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体魁首欧阳询

第五彬昕

结体魁首欧阳询
唐代大书家欧阳询（557-641），湖南临湘人。曾任太常博士、太子率更令，因而有“欧阳率更”之称。他与同代另三位(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按历史地位看，他属于隋唐之间的学者，因其大半生经历在崇尚北方文化的隋朝。入唐后，虽名位日隆，然事实上，只是钦定弘文馆内一名学士，奉命主编类书，当一名书法教授而已。

欧阳询所处的历史背景
　　欧阳询出生于南朝陈永定元年（557），潭州临湘人。他出生的时候，正是梁、陈易祚之际。从史料上来看，欧阳询大概是在岭南一带出生的。也就是在他出生这一年的阴历二月，广州刺史萧勃起兵造反，不久被杀。十月，陈霸先被封为陈王，接着便自称皇帝，建立了陈朝，梁朝灭亡。

　　欧阳询出生在豪族家庭。祖父欧阳頠（498-563），博通经史，三十岁那年，家中的人逼他出去做官。他不得已，随着少年时的好友梁左卫将军蓝钦南征，立功后升任直阁将军。此后，欧阳頠一直活动于临湘、衡州、广州一带。梁武帝与梁元帝对他的才华都十分赏识。《南吏》卷六十六本传对他有这样的评价：“时触合门显贵，威振南土，又多致铜鼓生口，献奉珍异，前后委积，颇有助军国。”死后赠为司空，谥曰穆。其子欧阳纥（537-569）继承了欧阳頠的爵位。此时，欧阳询只有七岁，在岭南度过了他的童年。

　　欧阳纥年轻时就做了高官，在广州十余年，其威望与德行流布百越（包括今天的广西、广东及越南），但他的才能受到陈宣帝的猜疑。太建元年（569），皇帝下诏书任命他为左卫将军，想把他调到朝廷，欧阳纥的部下却纷纷劝他造反，结果他听此下策，举兵攻打衡州，没多久，就失败了，欧阳纥押送到京城后被杀。此时欧阳询才十二三岁。

　　少年时期的欧阳询，是在饱尝忧患中长大的。谋反本来是满门抄斩之罪，但欧阳询却在他父亲的朋友江总（519-594）的营救下逃了出来，并在江总的庇护下成长。

　　欧阳询的相貌长得相当丑，他的天赋却是惊人的。江总每次教他读书，他不仅读得快，记忆力也属上乘。长年的苦读使他博通经史。从现在留下来的《艺文类聚》来看，我们不能不惊异于他的学问是如何的渊博了。

　　欧阳询最早的学书，恐怕也是受了江总的影响与指点。《宣和书谱》卷十七对江总的书法有这样的评价：“作行草为时独步，以词翰兼妙得名。”可见这是一种很有特色的书法，但隋文帝不过是一介武夫，他不重视学术。在开皇七年（587），废掉后梁；八年下诏伐陈；九年，灭陈，统一了全国，结束了长达二百七十余年的混乱局面。在这一年九月，隋文帝下诏号召人们可以学文，但不久又下令关闭了全国的学校。

　　当唐高祖李渊还不是皇帝之时，他就与欧阳询熟识，对欧阳询的才学十分钦佩。他做了皇帝后，便把欧阳询提拔为给事中。欧阳询得以在皇帝左右侍从，也帮助朝廷处理日常事务。

　　武德四年（621）正月，李渊于门下省设置了修文馆——即后来著名的弘文馆。从史料上来看，欧阳询在当时的职务，是专门教授书法的。朝廷从在京的五品以上的官员子弟中，挑选出喜欢书法的二十四人，到馆里来学习书法与缮写校雠。这里的条件十分优越，可以看到皇家所藏的历代法书。与欧阳询同时担任这一职务的还有虞世南。

　　武德七年（624），《艺文类聚》在欧阳询的主编下成书。全书引用文献达一千四百三十一种——现存不足十分之一——成为古代一部著名的类书。在宋代，周必大等人就利用这部书校订《文苑英华》，到了清代，更是利用它来校勘、辑佚先秦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古籍，可见此书对保存中国古典文化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

　　欧阳询的晚年，被后世称颂的“贞观之治”到来了。李世民于626年继位。随之，政治局面也出现了大转变，而且还推行了新的文化政策。因他本身就是一位极富艺术才能的天子，在他夺取政权后，与政治相比，他把学问与艺术似乎放在更为优先的地位——例如，在为《晋书》作传赞时，李世民就只选了两个人：一个是作为书法家的王羲之，另一个便是作为文学家的陆机。这种由皇帝提倡并身体力行的艺术活动，不能不说促成了初唐艺术的繁荣。

　　欧阳询的书名，在唐高祖时朝，不仅在国内十分著名，且已誉满海外。朝鲜国曾派使者来购求他的作品。唐高祖听了这件事后，半带玩笑地赞赏道：“他们看了欧阳询的作品，一定会以为他是一个非常漂亮而魁梧的人吧！”

　　晚年的欧阳询又被选为弘文馆学士。弘文馆在李世民的直接领导下，经、史、子、集的藏书量达二十余万卷，天下所有饱学之士几乎都被选入馆中，以本宫而兼学士之它兼政治、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于一体。每当太宗在朝政之暇，就将他们召入内殿，讲论文义，商量政事，往往到了深夜才罢休。

