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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学作古文显才华
文/林辉
天圣八年(1030)五月，取得进士的欧阳修被授予将士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充西京留守推官，也即西京(今洛阳)最高长官的僚属，主管档案文书事务。
天圣九年(1031)三月，新婚后的欧阳修带着妻子胥氏和母亲来到洛阳。在西京欧阳修遇到了一批好友，他们是：“幕府足文士，相公方好闲”的钱惟演，“希深好风骨，迥出风尘间”的谢绛，“师鲁心磊落，高谈羲与轩”的尹洙，“子渐口若讷，诵书坐千言”的尹源，“彦国善饮酒，百盏颜未丹”的富弼，“几道事闲远，风流如谢安”的王复，“子聪作参军，常跨破虎鞯”的杨愈，“子野乃秃翁，戏弄时脱冠”的张先，“次公才旷奇，王霸驰笔端”的孙长卿，“圣俞善吟哦，共嘲为阗仙”的梅尧臣。加上“惟予号达老，醉必如张颠”的欧阳修，这些人,年轻勇锐，个性鲜明，在文学上各有所长。其中的谢锋诗词文各体兼擅，尹洙以古文名家，梅尧臣以诗歌独出侪辈，欧阳修则是文化学术范围内的全才，几乎涉及经学、史学、金石考古、诗、词、文、文学评论等各个领域。正是这样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在洛阳悄然开始了一场古文复兴运动。
所谓“古文”是相对于骈文而言的。骈文形成并流行于汉代至六朝，因其常用四字、六字句，故也称“四六文”或“骈四俪六”，全篇以双句（俪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铿锵，专尚辞藻华丽，受字句和声律约束。“古文”则指先秦两汉的散文，其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古文理论，并写出了相当数量的优秀古文作品，当时有一批学生或追随者热烈响应，终于在文坛上形成了颇有声势的古文运动。中唐古文运动，虽然在当时文坛上取得了胜利，但骈文并未就此匿迹，晚唐以后，它还在继续流行。五代到宋初，浮靡华丽的文风再度泛滥，文章“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北宋初年，王禹偁、柳开又开始提倡古文，但二人孤军作战，没有形成有力的运动。宋真宗朝和宋仁宗初年，以杨亿、刘筠、钱惟演为代表的“西昆派”，追求声律骈丽的形式主义思潮，席卷了当时文坛。到石介诸人出来，才给延续百年之久的淫靡文风以有力打击。石介著《怪说》，猛烈抨击“杨亿之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并在《上范思远书》中呼吁“二三同志，极力排斥之，不使害于道”，矢志“学为文，必本仁义”，宁死不作淫靡文章。但石介反西昆体彻底，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由于石介当时身居国家最高学府太学的教官之职，他创作的“议论怪诞、语言僻涩”的“太学体”，便成为一种流行于学校与科场之间的应试文风。这种“太学体”尔后更成为“古文运动”障碍。因此，宋朝的古文复兴，要到欧阳修倡导之后，才成一场运动。
这里，要介绍一下钱惟演。钱惟演是西京留守，即西京的最高行政长官。他是吴越王钱俶的儿子，跟随钱俶归顺宋朝，因将妹妹嫁给刘太后（仁宗母亲）之兄刘美，仗着刘太后的势力，最后官至枢密使。在文学上，他主张研习骈文，是“西昆体”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但钱惟演却爱惜人才，礼贤下士，具有文学上的宽容和奖掖后进精绅。钱惟演热心支持僚属的文学活动，每逢时令佳节，他们在一起饮酒欢会，赋诗作文。欧阳修等人的诗文创作，继承西昆派对文学性的自觉追求，却摆脱了西昆体的局限，效法韩愈古文，讲究简明平易，显示出宋代新文风的端倪。在西昆派的旗帜下，集结并培育了一伙反西昆体的文人，这是中国文学史上十分有趣而又发人深省的事情。有一则关于他奖掖欧阳修学作古文的故事，是这样写的：
