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对韩愈散文理论的承传与发展(二）

taishici

二
　　欧阳修对于韩愈散文理论继承最多的便是文以明道、文以载道的观点。但即使如此，韩欧二人的文道观仍是有一定程度的不同。
　　“文以明道”是古文运动的宗旨，古文运动始自唐李华、萧颖士、独孤及等人，他们确立了较为系统的儒家功利主义文学理论，提倡宗经复古，为文取法三代两汉，并提出了应以道为主、文以载道的观点，为韩愈的散文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韩愈对李、萧诸子的理论，予以继承并发扬光大，并独成一家的便是文以载道之说，他在《争臣论》中明确指出：“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在《题哀辞后》中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则志乎古道也。”这一系列文道关系的论述，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对散文创作做了明确的规范。
　　首先，韩愈强调的是为文须“慎其实”，加强道德修养，以道德光辉来指导自己的散文创作。士子若企求“至于古之立言者”，则必须“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华，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霭如也”（《答李翊书》），这也就是说，道德修养是写文章成败的根本所在，要以德行为本，文章为末，韩愈以恢复古道为已任，提出这种观点是自然之事。
　　其次，韩愈认为气盛言宜，“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此处所谓的“气”的内涵究竟是什么？《答李翊书》中说的“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再结合他对道的强调，便可得知，道德修养是一个要素，而另一部分，则应是对时事的了解、对道统的尊崇，只有气盛，才能写出“皆宜”之文。
　　在这里，韩愈并没有单单强调置道德修养和道统于不顾的文辞，他将二者密不可分的关系做了一个阐释：“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这里强调了声调、句式等可以更加有效地传达“道”的工具的特殊地位，这就突出了散文的文学价值，要求作者必须有熟练驾驭文字的能力。不过，韩愈眼中的文，仍是为了“志乎古道”，“修其辞以明其道”，韩愈不仅仅要文以明道，更要因文以求道，中心是道，道是目的，是终点，是第一性的；而文是工具，是手段、是第二性的。
　　但是无论韩愈如何重视道，他都未曾忽视过文的地位，所以我们可以从韩愈的散文创作中得知，他的文道观是文学家的文道观，而不是道学家的摒弃“文”的文道观。
　　对于韩愈文道说，宋人议论纷纷，周、程、朱等理学大师常讥之以倒学，但欧阳永叔独尊其为文宗，并积极提倡学习韩愈古文对于韩文湮灭二百余年表示极大的痛心：“呜呼！道固有行于远而止于近，有忽乎往而贵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恶之使然，亦其理有当然者，而孔孟惶惶于一时，而师法于千万世。韩氏之文，没而不见者二百年，而后大施于今。此又非特好恶所上下，盖其久而愈明，不可磨灭，虽蔽于暂而终耀于无穷者，其道然也。”（《记旧本韩文传后》）
　　北宋初年，西昆体盛行文坛，一时间剽窃之风大起，多因袭前人、无病呻吟之句。理学家强调文以载道、轻视文学创作，只求些空谈心性的道。石介又在力振古道的同时形成了一种艰涩怪僻的太学体。归根结底，这些文学现象仍未将文道关系放好，因此，欧阳修便在韩愈“文以载道”的基础上提出了“道胜则文至”的观点，不忽视道，文章要经世致用，其《答吴充秀才书》中曾说道：“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事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
　　于此可以看出，欧阳修十分鄙薄那种欣然自诩于文章而弃百事不关于心的文士，认为正是这种文士自以为职于文，才导致了“至者鲜也”的结局。永叔认为言语之工、辞藻之丽往往是学者所溺之处，他们忽视了“百事”，因此“愈力愈勤而愈不至”，在这一点上，欧阳修在《与黄校书论文书》中云：“见其弊而识其所以革之者，才识兼通，然后其文博辩而深切，中于时病而不空言，盖见其弊，必见其所以弊之因，若贾生论秦之失，而推古养太子之礼，此可谓知其本矣。”
　　在这里永叔就提出了解决方法，要求作家才识兼通，作品要既能中于时病，还要指出根源和改革方法，批判那种专门表现个人患得患失之作，体现了永叔将政治改革与诗文革新相结合，文与世用结合的精神。
