，本来是教育，是学说，后来成了宗教，味道就开始变了。佛明明教导人们要戒除贪、嗔、痴，才有望解脱世间苦，可拜佛的人里有几个不是怀着贪念？有几个不是求佛祖和菩萨满足自己的贪念？

求平安者是贪生，

求富贵者是贪财，

求姻缘者是贪色，

行善者是贪福报。
17、给大家介绍一种历史方法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之道——当你对一种东西搞不清楚，这东西又玄忽到没有实证结论的时候，这时候，你就不妨去了解一下它的来龙去脉，摸摸它的老底。

18、先抛开贪污腐败不谈，就一个国家的财政税收来说，不是税收得少就能代表政府体恤民情，也不是税收高了就意味着苛捐杂税，这都是简单化的理解，失之偏颇。古人也有这种偏颇，比如，古人很早就有过“藏富于民”的主张，认为政府别收太多的税，钱在老百姓手里攥着就挺好，等真有什么军国大事了，就让大家一起出力。司马光当年就是持这个看法的，在这一点狠狠地攻击王安石的变法。


“藏富于民”听上去很先进，很合理，可问题是，政府的税收水平如果太低，那些公共设施该怎么维持？就看看现在我们身处的城市，修桥铺路都是很花钱的，这些钱主要都是从税收里来。古代有人就指出过，政府某个时候把税收提高一些，拿这些钱解决水利灌溉问题，解决防洪问题，那灾民也就不会那么多了，也省得总是开仓放粮了。

现代经济学就很注意这个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问题涉及到被课税的商品的需求弹性，我们现在虽然说的是古代的事，但是，现代理论讲的税收的“转嫁”和“归宿”这两个问题其实在古代社会就已经存在了——政府想给一些人减税，可这些人并没得到好处；政府想给一些人（或商品）加税，可加的税却被转嫁到别人头上了。所以，当政府想减轻老百姓负担、实行减税政策的时候，这些问题都是要想清楚的，不见得减税就是好，加税就是坏，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19、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就是承认政府领导人也是一般人，也会贪财好色，也一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别把他们想得多么高尚。所以，别指望领导人用他的“高尚”来行使管理职能，我们有的人性弱点他们也都有，一样不少。


当然了，布坎南的理论适用于现代社会，告诉我们当政府出现问题的时候，要从体制上着手去解决，使体制的合理结构能够去制约领导人的“人欲”，而不是希望他们通过提升自身道德情操的修养来达到这个目的。

20、前一段网上最热闹的关于抵制日货的辩论，我看里边的这种二分法就特别多。比如，你如果说你不买日货，有人就会斩钉截铁地把你归到“支持国货”的圈子里去，其实你可能也不支持国货，而是喜欢买英国货，买美国货；如果你说你反日，有人就会斩钉截铁认为你爱国，其实反日不见得就等于爱国呀，一个不爱国的人也是可以反日的。所以呢，当你提出你反对白，有人就会认为你是黑，然后就马上会对黑展开大讨论。那么，这些人的脑子里就缺少这样一种逻辑考虑：你反对白，也并不意味着你就支持黑呀，你还可能支持黄，或者支持蓝。我看着当今论坛之争和历史上种种君子小人之争，实在觉得非常相似。

我发现还有一种情况是逻辑问题和事实问题混在一起，纠缠不清。还说这个论坛讨论抵制日货的事。有一种主流论调是：抵制日货是为了打击日本经济。反对派说：这样做对中国经济也没好处，所以不该抵制日货。又有一派说：你要抵制日货，你就别上网，别什么什么，因为你上网的服务器用的什么零件可能就是日货，日货无处不在，除非死了，根本避不开，所以不要抵制。

现在看看，第一种声音，嗯，这是有感情，没理智。

第二种声音：有理智，没感情。

第三种声音：没感情，没理智，逻辑混乱。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抵制日货根本就不是一个经济问题。如果是自由交易，那么，交易有利于双方，贸易有利于双边，这是基本的经济常识。所以，抵制日货，很可能就是对人家日本经济也不好，对中国经济也不好。所以第一种声音说是想达到一种经济结果，这就违背了经济常识。第二种说法倒是合乎经济常识，可是，问题在于，这本来就不是一个经济范畴的讨论，就好比，李四当年闯进了张三家，把张三杀了，把张三的老婆强奸了，虽然后来被赶跑了，可李四和李四的儿孙们现在一提起这“当年勇”还兴高采烈、眉飞色舞。一家人见着张三的小孙孙，就开始说：“当年我（我爷爷）杀你爷爷，杀得这叫一个爽，强奸你奶奶，这叫一个爽！来，干一杯，喝完酒咱们接着谈买卖。”

张三的小孙孙一听，虽然心里不大舒服，可仔细一想，人家这也是话糙理不糙，所以呢，为了共同的经济发展，生意还是得做。

第三种声音一句话就能说清，它的逻辑是：如果你做不成完人，那你就不要做人。



买日货和不买日货，这看上去是一个经济问题，实际却是做人的尊严问题和立场问题，你一辈子不买日货可能对日本经济不会构成任何影响，但你之所以这么做，为的是要表明你做人的尊严、立场和态度，而人的尊严、立场和态度不是能用经济标准来衡量的。


21、科举制度基本上就等于是职业官僚培养的MBA，你说它钳制思想也好，说它禁锢人性也好，但它真的给整个中国官僚系统塑造了一个基本无障碍的沟通平台，这确实就是美国MBA的教育方式。这就是科举制度的优势所在。

