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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人]，汉族，因吉州原属庐陵郡,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与柳宗元，韩愈，王安石，曾巩，“三苏”苏轼，苏洵，苏辙合称“唐宋八大家”。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其于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又喜奖掖后进，苏轼父子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创作实绩亦灿然可观，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有《欧阳文忠公文集》。诗歌《踏莎行》。并著作著名的《醉翁亭记》。欧阳修死后葬于开封新郑（今河南新郑），新郑市辛店镇欧阳寺村现有欧阳修陵园，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另今绵阳南郊亦有其祠堂，名曰六一堂。本文选其《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序》、《醉翁亭记》、《秋声赋》、《祭石曼卿文》、《卖油翁》六篇；选其词《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诉衷情（清晨帘幕卷秋霜）》、《踏莎行（候馆残梅）、《生杳子（去年元月时）》、《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蝶恋花（家庭院深深几许）》六首；先其诗《戏答元珍》和《画眉鸟》二首。
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词集名。北宋欧阳修作。三卷。南宋罗泌编次。收入《欧阳文忠公文集》，又有影宋刻单行本。明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本改题《六一词》，仅一卷，据前本而有所删节。另有影宋本《醉翁琴趣外编》六卷，多有《近体乐府》未收之词。公集三代以来金石刻为一千卷。在滁州时，自号醉翁。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曰：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吾老於其间，是为六一。欧公一带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
【生平】
欧阳修四岁丧父，家贫，其母以荻画地，教他写字。他四岁而孤，随叔父在现湖北随州长大，幼年家贫无资，母亲郑氏以荻画地，教以识字。欧阳修自幼酷爱读书，常从城南李家借书抄读，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勤奋，往往书不待抄完，已能成诵；少年习作诗赋文章，文笔老练，有如成人，其叔由此看到了家族振兴的希望，曾对欧阳修的母亲说：“嫂无以家贫子幼为念，此奇儿也！不唯起家以大吾门，他日必名重当世。”十岁时，欧阳修从李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爱其文，手不释卷，这为日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播下了种子。仁宗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景祐元年(1034年)，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三年，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后知谏院。庆历三年(1043年)，任右正言、知制诰。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上疏分辩，因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县）太守。后又改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皇祐元年（1049）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嘉祐二年(1057年)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文风，录取苏轼、苏辙、曾巩等人。对北宋文风转变有很大影响。嘉祐三年六月庚戊，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五年，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上表请求外任，不准。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允准。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有所批评，且未执行。三年，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此年改号“六一居士”。四年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今属安徽省）。五年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修卒于家，谥文忠。欧阳修陵园位于河南省新郑市区西辛店镇欧阳寺村。该园环境优美，北依岗阜，丘陵起伏，南临沟壑，溪流淙淙。陵园肃穆，碑石林立，古柏参天，一片郁郁葱葱，雨后初晴，阳光普照，雾气升腾，如烟似雨，景色壮观，故有“欧坟烟雨”美称，为新郑古代八景之一。
【醉翁逸事】
六一由来
公集三代以来金石刻为一千卷。在滁州时，自号醉翁。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曰：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吾老于其间，是为六一。（《三朝言行录》）
虚心求教