在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洛阳新建一座大型驿舍，钱惟演为之题名“双桂楼”，另有一阁为“临辕阁”。落成之日，钱惟演嘱谢绛、尹洙、欧阳修各撰一记。三人受命回家，冥搜苦思，各自为文。写成后，先彼此交流，互相指正。谢绛的文章五百字，欧阳修的文章五百多字，唯有尹洙的文章仅用了三百八十字，而语简事备，典重有法。谢绛与欧阳修心悦诚服，连忙将自己的文稿收起，不敢呈交。但钱惟演定要他们一起呈交。欧阳修于是带了一壶酒去请教尹洙，回到家后便另写了一篇，比尹洙的文章少了二十字，而且完粹有法。尹洙读罢，赞叹不已，常对人说：“欧九真是一日千里啊！”
正是有这样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正是有这样一个催人奋进的环境，极大地激发了欧阳修的创作热情，这一时期他写下的《非非堂记》、《伐树记》、《养鱼记》等，可谓是学作古文的代表作。
“非非堂”是欧阳修在西京办公的书房，欧阳修“营其西偏作堂，户北向，植丛竹，辟户于其南，纳日月之光。设一几一榻，架书数百卷，朝夕居其中。以其静也，闭目澄心，览今照古，思虑无所不至焉。故其堂以‘非非’为名云。”作《非非堂记》。
“非非”两字，一动一名，意为“否定错误”。欧阳修从所处之“静”，联想到“衡”于静则“锱铢不失”；“水”于静则“毫发可辨”；“耳目”于静则“闻见必审”；“心静则智识明，是是非非，无所施而不中”。因而得出，“是是近于谄，非非近于讪，不幸而过，宁讪无谄”的为人哲理。“宁讪无谄”，有人会认为这是迂腐。毛泽东同志提倡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都已成为人们的口头装饰了，现今崇尚“曲线救国”“金钱外交”，开口闭口“文明用语”，谁还会去批评指责别人，更不用说指责上司了。你好他好大家好，谄媚的话都说不够，那有空去“讪谤”。但欧阳修却一直坚持“宁讪无谄”，在此后的人生道路上，不随波逐流，屡遭贬谪而不悔。
《伐树记》写了伐树的起因：“署之东园，久茀不治。修至，始辟之，粪瘠溉枯，为蔬圃十数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春阳既浮，萌者将动。园之守启曰：‘园有樗焉，其根壮而叶大。根壮则梗地脉，耗阳气，而新植者不得滋；叶大则阴翳蒙碍，而新植者不得畅以茂。又其材拳曲臃肿，疏轻而不坚，不足养，是宜伐。’因尽薪之。明日，圃之守又曰：‘圃之南有杏焉，凡其根庇之广可六七尺，其下之地最壤腴，以杏故，特不得蔬，是亦宜薪。’修曰：‘噫！今杏方春且华，将待其实，若独不能损数畦之广为杏地邪？’因勿伐。”接着写伐树后的联想：“既而悟且叹曰：‘吁！庄周之说曰：樗、栎以不材终其天年，桂、漆以有用而见伤夭。今樗诚不材矣，然一旦悉翦弃；杏之体最坚密，美泽可用，反见存。岂才不才各遭其时之可否邪？’”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日，客有遇修者，仆夫曳薪过堂下，因指而语客以所疑。客曰：‘是何怪邪？夫以无用处无用，庄周之贵也。以无用而贼有用，乌能免哉！彼杏之有华实也，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幸矣。若桂、漆之不能逃乎斤斧者，盖有利之者在死，势不得以生也，与乎杏实异矣。今樗之臃肿不材，而以壮大害物，其见伐，诚宜尔，与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说又异矣。凡物幸之与不幸，视其处之而已。’”
“凡物幸之与不幸，视其处之而已。”事物遭遇的幸与不幸，不在于本身的有用或无用，而在于它的主观条件与周围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欧阳修在这里曲折地表达了初入仕途，积极进取，力求有用于世的人生态度。同时，文章对庄子的“才者死，不才者生”的“无用说”做了别有会心的引申发挥，认为庄子所推崇的是自己无用就应当甘于处在无用的地方，如果自身无用反而去妨碍有用的东西，又怎么能免于灾祸呢？这是既饱含着睿智的哲理，又有对传统的“无用”思想进行的思辨。从而养成了欧阳修一贯如是的批判精神。
在非非堂的前面，有一块空地，“修竹环绕荫映，未尝植物，因洿以为池。”欧阳修挖的这个池塘，“不方不圆，任其地形；不愁不筑，全其自然。”然后，“纵锸以浚之，汲井以盈之。”却也“湛乎汪洋，晶乎清明，微风而波，无波而平，若星若月，精彩下入。”欧阳修“偃息其上，潜形于毫芒；循漪沿岸，渺然有江潮千里之想。斯足以舒忧隘而娱穷独也。”