　　永叔的这种解决方法归结为一句话就是“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同样一句话在《答祖择之书》中是这样说的：“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于文章辉光。”这里的道，不仅仅包括了孔孟儒学之道，士子道德修养之道，更主要的是“关心百事”。韩愈如他的前辈萧梁诸人一般，将重点放在士子的道德修养上，而欧阳修则突破了过于高玄的道德修养，强调政治改革、社会经验在文中的反映，强调如何改革吏治等。
　　但于永叔而言，并非意味着说，思想道德修养好的人不必化大力气就能写好文章，从而使文成为道的附庸，若是这样，倒与一些理学家的观点相似了，欧阳修在《与乐秀才第一书》中恰好表示了他文道并重、相互交融的自然境界，对于内容和形式、文与道，要求一种完美的结合：“闻古人之于学也，讲之深而信之笃，其充于中者足，而后发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有英华，非由磨饰染濯之所为，而由其质性坚实，而光辉之发自然也，《易》之《大畜》曰：刚健笃实，辉光日新，谓夫畜于其内者实，而后发为光辉者日益以为大，夫强为则用力艰，用力艰则有限，有限则易竭；又其辞不规模于前人，则必屈曲变态以随时俗之所好，鲜克自立，此其充于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
　　显然，欧阳修所要求的是道与文很好地结合起来：“充于中者足，而后发乎外者大以光。”反对“巧其词以为华，张其言以为大”，在确定了道与文自然高妙地结合以后，他又要求内容充实的文章必须富有文采。他在《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中说：“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现于后世。”这就单独列出了文，不仅“事信”，而且“言文”，才能传之于后世。这里从理论上大大提高了文的地位。而不像韩愈那样“文以明道”，文始终是从属于道的工具。在永叔眼中，文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只有两者完美地结合，文章才能传之于后世。
　　对于文的独立价值和地位，永叔是反复强调的，“古人之学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乐秀才第一书》）“其见于言者，又有能有不能也。”（《送徐无党南归序》）从作家的才能、文体、风格的不同来说明道是不能完全代替文的。这种对于文的独立价值的高度肯定，正是永叔对于韩愈文道观的发展与创新，从而体现了文学的艺术审美作用在宋朝比唐朝更进一步受到人们的重视。
　　三
　　对于道的不同认识，自然造成了文风的不同，退之尚道统，其文故奇诡雄浑，永叔以世用为道，其文切近自然，平易优美，此皆所载道不同的缘故。
　　韩愈为一代文宗，虽力求主道，但不仅自身有极高的文学造诣，对于如何创作，也有一系列的独到见解。
　　首先，韩愈妥善处理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对于秦汉古文，他广泛吸收，转益多师，他在《进学解》中如此说道：“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诘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这一段话可见韩愈对于古文批判继承的态度。
　　其实从文章体制来看，韩愈散文已完全不同于先秦两汉质朴无华的散行文体，从句式声韵词藻等方面都融入了骈文的技巧，而不是一味地否定骈文。他主张文章要“引物连类，穷情尽变，宫商相宜，金石谐和”（《送权秀才书》），这都涉及到骈体偶句和声律等技法。他的一些名篇如《送穷文》《进学解》等，都是刻意借鉴骈文手法如排比对偶等，显得工致缜密、气势滂博。刘熙载于《艺概》亦说：“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盖惟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也。”可知韩愈散文得益于前人者甚多。
　　仅师承前人，韩愈仍无法成为一代文宗，只有务去陈言，力求独创，才能有所收获。人们归结韩愈文风，一般为雄奇、奇伟，总不脱奇字。李肇甚至在《唐国史补》中称“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可见尚奇尚诡，正是韩愈独特之处。韩愈自己亦称“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其继承前人却又复变求奇之心，可见一斑。这就要求古文创作“能自树立不因循也”。
