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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孟子》作为一部重要的儒学经典，提出了“四端”说及“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有关诗教的核心命题。随着《孟子》在宋代以后其被接受程度日益普遍深入，其对中国古代儒家正统文论也有着深远影响。本文试从《孟子》诗教理论的构建与实践两方面探究其对后世诗论的影响，并尝试破其弊端，立其功绩。
关键词：“四端”说“以意逆志”“知人论世”
孟子名轲，战国中期邹人，生卒年不详，历来说法颇多，仅其生年便传九种说法，现通行的说法为孟子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前289年。孟子的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家道衰微，迁居至邹。传说孟子幼年失孤，母亲艰辛地将他抚养长大，世传“孟母三迁”，“断机训子”，“烹豚存教”等佳话，虽不足确信，但足以证明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孟子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对其日后继往圣之绝学奠定了启蒙基础。关于孟子的师承并无确凿史实，司马迁曾说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但“子思之门人”究竟是谁，缺乏确切说明。自中唐韩愈始，儒学者普遍认为孟子师子思，子思师曾参，此说法虽流传甚广，但似乎更乏说服力，因为孟子自己说过“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离娄下》）。孟子的直接老师虽非“孔子徒”，但孟子秉承始自曾参的究义理之儒学却是不容置否的，这也正可以解释孟子为何后来能成为两宋道学家所崇敬的不祧之祖.
人性本善是孟子思想的基础,是孟子对孔子人性论的理论巩固与发挥阐释,也是孟子诗教的内在凭由.孟子在《公孙丑上》中镇重提出了“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他如是说，“所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身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犹其有四体也。”孟子确信，“善端”是与生俱来的，是先验的，是本我的。孟子在《告子上》中进一步强调，“仁义礼智，非有外铄于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很明显，“四端”即是“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的“良知”。而在当时，由于孔子并没有留下关于人性善恶的只言片语，是以思想界缺乏一种权威的评判标准，孟子的性善论因其只是形而上的假说，不可避免地遭到质疑。当时，与孟子公开争辩的是告子，他认为“性，犹杞柳也”，“性犹湍水也……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对此展开针锋相对的反驳，“水信无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显然，孟子敏锐地抓住了告子没有注意到水上下分流的漏洞，穷追猛打，以支持自己的观点。
孟子在肯定“善端”是不证自明的同时，也无法回避人表现出不善的事实。对此，他认为，人之所以会有恶行，是两方面的原因使然。第一是外界影响。他将“性”比作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但“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使之然也。人之可以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认为“善端”虽然是人固有之的，但同时也是隐性潜在的，虽然其存在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但其表现却是因人因时而异的。换言之，“善端”不具备自我暴露的机制，而需要一定的外在条件加以激发辅佐才能表达出来。孟子举了“牛山濯濯”的例子来加以形象阐释，人们看到牛山光秃秃的便会误以为山上从没长过树，这其实并非其真面目。孟子在这里强调了外界环境对个人修为的影响。另一方面，孟子提醒人们“反求诸己”，看看自己是否有向善的主观愿望。他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离娄上》）。在孟子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向善的诚意，即使遇到了适宜的外在环境，也同样无法实现“善端”的外化，这也正是庶民与君子的区别所在。
在此处，我们不难发现，孟子所谓“性”并非单纯的人的本能，而是“人之异于禽兽”的“人性”，它指向人所具备的优于其它生命体的道德意识，即仁义之心的存在。“四端”说虽然不是孟子直接针对诗教理论提出的——本质上它更直接地是孟子的道德政治观，但却覆盖了孟子的整个学说体系，成为所有有关《孟子》研究的不可背离的中心。在孟子诗教方面，本文也无法逃离“仁义礼智”对下文“以意逆志”及“知人论世”观点的笼罩。“四端”说首先肯定了人之善根存在的前提，这就赋予了人之为善的可然性，也正是础于人人皆有“善端”，民众才有可教而向善的潜质，所以诗教面对怀揣着“善端”的个体，并不是对牛弹琴的徒劳，这也就使诗教在理论上获得了存在的基础；同时，孟子直面了“善端”形于外所遭遇的阻碍与限制，这就提示了善论教化的不可或缺，唯有凭借一种合适的促成激发措施，人心里潜在的“善端”才能完整地表达出来，诗教在一定程度上恰能逆转“善端”表达的非必然性，这也就使诗教在实践上获得了存在的意义。
纵观《孟子》全书，不难发现，孟子在诗论方面提出了两个对后世文学评论至关重要的主张，一是“以意逆志”，一是“知人论世”。下文将从其理论的建构与实践两方面加以浅述。