宋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被贬滁州任太守。此后，他时常闲游山水，并与附近琅琊寺的智仙和尚结为好友。为便于他游览，智仙和尚带人在山腰盖了座亭子。亭子建成那天，欧阳修前去祝贺，为之取名为“醉翁亭”，并写下了千古传诵的散文名篇《醉翁亭记》。文章写成后，欧阳修张贴于城门，征求修改意见。开始大家只是赞扬，后来，有位樵夫说开头太啰嗦，便叫欧阳修到琅琊山南门上去看山。欧阳一看，便恍然大悟，于是提笔将开头“环滁四面皆山，东有乌龙山，西有大丰山，南有花山，北有白米山，其西南诸山，林壑尤美”一串文字换上“环滁皆山也”五个字。如此一改，则文字精练，含义倍增。
行文求简
欧阳修在翰林院任职时，一次，与同院三个下属出游，见路旁有匹飞驰的马踩死了一只狗。欧阳修提议：“请你们分别来记叙一下此事。”只见一人率先说道:“有黄犬卧于道，马惊，奔逸而来，蹄而死之”，另一人接着说：“有黄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最后第三人说：“有犬卧于通衢，卧犬遭之而毙。”
欧阳修听后笑道：“像你们这样修史，一万卷也写不完。”那三人于是连忙请教：“那你如何说呢？”欧阳修道：“‘逸马杀犬于道’，六字足矣！”三人听后脸红地相互笑了起来，比照自己的冗赘，深为欧阳修为文的简洁所折服。
文风严谨
据《宋稗类钞》记载：有一次欧阳修替人写了一篇《相州锦堂记》，其中有这样两句：“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交稿后，他又推敲了一下，觉得不妥，便派人骑快马将稿子追回，修改后再送上。来人接过改稿，草草一读，很是奇怪：这不还和原稿一模一样吗？仔细研读后才发现，全文只是将“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改成了“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快马追回的只是两个“而”字。但他反复吟诵后，才发现个中妙处。原来，改句中增加了两个“而”字，意义虽未改变，但是读起来语气由急促变为舒缓，音节和谐，增加了语言抑扬顿挫的音乐美。
“修”与“羞”
（此事真假存疑）
从前，有一个单科秀才，总是觉得自己了不起，文如锦绣，诗如莲花。四下张望，只有一个叫欧阳修的，能和自己相比。一日，这秀才背起行囊，拿了一张地图，要对欧阳修进行文学访问。那真是，一脸得意，万种豪情。心想，定要访他个哑口无言，乖乖地亮出免战牌。说话间，秀才来到河边，上船的时候，歪脑袋看见一棵枇杷树，好秀才，出口成吟：“路旁一批杷，两朵大丫杈。”
——要说嘛，这秀才的前两句还是挺顺当的，可不知怎么，总是后劲不足，后面就憋不出来。要说天下的事儿，就是一个巧。正巧欧阳修也来过河，随口说道：“未结黄金果，先开白玉花。”
秀才一听，拱手赞道：“想不到老兄也会吟诗，对得还不错，不失我的原意。这可是诗人兴会了。”
说话间，船老大已经开船了，批杷树渐行渐远，秀才见河中有一群鹅，有的鹅潜水，有的鹅灌水，诗兴又起，脱口念道：“远看一群鹅，一棒打下河。”
话说秀才两句出口，又没词儿了。欧阳修顺口接道：“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秀才大喜：“嗬！看来老兄肚子里还真有点货，竟能懂得我的诗意。那秀才大步流星，从船头跨到船尾，向欧阳修伸出双手，一边跑一边说：“诗人同登舟，去访欧阳修。”欧阳修连忙把双手高高拱起：
“修已知道你，你还不知修（羞）。”
修河
宋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决于澶州商胡埽(今河南濮阳东北)，河水改道北流，经大名府、恩州、冀州、深州、瀛州、永静军等地，至乾宁军合御河入海。当时因年荒民困，没有立即堵口。皇祐三年(1051年)，北流于馆陶郭固口决口，四年堵塞后流势仍不畅，引起了北流和恢复故道东流的争论。至和二年（1055年），欧阳修极力反对回河东流，连上两疏陈述不能回河的理由。在第一疏中，他分析了当时“天下苦旱，京东尤甚，河北次之”，“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后，继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的严重形势，认为在“国用方乏，民力方疲”之际，以“三十万人之众，开一千余里之长河”，不但人力、物力不允许，而且会引起“流亡盗贼之患”，危及宋王朝的根本利益。在第二疏中，他根据自己的观察体会，首先从分析黄河淤积决溢规律出发，阐述了不宜回河的原因。他说：“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渐壅，乃决上流之低处，此势之常也。”接着他又分析了京东、横陇河道的具体情况，指出：“天禧中，河出京东，水行于今所谓故道者。水既淤涩，乃决天台埽，寻塞而复故道；未几，又决于滑州南铁狗庙，今所谓龙门埽者。其后数年，又塞而复故道。已而又决王楚埽，所决差小，与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终以壅淤，故又于横陇大决。是则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所复不久终必决于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横陇既决，水流就下，所以十余年间，河未为患。至庆历三、四年，横陇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余里；其后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决于上流之商胡口。然则京东、横陇两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弃之高地。京东故道屡复屡决，理不可复，不待言而易知也。”同时，欧阳修还认为，河渠司李仲昌等议开的六塔河，宽仅五十步，“欲以五十步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并断言六塔河“于大河有减水之名，而无减患之实。今下流所散，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则滨、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胜其患，而又故道淤涩，上流必有他决之虞，此直有害而无利耳，是皆智者之不为也”。欧阳修的奏疏未予采纳，朝廷命加紧堵口，开六塔河。嘉祐元年(1056年)四月，商胡决口塞而复决，回河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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