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海之歌》发行仅次于《毛选》之谜（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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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炳信：陈老总是高人啊，“她的事我不沾”。
　　金敬迈：陶铸就说：“那我说吧，不要一听到什么意见就改这部文艺作品嘛，哪有十全十美的。我看这样子，今后啊，有关这篇小说的修改，都要通过我，你是我的兵，我说了算。”
　　田炳信：他是政委喔，广州军区第一政委。
　　金敬迈：他表态了，不改了。他陶铸多厉害啊，你江青算什么！就这样子，就不改了。这是第一件事，后来江青又传达了，这是军区首长转达给我的，江青命令你去浙江写蔡永祥。
　　田炳信：你又去了？
　　金敬迈：这是江青的指示，传给萧华，萧华又转到广州军区，军区告诉我，打着背包去，到浙江写蔡永祥。后来只好打了背包去。一去到南京军区，人家主任部长都在那等着了，一见我打着背包就乐了：“你这是干嘛啊，打着背包，这不是作假么？”然后一起把我请进招待所里好吃好住招待起来。南京军区李汝清等几个主要创作人员正在写蔡永祥，一听说金某人来了，就是皇太后派来的人，赶快必恭必敬地把手头上的资料、书稿、题纲一一奉上。我说不能这样，我们合作吧。哪能这样呢。
　　田炳信：其实在你没出名之前，他们都比你名气大。最后蔡永祥写出来了吗？
　　金敬迈：没有。
　　田炳信：那报纸不都报道出来了吗？
　　金敬迈：报纸上有，但小说绝对没有。这个事迹肯定是个假的，一看就能看出来了。
　　田炳信：你当时一眼就看出是个假的了？你就不想写了。
　　金敬迈：不能写，这明明是假的嘛，怎么写？我很苦恼，这是江青交给的任务，不完成是不行的，但我又不能写。于是我就在那桥上站了一个月的岗，亲自观察了一个月。那条桥上面有战士站岗，每十分钟就有一趟列车通过，是交通的枢纽，而且灯火通明。蔡永祥是一点钟上的岗，夜班一个小时，事情发生在1点15分，是蔡永祥上岗之后15分钟，一个阶级敌人在铁轨上放了一根棍子，企图把火车颠覆。两条铁轨之间的距离是1.44米，而棍子不够1.4米长，搭上这头，那头就搭不上了，必须要长于1.44米的才行。而且这是根木棍，细木棍怎么能把火车颠覆呢？我说这木棍不足以把火车颠覆，后来他们就换了个水泥的，但里面没有放钢筋，火车一压就碎了。我就很为难了，我要写一个阶级敌人放的，不能写一个地主，但是最恨红卫兵的应该是走资派，但走资派算什么啊，怎么的也是浙江省委书记啊，杭州市委书记啊，他不一定自己去放，但是他指使人去放，这样才能冲突得起来，他才能去反对文化大革命。一个地主分子怎么能反文化大革命呢？那我到哪里去找对立面？新闻报道可以只说是阶级敌人，但小说就要有具体的人物。王二麻子是走资派，被红卫兵打倒了，心怀不满，怀着对文化大革命的仇恨，对毛主席的不满，要来杀害红卫兵，我得把这个帽子圈起来。
　　田炳信：那到底有没有蔡永祥这么个人嘛？
　　金敬迈：没有嘛，连个棍子都是后来补充的。
　　田炳信：那死的人死了。
　　金敬迈：怎么死的也不知道，成了无头案。
　　田炳信：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
　　金敬迈：不可能知道嘛，人都死了，报道写完就完了。但小说我可不能写，我可负不了这个造假的责任。
　　田炳信：就没写成。
　　金敬迈：我就打报告，告诉萧华，萧华就很同情我，就悄悄告诉我说，千万不能再提了，不能再反映了。于是，我就在那里当了一个月的兵，之后，就打了几次报告给总政把情况说清楚，不写了。大概萧华也给江青报告了，说是金敬迈有事请示，于是总政马上传来指示，让我马上赶到北京，我只好立即往北京赶。当时大串联已经开始了，挤得不得了，飞机票也买不着。最后他们就从杭州用小车把我接到上海，在上海火车站的月台上，把我从列车窗户塞了进去。我终于到了北京，见到了萧华。萧华说：“你说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会给你解决的。”我也就不能再说了，再说这个是假的，就等于说文化大革命是假的，报纸已经登了这件事，不能再说是假的了。到了10月11日，江青就在京西宾馆见我了。