　　求新求奇对于韩愈而言，就是务去陈言、自铸伟词、避熟就新。韩愈古文，对于“奇”字的追求，不仅是语言，更在构思、结构诸方面，以奇胜，以气胜，达到构思精奇、语言新奇、气势雄奇。
　　但由于韩愈矫枉过正，也曾有些“怪怪奇奇”惟求冷辟艰涩的作品，加之后人曲解，只在字句上求奇涩，而置韩愈曾说过“文从字顺各识其职”于不顾，继韩愈之后有的韩门弟子一度流入求奇求怪的艰涩境界，古文运动以致消声匿迹。
　　直至北宋初年，永叔复起，倡导文学革新，再度提倡韩愈散文，当时永叔观点有三：一，反对奇涩怪僻之文；二，简而有法；三，倡论平易流畅优美工作。
　　当永叔领袖文坛之前，太学体风靡一时，但求奇怪冷僻，故作艰深古奥，永叔对这些深为不满，这就与韩愈有了区别。韩愈不仅自己避熟就新，而且对于为文奇险的扬雄、樊宗师也极为推尊。对此，永叔深表不满，他在《绛守居园池记》中评樊文云：“异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独出无古初。穷荒搜幽入有无，一语诘曲百般纡，孰云己出不剽袭，句断欲学般庚书。”可见永叔对此的深恶痛绝。
　　对待前人，永叔是直言不讳地批评；对待当时太学体，永叔更是不顾情面地纠谬。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件学案就是嘉佑二年知贡举力纠文风之事。欧阳发等叙述永叔事迹记此事云：　　　“嘉佑二年，先公知贡举，时学者为文，以新奇相尚，文体大坏。僻涩如‘狼子豹孙，林林逐逐’之语，怪诞如‘周公　图，禹操畚锸，傅说负版筑太平之基’之说，公深革其弊，一时以怪僻知名在高等者，黜落几尽，二苏出于西川，人无知者，一旦拔在高等，榜出，士人纷然惊怒怨谤。其后，稍稍信服，而五六年间，文格遂变而复古，公之力也。”
　　由此可见欧阳修力纠怪僻文风的决心。
　　在破除旧弊之后，在文章的表现方法和语言风格方面，永叔又主张简而有法和流畅优美自然。
　　“简而有法”出自《尹师鲁墓志铭》，尹洙为文谨严，不事繁缛，故永叔称其为文“简而有法”，表现出永叔对于文章的普遍要求。要求内容在真实可信的基础上意深言简，善于剪裁。“止大节，期于久远”（《与杜诉论祁公墓志书》），这是永叔长年修史得出的经验。要做到文章的简而有法，除了善于取材、布局外，语言的精炼和概括也是十分重要的。在《朱子语类》中曾记载永叔炼字一例：“顷有人买得他《醉翁亭记》稿，初说滁州四面有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只曰‘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
　　周必大在《欧阳文忠公集序》中也说：“前辈尝闻公作文，揭之壁前，朝夕改定，今手书《秋声赋》，凡数本，刘原父手本亦至再三，而用字往往不同。”
　　从这些例子中可见永叔对于语言锤炼和形式技巧的重视。但永叔也不是一味地追求简约，“然著撰苟多，他日更自精择，稍去其繁，则峻洁矣。然不必勉强，勉强简洁之，则不流畅，须待自然之至。”这就又提出了自然之至和平易优美的要求。永叔自己作文，就是以平易优美做为最高要求的，《醉翁亭记》一文三百余字，二十几个“也”字，使文势迂徐往返，流畅回环，读来荡气回肠。要做到优美，则必须大量借用骈文声律句式，永叔不仅仅推崇古文，亦推崇西昆刘杨诸人之作和骈文佳作，永叔自身也是骈文大家。正因为永叔的转益多师，不拘一格，他的散文才达到了流畅优美的极致。
　　永叔主张流畅自然、反对古奥艰深的文风同他对于道的见解是一致的。因为他主张道应该是“易知而可法”，其文则必须是“易明而可行。”这一观点对于宋代诗文革新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退之到永叔，人们的审美旨趣发生了一种变化：即从崇尚骨力到倾心于风神姿态，从阳刚到阴柔的转变。其实这种转变不仅仅是个体文风的转变，更是整个创作群体风格的转变，也就是由唐代文学向宋代文学的转变（这两个文学时代划分并不是年代的划分，而是根据文风划分而冠以朝代之名）。这种风格的转变原因很复杂，除了文学自身发展原因之外，经济、政治、文化、哲学各方面融合在一起影响着文学的风格。如韩愈所在的中唐，虽离开天盛世久矣，但盛唐气象余波仍在，唐朝人固有的自信和骄傲仍影响着中唐人的心理，韩愈新儒学也是横空出世，所以，在韩愈的文学创作中，仍能感觉到如潮水般的雄浑气势，所以，纵是奇、险、怪，也烘托出一份雄伟壮观的气势。对于永叔来说，宋朝并非一个强盛的帝国，内忧外患使人们失去了汉唐时泱泱大国的自信，理学的诞生、三教的合一、朝延的偃武修文苟且偷安使人们失去了外向刚健的民族性，而转向对自己内心的审视和修养。城市经济的繁荣、国势的暂时稳定使士大夫又追求声色之娱，人们的审美观由盛唐时的追求刚健雄壮转为对圆熟、优美、流畅的欣赏。反映到文章上，也就形成了平淡隽永、和谐优美的风格。所以韩欧二人文学理论的创立与发展不仅仅是他们自身的理论修养积累所得，更是整个社会需求在他们身上的反映和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