　　弘文馆中大部分人，更像是李世民的政治顾问与参谋，但欧阳询可能没有这样的身份。他在从事着他以前的工作：讲授书法。《唐会要》卷六十四载有唐太宗于贞观元年颁布的诏书：“见在京官文武职事五品已上子，有性爱学书，及有书性者，听于馆内学书，其书法内出。”他们在学成后，往往是从事诏书的书写、书籍的誊抄、校雠、拓书等。具备很大的实用性价值——而这也正是楷书在唐代所以特别发达的社会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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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学渊源

　　从二十四岁到六十二岁这一段人生的黄金时期里，欧阳询是在隋代度过的，在这一年龄段，正是一个人在艺术创作中确立自我风格的阶段。

　　有一则故事，充分说明欧阳询的书法深受北派书风之影响。他有一次在路上，见到由大书法家索靖所写的一块碑，看了一会儿便走开了。但是不一会儿，他又回到了这块碑下仔细地看起来，看累了，便拿一块布放在地上，坐在那里看，甚至天晚了也不曾离去，而睡在它的边上。就这样，他一连看了三天——这三天，印象该是怎样的深刻难忘！唐人张怀瓘《书断》中这样评价索靖的书法艺术：“靖善章草及草书，出于韦诞，峻险过之，有若山形中裂，水势悬流。雪岭孤松，冰河危石，其坚劲则古今不迨。”

　　在欧阳询身上，普遍存在于唐人书法中那种蕴理想于完全符合形式中的平正安详之精神，即形式本身被当作绝对完善的载体这一原则，得到了最庄严的表达。他的理想，他的艺术形式，向我们充分展示出他的全部智慧、才性及其生命意识。在欧阳询的艺境中，有一种对典雅的、庄严的气派之嗜好，一切变化都是按照法度原则而表现得充分、坚实、完整、和悦，趋于尽善尽美。在他的碑刻中，如果我们通观全篇，就会发现，他不是这一部分写得严谨而另一部分写得松松垮垮，不是这里一部分写得仔细认真而另一部分写得粗率潦草。在这里，不会发现浮草了事的地方，不会对某一地方特殊注意而对另一部分不甚关照。他有足够的能力与本事让每处都成为精彩之所在，他似乎天生有一种对例如怪诞、褊狭、猥乱的不符合于典雅精神白勺厌恶。所以，即使在欧阳询忽然间奔放起来时，像他的《草书千字文》，仍然能保持不差半点分寸的法度，而且还包括着坚实、完整、和谐的美丽和光辉的庄严。欧阳询充分思考了例如点画之间的主次关系，穿插挪让，整体的章法和汉字形式的类别方面。在书法中，成为一种严肃的、郑重其事的创作方式：每秉笔必在圆正，气力纵横重轻，凝神静虑，当审字势，四巾停匀，八边具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心眼准程，疏密欹正。最不可忙，忙则失势；次不可缓，缓则骨痴；
又不可瘦，瘦则形枯；复不可肥，肥则质浊。细详缓临，自然备体，此是最要妙处。

　　只有到了欧阳询的时代，才能被这样面面俱到地考虑到。在他们白勺书法上，艺术性与功用性是如此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可或分。另外，研究唐代书法的人，也忽略除了碑铭以外的装饰——例如碑额以及碑身周围的浮雕——这种装饰也不能不说它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书体的选用。它们就这样交织在一起，而向精确设计的结构勺法度急进。于是他们也自然而然地把北碑一派的粗犷拙朴和缓至于严整，并又加上一些来自南方书风的妍媚。它只让整齐划一占主导地位，而且肯花大气力在细枝末节上面下功夫，以便使它显得处处都是完备无缺的，甚至一点隐蔽的东西也要被全面地展露出来——主要的笔画被安排在清晰可见的视觉焦点上，其余的次要笔画再依次地安排上去，其清晰程度可以让我们看出它起笔时的几下折藏，运笔时的轻快或者迟涩，收笔时屏息静气的一回一收，很麻利地带出下一笔，等等。

　　一切偶然性的东西就这样被严格的法度所远远地抛弃，如同抛开瓦块而留取精金美玉一样。也正是这样，他们在书法的表现上，也只极力地遵循与主体的生命意识相对的客体性的东西，是巧智的思量与推度，是辨析汉字构成之理则，即它只是对形式的统一和定性起调节作用。

　　所以，在书法史上，唐朝这个时期出现的“尚法”的书风，可谓正值其时：特宜于书法的基本线条或用笔，以及一般形式方面的整一律、直角形、理性的表现和诉诸巧智的规则。确切一点说，这不只是满足形式进化方面的要求，而且是抱有宗教的或政治的目的。这种形式本身自有审美意义，外在又有另一目的，即应用，这才是它的本质所在。因此书法家也必然受这种目的性制约。

　　但是有的人对欧阳询的书法一方面极力赞扬，另一方面却吹毛求疵。南唐后主李煜就说：“欧阳询得右军之力而失其温秀。”宋代米芾更是将欧阳询说得一无是处：“欧阳询《道林之寺》，寒俭无精神。”“欧阳询如新瘥病人，颜色憔悴，举动辛勤。”（均见《海岳名言》）尚“法”的人会以为尚“意”的人散漫而无约束；而尚“意”的人却一定会笑话尚“法”的人太拘谨与太乏生气。

　　我们以为，欧阳询最大的贡献，要算他对楷书结构的整理。传为欧阳询所作的“三十六法”，虽然掺入了后人所作的若干解释或思考，但其中肯定有很大成分依然是欧阳询的。

　　他的研究已经完全摆脱了不稳定的字形的无规律性的变化，而进入了造型分析的层次。关于书法结构的成熟观念，至此才算是真正的成立。今人宗白华在《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一文中，曾把欧阳询的结字“三十六法”视为重要的美学成果。　

　　　文 ／ 刘　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