　　田炳信：当时如果你继续说，也许恶运就提前降临到你头上了。还是没经验啊，如果有个人指点一下，你就不得了，也许今天我们也没机会见到你了。
　　金敬迈：我认为我目前这种结果是最好的结果。
　　田炳信：其实如果不出这个事，你最后还是逃不过这个劫。
　　金敬迈：我那就成了劳改释放犯。而我现在是遭受迫害，光荣出狱。
　　田炳信：对，其实你这一劫是提前了，提前得很好，假如当初没有被江青迫害，一直为江青所用，粉碎四人帮后，最少被判18年。
　　金敬迈：再回到刚才的话题，我在北京见到江青，江青一见面就辟头盖脑骂了我一顿，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骂我，后来我才明白。就是她要用我，但要先给我一个下马威，就是“你金敬迈很牛，但在我江青面前，你要老实点”。当时一见面就斥责我：“我给你说的话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那为什么不改，是不是陶铸叫你这么写的？”我说：“不是，不是。”其时总理也在场，我坐在总理和江青中间，还给我夹菜让我慢慢吃。周总理陪着坐了一会儿就跟江青说：“江青，我还有事，先告辞，你们慢慢聊。”总理走了之后，我们又谈了好多别的。谈话之后，本人就负责“五。一”庆祝活动的文艺演出，接着，我又负责“5.23讲话”的有几篇纪念文章的审稿定稿工作，还负责文艺口，接着中央决定接管文化部，具体工作由金敬迈同志负责。
　　田炳信：其实你是文化部的部长，但没有任命，叫负责人。
　　金敬迈：不，叫文艺口负责人，我当时的头衔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负责人”，叫“中共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这是报纸上的头衔。
　　田炳信：那后来《欧阳海之歌》是不是又有些改动？
　　金敬迈：对。还回到刚才江青第一次见我那段，江青当时问我：“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书里面是不是陶铸让你加的？”“不，不，不，是我自己加的。”“我看你就是中'黑修养'的毒太深。总理说了，总政有个报告，《解放军文艺》社又印了50万本《欧阳海之歌》，还在仓库里面，如果这'黑修养'不删掉，那是不能发行的，要懂得服从党中央的统一的战略部署。光删掉不行，想放了毒就走，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
　　田炳信：指谁放毒？
　　金敬迈：就是指我书里面引用了一些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总理的意见是把那些内容删掉。江青说：“光是删掉不行，还要消毒。”后来，我就只好根据她的意见修改，那是个很困难的过程。是这样子，那本书在370多页内有两页纸里头引用了两段“黑修养”，她要把这50万册书剪下这两页，重新写两页，没有“黑修养”的，按照那些字数写好印好，再请了两百多个女工来粘，后来一查，不是50万册，是65万册，200多人，粘了几个月才把这些书粘好。
　　田炳信：这些书你现在还有没有？
　　金敬迈：没有，很难找到了。就这样改了，说是欧阳海看见窗台上有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风一吹，就掉到窗外去了，窗外正好是一个垃圾桶。写完以后，就送给江青，江青看完之后，还给我复了一封信，那封信我到现在还保存着。有人说，你把信拿到香港去卖了，起码能卖10万块钱。信是这样写的：“萧华同志转金敬迈同志：修改后的《欧阳海之歌》收到了，我读了以后，觉得比原来的好，可以先发表，以后我再找人写文章，此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江青。”
