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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天下杯”————“千年欧阳修”征文
欧翁“朋党”论，影响我一生
张朝鑫
1000年前的“醉翁”——欧阳修的散文，负一代盛名，对后世影响极大。特别是他的《朋党论》简直影响了我的一生。
《朋党论》，是我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读师范时学习的一篇极其优秀的宋代散文。欧阳修认为“君子有党”而“小人无党”。说“小人无朋”，“盖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当其利禄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反相贼害，虽兄弟亲戚不能相保。”说“君子有党，”则因为他们“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共济，始终如一。”因而他劝告“为君者”要达到天下之治，“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自从学习了《朋党论》之后，我就发誓做“坦荡荡”的君子而不做势利小人，因此，光明磊落，心底无私，心直口快成了我的本性。
从学校出来踏入社会，理想和现实发生着激烈的碰撞，一个单位，总有三人一朋，五人一“党”的小团体，若不处理好这些关系就会使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由于本人心有欧阳“醉翁”的“朋党”镜子一面，对那些邀约本人入伙的“小团体”，我便以“所贪者财货”和“以之事国”加以衡量，对前者就以“道不同，不以为谋”婉言拒之；对“以之事国”者我就以“匹夫有责”而“同心共济，始终如一”。
自从“干部年轻化”实施以来，我就成了“大龄青年”，然而却有了一次做官的机会：那是单位工会主席改选。工会主席，严格说起来不算什么官，只是联系单位职工和领导的桥梁和纽带，同时承担着维护单位职工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的职责，可是却享受单位一号官员的待遇，对这个职位很多人是垂涎三尺。由于是采取竞选的方式，也不限制年龄，因此我也参加了竞选。由于本人平时不拉帮结派，为人正直，经常站在职工的角度，像欧阳修一样“上书”——向领导提一些合理的意见或建议，深得职工的拥戴。我的五分钟演讲，每一句话都被职工以热烈的掌声而肯定，我得了98%的选票，我当选了。会后单位一号领导暗中找我谈话：“别人曾出巨资购买这一职位，既然大家都选你，你就给3000元就行了。”3000元！不算多吧！况且我也能够拿得出3000元。可是我却瞪着眼睛吃惊地望着他，我说：“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如果是你提拔我，我感谢你都不止这点钱。但是，既然是竞选，且大家都选我，你事先又没有明码标价，我为什么还要拿钱买这个职位呢？我给你3000元，我得到了这个职位，我将来就成了你手中的一颗卒子，任你随便利用；我们岂不成了‘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
的小人，我们就会因‘其利禄’‘暂相党引以为朋’；我们就会‘见利而争先’
或‘利尽而反相贼害，虽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我们岂不成了狐朋狗党？再者，我给你3000元，我投入了就想得到回报，我今后就想捞回30000元甚至更多，我如何对得起选我的职工代表？我还怎么维护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况且，我给你3000元，我的名节，我的忠信，我的道义，就会荡然无存；更何况，我若会给你3000元，那可以肯定地说，我现在的职位一定比你还要高几个级别。”当然，在上报上级领导批准的名单上，自然没有了我的名字，因为领导搞了个否定“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后来，许多同事问我：“怎么回事呀，工会主席不是你？”我笑着说：“我没有得到工会主席这个职务，但是我也没有失去大家！要实现真正的民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哦。”就这样，我与最后的“官运”失之交臂。现在想来即使我当时给了3000元当了工会主席，凭着我刚正不阿的性格，绝对不会同流合污，我会对领导的很多违反原则、损害广大职工利益的事加以坚决抵制，领导肯定会千方百计地排挤我。那样，我干不了多久就会被领导想方设法“踢”出来。与其被“扫地”出门，还不如昂首挺胸自己出来。事实证明我是对的。后来，那领导被“双规”，从他的坦白中知道：我是唯一没有拿钱买官的人。正如欧阳修所说：“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我倒不在乎那3000元钱啊。