“咸丘蒙问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叟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谓得之……”（《万章上》），这是孟子对于诗三百的直切评述。从中可以看到，孟子在阅读理解《诗三百》时采取了一种高屋建瓴整体把握的态度，“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即不以文字的片段意义妨害对篇章大义的理解，不以篇章整体的言词义歪曲了对本原的作者之“志”的理解。孟子此主张的最终目的在于“以意逆志”。“逆”，当作迎，溯讲，推究追溯之意。“以意逆志”，是孟子在充分尊重作者权威性的基础上所提倡的解诗的最高境界——无限可能地还原原作者的创作意图。我们还可以做进一步思考，孟子为什么要将作者的创作意图提升至一个绝对神圣的高度呢？毫无疑问，孟子作为儒学的阐发者，其秉承的视《诗三百》为“经典”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的。而所谓“经典”，乃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论”（《文心雕龙﹒宗经》）。那么《诗三百》为什么为能被儒家真心崇奉呢？显而易见，这与其“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以返先王之道的政治教化功用是分不开的，也正好与孟子激发鼓励个体充分发掘表现内在“善端”的诗教理想不谋而合。对于孔子曾高度评价的不学则“无以言”的经典，孟子的敬畏之心与赞同之心可谓是溢于言表，是以孟子认为，理解诗篇的意义在于再现作者意图。
孟子在这里还举了一个反例来说明若不“以意逆志”，就会使自己的理解陷入荒诞滑稽的境地。他说，“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这个经典的反证历来被引用为孟子的“以意逆志”言说实践的合理性。本文认为，这个反证的合理性具有偶然性，并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之的真理。首先，“周余黎民，靡有孑遗”这句诗本身是一句夸张，即使不努力推究作者意图，也能轻易发现。是以孟子虽然看出了这个破绽，却并未能对“以意逆志”的合理性充分辩护。其次，孟子自己也曾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尽心下》）的话，主张在阅读时发挥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加入读者自我的个体感受，若是一味推崇文本作者的权威性，那么读者在阅读中所承担的那部分意义构建的作用无疑就会被大大削弱。但基于儒学本身中规中矩温柔敦厚的特点，它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来对其一切理论观点加以规整统领。所以“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对“以意逆志”的屈服是必然的，孟子尽管有时也感到困惑，但其对“以意逆志”的合理性并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质疑，更不可能放弃。但这个以揣摩作者意图的文艺理论却对中国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在后世的文学批评著作中屡屡见其发挥，如《文心雕龙》；而在文学创作领域，中国古代小说何以无一例外地采用异故事者非聚焦也就是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事格式，与孟子在这里将作者之“志”过度拔高甚有渊源。
孟子在《万章下》中，如是说“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此处言说本无关乎文艺理论，他只是讲授“尚友”之道，即把具体的人放到当时的社会环境背景中去观察﹑理解。孟子把古之人视为今人“友”的对象，他把前人的书籍不再简单化为一堆断简残编，而是一个一个生动鲜活的潜在言说者，只要后人知其人论其世，便能超越时空的界限，通过“颂其诗，读其书”在精神上与古人畅通无阻地交流，汲取古人的美好品德与内在修为以提升自我品格。孟子在此提出的交友之道，虽然仍暗含了其对作者权威的设定，但得出的“知人论世”以“尚友”的结论却无可指谪。他充分运用了人人皆有“善根”的信念，将古之圣贤与今之众人视为平等的精神主体，认为古人曾具有的宝贵的生命体验，创造的意义价值与精神价值通过著书立说可以保留下来，在后人身上得以延续。虽然孟子本无意于诗教理论，但经后人一番前赴后继的过度阐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又出现了“知人论世”的命题，即在作品所叙之事与作家实际经历之间进行捕风捉影的联系。无论是批评家还是读者，都无比确信“绝知此事须躬行”的理念，将文学的虚构性弃置不顾，而过分关注作家生活中的确有之事，完全将真实作者与故事人物混为一谈，将文本提供给读者的无限相像与阐释空间人为界限化，在某种意义上无异于扼杀了文学的审美力。譬如今人研究《红楼梦》，言大观园必言北京恭王府花园，说秦可卿必说康熙朝废太子之女，及袭人麝月必及曹雪芹身边真实存在的侍女。本文以为，诗心敏感，创作者可以从生活里的任一件小事中阐幽发微，塑造出世间万象，构造五彩斑斓的世界；而与此同时，创作者本身的生活总是难逃例外地充满了生活所应有的平淡与辛酸。阅读欣赏文学作品，应该与作者保持一定距离，否则若以作者生平去品评文学作品，就会僵化文学意象，使整个阅读味同嚼蜡。
《孟子》诗教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对于作者权威的高度尊重实际上体现了儒家“仁者爱人”的正统思想，也是孟子自己“民本”观点具体呈现，但由于种种社会历史原因，他提出“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命题在实践中都走向极端误入歧途。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接受美学的诞生，文学研究越来越转向研究读者的阶段，文学阅读也日益成为作者与读者通过作品进行的双向对话和交流过程。作者意图被冷漠地搁浅，作者权威被无情地推翻，福柯喊出“要给写作以未来，就必须推翻这个神话：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在“作者”被判了死刑的今天，孟子努力“以意逆志”的主张显得迂腐而不合时宜，但其对后世文论的深远影响确是不容忽视的。
注释：[1]百花文艺出版社《符号学文学论文集》1986年
参考书目：百花文艺出版社《符号学文学论文集》1986年
南京大学出版社《文学理论研究导引》2006年7月第1版汪正龙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孟子直解》2004年6月第1版徐洪兴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2001年11月第1
版郭绍虞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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