　　田炳信：那信没给抄走？　　
　　金敬迈：抄走了又发还的。我一抓，全部东西就给抄了送中央去了，四人帮一倒，就又全部发还了，要不那些照片早就没有了。但有些值钱的东西没有了，郭沫若给我写了几幅字，没有了，我有几千张邮票，也没有了。那个龙票，我起码有几百张，没了，我小时候集邮。
　　田炳信：有人识货，拿走了。
　　金敬迈：这一段是我修改的，自觉自愿修改的，在有一本书上我写到：总理说，《欧阳海之歌》修改，你一定要听江青的。江青说，不不不，你听总理的。
　　田炳信：刚才谈到作为个人来讲，你创造了几个第一，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第一是摆在这的，发行3000多万册，无论大小，报刊都同时转载。不知道有没有印成外文？
　　金敬迈：有，多种文字的，当时就有。
　　田炳信：你从一个普通的创作员一下当上了文化部长，文艺口的负责人，实际上只当了123天，然后就进了秦城监狱，一关连劳改就是11年。大家刚说你红了，你就紫了，刚说你大紫了，你就变大黑了。那你回顾一下你的前半生是否有一种神秘之手在冥冥中拨弄你的命运？
　　金敬迈：我是天生的无神论者，那些气功师当着我的面来表演，我也只是把它当作魔术，没当真，我也解释不了，但我也不信。
　　田炳信：你怎么概括这段历史？
　　金敬迈：我不客气地讲，我很聪明，我一去，我连续打了三个报告，我不干。我没有什么小人得志，一下子到了中共中央有关负责人、解放军负责人，那该多神气，我不。我那时候在装孙子，无论谁都能感觉到我很好脾气，我不管见到谁，我都先敬礼，见到狗屁我都先敬礼，我明白你是狗屁，但我都还是先敬礼。我见到广州军区任何人，狗屁不是的，比我年轻的，我都是先敬礼，完事了，我就请示，我可以先走了吗？规规矩矩的，老老实实做人。
　　田炳信：就在你最得意的时候？
　　金敬迈：对，最得意的时候，我打了三次请辞报告，后来江青发脾气了：“中央选择了你，你不想跟中央合作是不是？”“不不不，我没有当过班长，怕当不好，责任太大，怕耽误了党的工作。”江青说：“你放心，以后给你时间写作。”她很赏识我，认为我很有本事，首都文艺界是首个联合起来，不打内仗的。我说说我的命运。陶铸不把我推荐给总理，推荐给江青，我也要完蛋，我不反对军区，我也不跟他们站到一起，只要不反对，我就会成为黄永胜的爪牙。那么在黄永胜前，陶铸会用我，他到北京，我成了陶铸的爪牙。叶群也找过我谈两次，我会成为林彪的爪牙，我后来成了江青的爪牙，我干下去，肯定就成为江青的爪牙。因为我也分不清哪些是对哪些是错，而且有些可能是毛的意思。我知道“大跃进”不对，我知道“大炼钢铁”不对，这些我当年就知道，我也没敢说反对“大跃进”，反对“大炼钢”。那么后来叫我在文化大革命干什么，我也照样干了。尽管我对江青印象不好，觉得这个人太难侍候，朝令夕改，朝三暮四，一会儿一个主意，说话不认帐，但我不敢反抗。是她说我反的她，但我从来没有反她，一脚把我踢到监狱里去，所以我落得个完尸。
　　田炳信：当年被抓的原因据说有两个，一个是北京一家电影厂给了些三十年代的电影资料，交到你那里，就说你收集中央领导的“黑材料”；第二个，说你正好在毛主席南巡期间，你坐着专机回到广州，说你要谋害毛主席。这两条罪都是大罪，到底有没有这些事？
　　金敬迈：当然有。关于“黑材料”，是67年的事，我5月23日正式接管文化部的。6月份的某一天，一个分管电影口的女同志，姓舒，专门负责给领导人照相的，她跟我说：“电影家协会有个资料馆，里面有江青三十年代的剧照，共有5部电影是江青演的，每部电影有几张剧照，还有些电影杂志的月刊订本。”电影资料馆被造反派占领了，其中全国要纠叛徒，在旧报纸、旧杂志里面找那些登过的反共声明、反党启事、悔过启事，一找到就抓叛徒。但这位姓舒的就比较敏感，她说：“老金，现在有人到里面去翻资料，里头有些三十年代的电影资料，万一让他们翻出来，影响多不好啊。怎么办？”我说：“这些东西不能动，本来没问题的，你现在说不准看了，这不是引起别人注意，不是说江青有问题吗？”当时我想，江青同志历史光明磊落，有什么不值得看的，你为什么把东西收起来啊。
　　田炳信：你就暂时不让动。
　　金敬迈：我就不让动。