不过，我也有几个真正的好朋友，一名叫潘亚西，是个残疾人，他喜欢读书，尤其爱读名著；另一个叫叶嗣军，是位书法家，我爱写诗作文，我们都是一个单位的同事，我们常常在一起由我作诗，叶嗣军书写，潘亚西鉴赏，然后又一起讨论；我们还批评“性文学”的泛滥，谈论诗歌的衰落，为很多人因电脑的普及而不注重文字的书写而烦恼。我们决心为振兴繁荣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努力，我们都做出了令很多人瞩目的成绩。我们“以之事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将“同心共济，始终如一”。
欧阳修支持范仲淹厉行改革，在范仲淹失势之时又挺身而出，上书《朋党论》予以声援，欧阳修这种旗帜鲜明，不趋炎附势的品格一直是我修身立德的榜样。因此，我养成了真诚待人尤其是对弱势人群出手相助优良品德。
前几年，笔者当地的一些官员以“改革”的名义，把农民的联产承包责任田实行有偿转让，以获得城市改革的“启动金”。说是“有偿转让”实质上就是把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为农民换来的土地，像国民党还乡团那样从农民手中夺回来。如果农民不拿钱买地，其子女不准上学，机关工作人员停发工资，有的甚至打伤了农民，一场带有封建色彩的“复辟”在当地大张旗鼓地拉开了序幕。笔者当时被指定为“负责宣传报道”，笔者不但没有为其写一篇稿件，还掀翻了一号官员的办公桌，像欧阳修上书《朋党论》一样把电话打到中央有关部门（另有不少村民也参与了秘密上告）。《民主与法制》杂志社很快派出记者了解事情的真相，使这一倒行逆施得到了制止。可是，有三个同事（招聘干部）却因“工作不力”被一号官员无辜解聘而失去了饭碗，使生活陷入了极度困境，而主管此事的一号官员却因此得到了高升，调到上级人事局当一把手。三位同事叫天天不应，四处求人也无门，他们找了多家律师事务所，可律师们都不愿意接受这个案子。几年之后碰上笔者——也离开了原单位，向笔者谈了他们的艰难处境，由于事隔七年，他们连找上级部门申诉的勇气也没有了。笔者对他们的遭遇深感同情，当即承诺为他们写申诉状，鼓励他们申诉。我共为他们写了近三万字的申诉材料，我在申诉状中指出：“政府向农民有偿转让承包地的行为被中央坚决制止，说明转让行为具有非法性，而在这个行为中所谓的‘工作不力’的‘错误’就具有正确性；招聘干部有一百多人，单独因此而解聘这三个招聘干部纯属是滥用职权！”三个同事看了申诉状，激动万分。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她能把大海的水淘干，使沉没在海底的冤案得到昭雪。三个同事把我写的申诉状交到了省纪委、省组织部和人事局（厅），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经过专门调查研究，终于为三个同事恢复了工作，同时还补发了几年的生活费。
有一个外地村民，外孙被人拐卖到新加坡，为了寻找小孩搞得倾家荡产。他老实、本分，字认不得，话也说不好，在绝望中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我的消息，老远跑来找我帮忙，于是我就帮他写信给外交部、公安部及全国人大，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并出资寄了快件,还给他钱让他赶车回家。后来,他找回了小孩,他感激涕零，连叫：“恩人哪！恩人！”我说：“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党和政府，他们才能为老百姓作主！”
我虽然没有做官，以后也没有做官的机会，但是我却入了党，是一名中共党员。我在申请书中写道：“我入党不是为了做官，我要为党的事业举红旗。”欧阳修说“君子有党”，“小人无党”，我是君子，岂能无党？更何况党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所以说，读什么书，就可能接受什么思想，形成什么观念。欧阳修的《朋党论》的确影响了我的一生。
作者单位：重庆市荣昌县昌元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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