这个小池塘真的足以驱忧解闷，安慰那处境窘困而独善其身的人吗？有道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欧阳修这条“大鱼”怎能屈身于这小小的池塘？当有一天，“乃求渔者之罟，市数十鱼，童子养之乎其中。童子以为斗斛之水不能广其容，盖活其小者而弃其大者”时，欧阳修不仅“嗟乎！”“其童子无乃嚚昏而无识矣乎！予观巨鱼枯涸在旁不得其所，而群小鱼游戏乎浅狭之间，有若自足焉。”只有小鱼才在这“浅狭之间，有若自足”，那些大鱼却“枯涸在旁不得其所”，只有小鱼在这小池塘里才会“渺然有江潮千里之想”，欧阳修为自己陶醉于一时的满足感到吃惊，也为身居于西京之地，不能为朝廷施展身手而感到不甘。因而有感而发，写下了《养鱼记》。
欧阳修学作古文,常常把写成的文字，“贴之墙壁，坐卧观之，改正尽善，方出以示人。”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耳。”他对写文章从不敢大意，“虽作一二十字小柬，亦必属稿，其不轻易如此。”他的妻子说，何自苦如此，难道还要怕先生责怪吗？欧阳修笑着回答：“不怕先生责怪，却怕后生笑。”因此，才有学作古文便出手不凡的不朽之作。
欧阳修在西京，工作上兢兢业业，文学上初显才华，家庭也幸福美满。妻子胥小姐秉性贤淑，乖巧可爱，小夫妻两个相亲相爱，情投意合。欧阳修《南歌子》一词，即生动记叙了他俩燕尔新婚之时的甜美片段：“凤髻金泥带，龙纹玉掌梳。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
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等闲妨了绣工夫。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 这么一对恩爱的夫妻，天公却不作美。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三月，生下一个男婴的胥氏夫人，产后不足一个月便撒手西去，时年十七。欧阳修悲痛欲绝，在《述梦赋》中哭道：“死不可复，惟可以哭。”“行求兮不可遇，坐思兮不知处。”即使是在梦中也“或十寐而一见兮，又若有而若无。”他祈求“愿日之疾兮，愿月之迟，夜长于昼兮，无有四时。”希望长梦不醒，与胥氏夫人在梦中长相斯守，重书鸳鸯二字。
“岁暮寒云多，野旷阴风积。”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冬，西京留守府充满着离别的氛围。钱惟演罢西京留守之职，调往落后偏僻的随州。王顾、杨愈、谢绛也先后任满离开洛阳。梅尧臣也前往汴京，准备参加来春的礼部省试，同行的还有王复、王尚春、王尚喆。朋辈星散，盛事难继，欧阳修心中无限伤感。
继任西京留守的是王曙，王曙字晦叔，是宋朝著名宰相寇准的女婿。他品格端方，个性谨严，在朝野之间享有盛誉。王曙与欧阳修共事只有两个多月，却对欧阳修的印象非常好。王曙认为欧阳修：才识超群，文章写得好。刚直敢言，无话不说。有一次在议论寇准晚年之祸时，欧阳修竟直率地说：“莱公（寇准封莱国公）之祸不在杯洒，在老不知退尔。”宅心仁厚，处事慎重。通常逃兵将处以死刑，有一次在处理一名逃兵案件时，欧阳修牢记父亲“常求其生”的遗训，审慎地对待这桩案件，几经复审，最后得知这位士兵果然有情可原，罪不当死。于是，王曙举荐德才兼备文才杰出的欧阳修应试学士院。
在西京三年任期已满，欧阳修即将动身赴汴京参加学士院录用考试。三年洛阳生活既充实又浪漫，洛阳的山水既柔美又壮丽。在这里，他度过了一生中最为快意的三年；在这里，他得到众多良师益友的提携与砥砺；在这里，他迈出了文学历程的第一步；在这里，他赢得了当代文坛的最初声誉。但在这里，他也留下了忧伤，留下了“笑相扶”的娇妻。今天就要离开洛阳了，欧阳修能不悲慨吗？他深沉地写下《玉楼春》一词：“尊前拟把归期说，未语春容先惨咽。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永叔‘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于豪放之中有沉着之致，所以尤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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