　　田炳信：这不就对了吗？
　　金敬迈：我去请示。
　　田炳信：你这一请示就出问题了，犯大忌了。
　　金敬迈：我就去请示戚本禹，这时候，江青来了，她看电影来了，她说你陪我去看电影，她要问我很多文艺界的事。她问我们在谈什么，我就只好如实汇报：“我跟他商量在汇报电影资料馆里头有些三十年代的电影文艺小报，里面什么内容都有，我在问老戚，是否收上来，免得年青人不懂得当时的历史，造成一些误解。”
　　田炳信：这是原话吗？
　　金敬迈：是原话。
　　田炳信：这不是很好吗？没什么问题啊。
　　金敬迈：她可不是这么想，她立刻就说：“那收什么呢？你们让它扩散嘛，扩散嘛！”不看电影，蹬蹬蹬就走了，电影也不看了。
　　田炳信：擢到她痛处了。
　　金敬迈：嗯，擢到她痛处了。戚本禹就火了：“你请示什么啊，你把它收上来不就完了嘛，真是！”那我只好叫人收了上来。我就叫人去收电影资料，又叫分管图书馆的一个同志去收。然后就全收到我这里来了。
　　田炳信：你全看了？
　　金敬迈：我没看，但我要清点数量嘛。收好之后，我就送去给戚本禹，我跟他说：“对外就说是我收上来的。”戚本禹就说：“这么多东西，放我这不合适，我这里乱七八糟的，放不下。这样，你去找谢富治，公安部管，你找他去。”我就只好去找谢富治：“我这里有些江青同志让收的三十年代的电影资料，放在你这里。”“我怎么管得了呢？找总管，找汪东兴去。”我只好又去找汪东兴，汪东兴一听就说：“我正要陪主席南巡，我哪有时间管这事，你还得找谢富治。”“我找过了，就是他让我来找你的。”“找中央文革负责同志，我实在太忙，没时间。”
　　田炳信：看来人家都是明白人，都不愿沾。
　　金敬迈：最后我找到王光宇，他说：“这样，我叫人给你找个最好的保险柜，你把它放里面锁起来，谁都不要动。”隔了两个月，陈伯达找我谈话，他们要抓那几个具体收的人，不知道幕后指使的人是我，把刘巨成和一个叫徐辉其的人给叫到人民大会堂，半夜三更给叫去，我带着他们俩去的。到了那里，吴法宪就在那里了，他们问：“哪个是徐辉其？”“那个！”“好，你回去，他们俩留下。”我想我有车，他俩没车，半夜怎么走啊，我还是等等他们。过一会儿，回来一个，是哭着回来的，我就问：“怎么了？”“他们说我们搜集中央领导的'黑材料'.”“我奇怪了：”收什么中央领导的'黑材料'？“”就是图书馆那些。“”唉，那是我叫你收的，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事不用你管。“再过了一会儿，另外一个也回来了，也是哭着出来的，然后这个又给叫去了。
　　田炳信：来回问。
　　金敬迈：我就说：“哭什么，大男人，这事我负责，有什么了不起。这事中央都知道，我都报告过了，没事没事。”最后，两人都出来了，背后跟了两个人，把人带走了。这时，天也快亮了，我烟也抽完了，就在烟灰缸里捡些烟屁股抽，我在桌上拿张白纸，给谢富治写了个条子：谢副总理，我有急事向你报告，只耽误你几分钟。过一会儿，谢富治出来了，一见我就说：“不是叫你先回去么？怎么还在这里？”我说：“抓了两个人，那是我让他们去收的。”“你叫他们收的？你好大的胆子。”我说：“这有什么胆子不胆子的，戚本禹知道，中央文革领导也知道，是他们叫我收起来，说不要扩散。我还向你报告过呢，你叫我去找汪东兴。”“哪有这种事，你，你，你，你胡说八道，哪有这样的事情？你有文字报告吗？”“我是口头向你报告的。”“口头报告，那能做什么证明，你不要胡说八道，你不要血口喷人。”我想：嗨，这么没出息啊，这多大个事啊，要杀要剐我负责，与他们俩个无关。吴法宪就说：“老金，这不关你的事，你别急。”我说：“我不急，我这个人嘻嘻哈哈惯了，我从来不着急。我要收集'黑材料'，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傻的反革命吗？真是的！”但他们没理会我，还是把人带走了。