而八股的优势更好理解。八股取士有些类似于现代的标准化考试。

总研究这东西吧，对人的思路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是不是大到不得了的地步，乃至我们应该把许许多多的罪名冠在八股文的头上？呵呵，我看也未必。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这句话可是真理。不怕规矩多，就怕你水平不够。

这就像那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道理类似。好，我还就举写东西的例子来说，八股文规矩再苛刻，也苛刻不过格律诗，可大家看看唐诗、宋词，不是照样一大堆的经典么！

规矩限制不住高手。规矩越复杂，高手玩起来就越有趣味。所以呢，批判八股文批判了那么久，回头想想，就它那点儿规矩，就算有害也很有限。

所以，真正所谓钳制思想的或许并非八股文这种文体形式本身，而是对考生们必须以朱熹主义来答题的要求。（这种做法并非朱元璋的首创，早在北宋，科举就实行过统一的王安石主义，早在初唐，唐太宗也统一过李世民主义，而朱熹主义则在南宋末年也被用来统一科举了。）可仔细想想，这个要求也不算很过分啊，明政府也算给了大家一种选择：你要想当官，就要好好学习朱熹主义，就要全部认同朱熹主义，如果你不想学，或者学了以后又不认同，那你可以不去考试、不去当官嘛，又没有谁逼你当官，种种地不也挺好嘛。这就像现代有些大公司会要求被招聘进来的中高级员工必须认同本企业的经营理念，这也没什么不好吧？况且，我们几十年来学生考试、教授搞研究等等，从来都要遵循马克思主义，这难道也钳制了人民的思想了吗？当然没有嘛！

22、现代的暴君：他在国内也许听不到反对的声音，但面对国际的舆论，他却不得不有所收敛；他所要加害的人，可以在逃出国境之后很容易地找到安身之处，他甚至还可以凭自己的能力积聚一笔财富，获得发泄不满的自由，或许还能找到机会进行报复。


23、历史的教训是，只要事关最高权力宝座，人性最基本的感情与良知全都会无影无踪。所以，从政权稳定性的角度来看，有当一把手资格的人只能活一个。这更让人联想起岳飞抗金，如果真把徽、钦二帝迎回来，宋廷之内还不知要斗死多少人呢。我要是金国统治者，就把徽、钦二帝放回去，这有八成的把握能引起宋廷的内部大斗争，所有大臣这时候都会面临严峻的站队问题，他们自己人就能把自己人整垮了。
——这就是人性啊，所以说“一山不容二虎”，如果一山二虎的情况真的发生了，必然会二虎相争，各自拉帮结派，搞阴谋、玩手腕，不死不休，“山”上所有人都会被牵扯在内，想明哲保身置身事外都难。这种事情，大到国家政府，小到机关单位，古往今来，几乎如出一辙。如果你上班的公司，甚至是你所在的部门，有这么个“二虎”，其结果不问可知。

24、回头看来，几乎任何一个朝代，在其创始阶段都能很快地收拾好动乱的残局，进而迅速走向黄金时代，典型的例子比如唐代的贞观之治，清代的康乾盛世。究其原因，除了帝国初期的君主大多能力过人并且励精图治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国家在他们接手的时候通常刚刚结束长年混战，处于破败的低谷，而从低谷向上攀登，很容易就上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正如爬山，人在山脚下，怎么爬都是往上走，况且，每个人先天都有着追求更好生活的渴望，当这种渴望被种种外因普遍而持久地压抑住时，就如同大水被堤坝阻住，这个时候，只要放开一个口子，水流自然会磅礴宣泄。所以，在王朝初创阶段，各地的地方官用以夸耀政绩的经济迅速增长，其实与他们本人的管理能力并没有本质上的关联，只要大环境“放开一个口子”，水流自然会湍急汹涌，爬山也自然会很轻易地向上迈上几个大步。于是，尽管地方官腐败或者无能，通常也只是使当地的发展没有爬到应有的高度，却也很难再往下跌——最坏的境况已经发生了，再怎样都不会比这更糟。社会变革初期的这种特殊性很容易造成一种假像，即，社会与人民在一个“英明”政府的领导下大踏步地向前迈进，而地方官员尤其政绩彪炳，为地方的复苏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25、集中了政治精英的官僚集团不会不明白个中三昧，他们深切地懂得，反腐行动与百姓利益之间并没有任何实质关联，他们面对的只是来自于皇权的权谋手段，便自然也以自己的权谋手段去做出应对。事情的另一面是，在作为和皇权派系相对的官僚派系中，还分裂着若干个小派系，这些小的官僚派系既要与作为对立派系的皇权一方斗智斗勇，还要想方设法地利用皇权的力量来倾轧其他的官僚派系。于是，吏治的整顿往往并不像草根阶层所看到的那样某某官僚因为贪污受贿、营私舞弊而受到了毫不留情的制裁，而是这个倒霉蛋被他的敌对派系借着整顿吏治的理由而加以迫害——虽然“受害者”本人就其受到的制裁来讲往往并不冤枉，但他的对手们，那些打着整顿吏治旗号而整垮他的另一派系的官僚们，其自身也不会比这个“受害者”更加干净多少。而皇权又正好借着官僚集团之间的派系倾轧来整治作为皇权派系对立面的整个官僚派系——这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