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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是不是“迂腐”的道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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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姓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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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25 12:14:3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孟子是不是“迂腐”的道德家











2007-03-13 11: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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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也就是孟子生活的那个年代,孔子的学子、学孙们提出了很多政治观点,其中有两家的观点异常对立。

这两个观点的议题都是解决“如何建立完美的政治生活”,当然那个时代的“政治”和我们现代人说的狭隘的“政治”是有区别的。

一方提出,人要“大公无私”,处处为他人,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去。一方提出,人要“一毛不拔”,“宁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所谓自私自利的小资产阶级情调。

分析这两个对立的观点,我结论是两个观点都能建立完美的政治生活,但有条件,即,要不所有的人都大公无私,要不所有的人都极度自私。前者所有的人都为全人类服务,社会一团和气;后者所有的人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和别人拼死相争,那谁也侵犯不了谁,社会也会井然有序。

但我们真实的人类社会确是,有人自私有人无私,人有时候自私有时候无私,这样社会就混乱了起来,就有了压迫被压迫、侵犯被侵法、镇压反镇压,就有了阶级有了战争。

本质上这是一个“无私”与“自私”之争,也是一个“善”、“恶”之争。这样的政论在中国大地上延续了2000多年,可以说是没完没了,到了最后,“善”、“恶”都成了相对了概念,因为,有时候“善”心换来的是“恶”果,而有时候,“自私”的行为放在了历史的天平上又会获得“无私”的功绩,一本糊涂帐。

有人说这样的争论是从孔子、孟子开始的,但,如果我们稍微认真看一下孔子、孟子的言论,我们会发现,使给他们这样的“帽子”是我们的误解或者一厢情愿。

孔子的儒学以“仁”为核心,孟子的学术以“义”为基础,“仁”和“义”在经过后人的解读后,就慢慢变成了僵死的教条,于是乎,很多达官贵人打着“仁”、“义”的教条为了一己之私欲挑起是非,兴起征伐,最后是民不聊生,老百姓只能叹息“为什么最后受伤的总是我?”就连近代的“思想家”鲁迅都反对儒学了,他老人家说,在那些仁义道德的文字里他看到的都是“人吃人”。
而与孔子基本处在一个是时期的老子也看到了“仁义”被利用后的种种弊端,提出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狗。”的棒喝。随后的庄子更是喊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如此看来被立为“圣人”的孔孟岂不是如此的教条和迂腐,他们的智慧岂不是如此的低级?是“本来如此”抑或我们的“一知半解”?

到这里我们有了两个问题,第一,“私与无私之争”是否由孔孟发起;第二,孔孟是否只是蹩脚的道德家。

这里我们就先拿“亚圣”孟子分析,因为相比于孔子,孟子的政治观点更为集中和充分。

《孟子》第一篇《见梁惠王》就第一段就开宗明义提出了他的政治观点“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显然这里提出的是“义利之辨”,观点很明显:如果大家为一己之利,那国家就会分崩离析,战争就不可避免,人民也就不得安宁。

“义利之辨”和“私与无私”之辩是有区别的,后者是形而上的分辨,是本质上的分辨,而后者是形而下的分辨,其旨在“用”。在“义”和“利”的比较中,孟子不是简单地说“只要义”不要“利”,而是说有了“义”,那“利”就自然会得到而且是“大利”,“义”和“利”要以“义”为中心。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而这也是所谓的“中庸”之道。

在这里孟子并没有卷入到无休止的“私和无私”的争论中去,在孟子看来,不管你“私”还是“无私”只要你明白惟有以“义”为本,你才能获得“利”,反之就会遭殃。这似乎也暗合了所谓的“商品经济规则”,无论你处于什么目的,做生意就必须按规矩来,有了规矩才能生财,没有了规矩只会一团糟。

当然这里的“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名字,孟子赋予了它很多的内涵,而孟提出的“人本善”的观点,更不是从“善恶之辩”中引申出来的。我们以后可再作深究,此处都暂且不论,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即,“私和无私之辩”不是孔孟扯出来的,其本质上也是一个“伪命题”。

再说孔孟的智慧,还是说孟子,还是同一篇文章的第二段:“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皆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有是一段通俗易懂的文字,告诉统治者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讲讲谁都会,但其间的道理又有几人能好好体会,其间的历史教训又是多么的让人触目惊心。做统治者的若能做到与天下同乐才能真正的得到快乐,若只为一己之乐,那就会“后果很严重”,这样的后果我们从商纣、秦始皇、隋炀等帝王身上找到深动的证明,可谓历史的惨痛经验,而生在春秋的孟子已经给出了这样的警示和结论,后人为何只拿来做“门面”不好好听从劝告呢,这不能说是“孔孟”迂腐和蹩脚,而是我们做子孙的近视和自作聪明。

——郑三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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