　　后来我一想，这事是个大事，我得赶紧向总理报告。因为我隐隐约约听说是陶铸把我推荐给总理的，我自以为是总理的人，而且总理威信又那么高。我就认认真真地把事情的全过程真实地向总理写了个报告，我说我是个小兵，他们都是领导，水平高，能力强，如果他们都否认，我金敬迈宁愿以死来表明我的清白。我有个秘书，他看了之后跟我说：“老金，你这么写恐怕不行，不妥当，我建议你找他们商量一下，看看怎么样。”我说：“不，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几个人一起商量就变成有组织的反革命活动，我这是个人行为，我跟总理写信，他们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到底写什么你也不知道，否则就是背着组织，搞小团体活动。”他说他认识陈伯达的秘书，可以找陈伯达，我说不，不找任何人，直接找总理。完了我就给总理值班室打电话，说：“我有重要事情请示总理，你能不能不拆开来看，直接送给总理看？”“如果你在信封上注明了，写好你的名字，我们会按你的要求交给总理。”因为这里面牵扯到的江青、谢富治、汪东兴，都是重要人物，红得发紫的人物。我送信过去，半小时后，值班室来电话说：“我们把你的信已经放在总理的案头了，你放心，我们没有拆开，这是纪律。”我当然就放心了，该干啥干啥。信很长，近万把字。
　　过了两天，什么事没有，到了第三天，戚本禹突然要召开文艺组的人开个紧急会议，我听了就说：“老戚要来，我们到楼下去接一接。”大家都下去了。接上来之后，我就组织开会了，“请老戚指示。”这时，舒世俊突然站了起来：“老戚啊，我发现我们这里有两面派。”老齐说：“不会吧，怎么会有两面派呢？”舒世俊说：“我们这里有人背着你就说老戚这个不对，那个错了，刚才又叫我们下去接你！”我一听明白，这是冲着我来了，“哎呀，舒世俊同志，我看这是在说我，我在背后是说过老戚的不是，刚才也是我叫大家伙下去接老戚。”老戚说：“你可以不承认嘛！”我说：“我承认，我两个都做了，而且是做对了。说你的不对，因为确实你错了，你说毛主席指挥战斗的电报，看不看都无所谓，其实那就是作战指挥的一些技巧，我们部队认为那体现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所以你那话是不妥当的，我指出来，是因为我当兵的时间比你长，教你一招。刚才下去接你是因为你是我们的领导，是尊重你，出于礼貌。”“你有证人吗？”“周少泉在场，他应该记得，我跟他还议论过这事。”“周少泉，你站起来，你听我说过这样的话吗？”隔了半天，周少泉说：“我没有听过。”“那我就承认我是两面派。”我无话可说。“不，不，不，你完全不必那么委屈，你现在手眼通天，你完全不必委曲求全，你完全可以直接给总理反映嘛！”总理把信转给了江青，所以你们说总理如何如何伟大，我不认同。信转给江青，他安全了，我就更大罪了。不仅收集中央领导的“黑材料”，还污蔑江青，又污蔑谢富治、汪东兴。

　　田炳信：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许多人都比你聪明。再说说第二条罪——“绑架”。


　　金敬迈：事情是这样的，67年8月10日，我感冒了，那时候我还红着呢，领导对我很重视，让我好好休息三天。我当时6月份是从浙江杭州给送到上海再去的北京嘛，连换洗的衣服都没带。这时已经是8月份了，杨成武给了我两套军装，随身带的衣服都破了，天热得有衣服换一换，不能老穿军装捂着，我就想回去家里带几件换洗衣服。刚好这天，杨成武的秘书告诉我说：“有一飞机飞广州，你说了好几次了，首长说，你要回广州，就坐飞机回去。”刚好我休息三天，就赶忙回家一趟。回到了广州，广州正在武斗，不能降落，就在佛山机场降落了，而佛山降落停一下，马上又飞回北京去了。这架飞机是前苏联送给我们的，我们用大豆鸡蛋换回来的，是一架图1024式飞机，是去广州试飞去了，就回来的。当时一般人也不知道金某人何许人也，一上飞机就向我报告飞行情况，广州不能降落怎么办？我就说：“按你们的程序办就得了。”飞机降落到佛山马上就返航，我连家都没有来得及回，就这么件事。后来又刚好杨成武说是反对林彪，要对毛主席干嘛干嘛，所以就扯到一起，说我飞到广州组织策应部队800多人，组织敢死队40人，建立一个4411秘密电台，阴谋等主席到达广州，本人作为前敌总指挥，把毛绑起来，北京就宣布政变成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