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他说.书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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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孟子是儒学权威，可不是军事权威，当他跨专业发表意见的时候，那水平不一定就比普通老百姓更高。这种两千多年前就蒙过齐宣王的逻辑到了现代社会照样还能蒙人。咱们政治问题可以参考官员的意见，人家是专家；写作问题可以参考作家的意见，人家是专家，意念吃饭之类的问题这些人里没一个是专家，专家如果超出了他的专业领域那就不是专家了。即便这样，也不能骤下结论呀，说不定专家也错了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自然科学史就是不断修正错误理论和错误观念的历史，宏观来看，错误理论出现的数量恐怕比正确理论要多出不知多少。
12、君子有怀刑之惧，小人存耻格之风。说明了古往今来悠悠岁月，这个恒产与恒心的问题，德与刑的问题，始终都是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乍一看就是一个民生问题，稍微往里看看，接着就是统治者权力合法性的问题。孟子认为，乡下人如果没有了产业，就会沦为流氓无产者，他们没有什么道德底限，为了肚皮可以做出任何事来。孟子这话先是提出了有恒产才能有恒心这样一个大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来做论证，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论证的话——如果统治者做不到政治清明，不让冉阿让有饭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这样的话，如果冉阿让去偷东西，去危害社会稳定，那么统治机构去逮捕冉阿让就没有合法性了，就是非正义的了。那么再往下推论的话——如果统治者的行为不具备合法性，不具备正义性，那人民群众是不是还有服从的义务呢？孟子虽然没写出一本《论公民的不服从》来，不过他确实早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了。
13、我记得小时候上历史课，老师一讲起中国历史上的盛世王朝如何如何，我们在底下就跟着激动，什么雄风万里，什么平南扫北，牛啊！强啊！其实要真把你放到那些个“大帝”和“大朝”的时代去生活，当然也有舒服的，可就多数情况来讲，有你受的。

我有时在想，这种瞎激动，如果是私天下时代的帝王有这样的心态，那是理所当然的，正常到了不能再正常；可要是私天下时代的草民有这种心态，那就显得非常古怪了；要是现代社会的现代公民也有这种心态，那是不是也不太正常呢？

要先强调出这个“私天下”的概念，不要用我们现代的思维习惯去干扰对古代社会的理解，不要认为在私天下的时代有什么“主权不可侵犯”或者“领土问题是不能谈判的”等等等等，既然天下都是个人私产，那么帝王作为理性人，自然会追求利益最大化，虽然社会舆论和他的良知、性格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到他的决策。所以，如果是帝王“卖国”，其性质就等同于我卖了自家的老宅子，无非是觉得没守住祖宗留下的产业，有点儿不好意思罢了；如果是开国君主卖国或亡国呢？——梁武帝就是南朝梁帝国的开国皇帝，他在晚年的时候就面临了亡国。梁武帝这时候说了一句话，非常耐人寻味，他说的是：“我打来的天下又从我手里失去了，也没什么好遗憾的。”看看，这就是私天下时代的典型帝王心态。帝王们卖国也好，亡国也罢，玩的都是自家产业，再由此说一句我们现代人，我们不过是在帝王们的老宅基上重打鼓另开张，我们自然会受这老宅基的历史河流和思想河流的影响，这里也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有感情，但是，那些古代帝王们把自家的家业玩大了、玩小了，我们犯得上跟着瞎激动、瞎操心么？
14、扬州十日。多铎攻入扬州之后，对这座美丽的城市展开了一场空前的屠杀与洗劫，当时一位名叫王秀楚的扬州文人亲身经历了这惨痛的一幕，作为幸存者，他写下了一篇题为《扬州十日记》的文章，并且郑重告之读者，他所写下的都是亲眼所见的事情，那些耳闻的东西虽然或许同样真实，但不在他的记述之内。王秀楚在这里为国家的大乱所归结的原因，在他的前世与后代都有人会对此产生共鸣。蒙元入侵的时候，日军侵华的时候，都可以找出大量相同的例证。人们自然会有疑问：中国一向以“礼仪之邦”自诩，何以在关键时刻里许多人所表现出来的却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

在屠城结束的时候，根据焚尸簿记载的数字，扬州城内总共死亡人数有八十万上下，这还不包括投井投河、闭户自焚以及在偏僻处自缢的死者。八十万，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要知道，时间尚近的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是三十万，扬州的死者竟然比这个数字还要多出将近两倍！更有无数的女子被掳至东北，准备接受比死亡更要严酷的命运。城市的悲剧，莫过于“扬州十日”。

多铎在5月25日，即屠城的第六天，下令封刀。其后，清军开仓赈粮，伤痕累累的市民开始哄抢粮食，体力好的人搬运了一次又一次，体弱多伤的人则一点米也拿不到。在这个时候，至亲好友也互不相让，人们为了粮食，再一次放弃了尊严。

可悲的场面上演了：清军虽然已被勒令封刀，但残酷的劫掠仍在继续，一家宅院每天要经受数十人的趁火打劫，杀人、强奸的事情与之前无异。这些人，也不知道到底是清军、是明朝的败军还是乱民。从常理推断，这些人更有可能是明朝的败军和乱民而非军纪严明的多铎部队，曾经作为受害者的他们在刚刚喘息稍定的时候又以害人者的面貌出现。对他们而言，道德与良知、国家与民族都是被毫不犹豫抛之脑后的陈腐框框，他们之所以在某些时间里没有成为害人者，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害人的机会。

真实的历史就是以这副面貌出现的，礼仪之说经常仅仅是富足的时候所穿的一件华美外衣，衣服里面的内容一经社会变动的阵仗就不会再有什么对衣服的顾忌。很多人，在作为受害者的时候，容易引得旁观者掬上一把同情的泪水，但是，假如机会以相反的面貌呈现在他们的面前，他们会狰狞得比任何野兽都要可怕。

这些时候，自然会有人站出来，责备民众的道德底限。但是，向更深处想来，是什么造就了民众如此这般的道德观念？从“扬州十日”的那段悲剧看来，明政府显然没有善待它的子民，在长期专制体制的统治下，道德早已让位给了权谋，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谋略大国，几乎对于所有人而言，都需要以谋略求生存，以心机求显达，这样的社会体制与社会传统是淘汰那些正直纯良之士的，而另一个人群，也如王秀楚那般凡事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在病态的专制体制与硝烟弥漫的乱世之间小心谨慎以求生存。另一面，这些国人也从没有产生过对国家的真正的归属感，“国家”的概念在他们而言仅仅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政权，并且始终在剥夺着而非捍卫着自己子民的权益，那么，“国家”兴亡，为什么要“匹夫有责”呢？从这层意义上讲，如果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并不责难那些冒着被哨兵枪击的危险而翻过柏林墙的东德人，也不责难那些冒着被海水吞噬的危险渡海而去的古巴人，又怎么去责难王秀楚之类没有“忠于”他们祖国的明代百姓呢？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