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唐书》的三段史论看欧阳修的历史观及唐朝历史

华毅

《新唐书》的编撰人员有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人，其中欧阳修和宋祁是主要撰稿人，而本书的《本纪》是欧阳修单独撰写完成，所以每卷本纪后的“赞”，即史论，反映了欧阳修的历史观。今天读了本书前四卷，即《高祖本纪》、《太宗本纪》、《高宗本纪》和《则天皇后、中宗本纪》。其中我认为可以拿出来讨论的就有唐太宗、高宗和则天皇后及中宗的本纪后的“赞”。这些议论文字对于我们认识唐朝历史，和认识欧阳修的历史观，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太宗本纪·赞》
[原文]
“赞曰：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禹有天下，传十有六王，而少康有中兴之业。汤有天下，传二十八王，而其盛者，号称三宗。武王有天下，传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与宣之功，其余无所称焉。虽《诗》、《书》所载，时有阙略，然三代千有七百余年，传七十余君，其卓然著见于后世者，此六七君而已。呜呼，可谓难得也！唐有天下，传世二十，其可称者三君，玄宗、宪宗皆不克其终，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至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图，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然《春秋》之法，常责备于贤者，是以后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叹息于斯焉。”

用白话文翻译一下：把天下治理太平的君主，真的是太不容易产生了！大禹拥有天下后，传了十六个君王，只有少康一人有中兴国家的功业；商汤拥有天下后，传了二十八个王，其中达到盛世的，有合称为三宗的三个王。周武王得到天下后，传了三十六个王，除了成王、康王的盛世和宣王的中兴之功，就再没有可以称道的了。虽然《诗经》和《尚书》所记载的这些远古事迹可能简略而有脱漏，然而夏商周三代一千七百多年，有七十多个君主，其中卓然闻名于后世的，也就是这六七个罢了。唉，可以说很难得了。唐朝得到天下，传了二十个皇帝（武则天除外），其中可称道的只有三个君主（即太宗、玄宗和宪宗。附带说一句：但是如果眼光放宽点，宪宗的儿子宣宗还是称得上明主的），玄宗和宪宗都不能把盛世保持到最后，太宗的基业就是太盛大了！他亲自平息隋末的动乱，可以与商汤和周武王媲美；他造就盛世的功绩，也与周成王和康王相当。自古文治武功都兼备的君主，从汉朝以来，就是这一个了。但是他被不专一的感情连累，既崇信佛教，又好大喜功，经常到遥远的地方（比如高丽）用兵，这是中材和平庸的君主经常干的（比如隋炀帝）。然而《春秋》的原则是，要经常责备贤者以达到督促他们上进的目的，所以后世那些想要成人之美的学者们，没有不叹息于唐太宗的品格不够完善的。

可以说这《新唐书》的第二篇文章就突显了欧阳修撰写本书的宗旨：他要把本书当成《春秋》那样的史学经典来编撰，使它成为记载历史和警示后人的范本。而这篇史论也说到了点子上，唐太宗也的确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如果确切点说，并借用钱穆先生的话讲，就是“郡县政治”的历史中，即秦朝以后），把文治武功都做到颠峰的一个皇帝。他以后的历史中，大约也只有康熙皇帝一个人能够赶得上。
二、《高宗本纪·赞》
[原文]
“赞曰：……以太宗之明，昧于知子，废立之际，不能自决，卒用昏童。高宗溺爱衽席，不戒履霜之渐，而毒流天下，贻祸邦家。呜呼，父子夫妇之间，可谓难哉！可不慎哉？。”
这段节录，用白话讲：凭唐太宗的英明，却在了解任用儿子方面那么盲目，在继承人的废除和册立之时，不能自己决断，终于用了唐高宗李治这样的昏庸的孩子。高宗又溺爱于武则天，不警戒武则天对朝政慢慢的干涉和侵扰的苗头，终于造成天下流毒，给国家和自己家族带来祸害。唉，父子（太宗父子）夫妇（高宗夫妇）之间，可以说难了，还能不谨慎吗？
这段文字对于唐朝那段历史的议论是说得过去的，是有道理的总结。但是这样的分析也只能用于那样的世袭君主的时代，用于皇室这样的小范围，如果放大到国家，就讲不通了。欧阳修这段话也只局限于武则天掌权后对唐朝宗室的屠杀，而他所谓的“毒流天下”也只是武则天的毒遍及了李家家族内部，“贻祸邦家”的贻祸，也没有那样广大的范围，只是李家的权力受到了损害。欧阳修把武则天的祸害放大了，这也只能说是他的历史观的局限或者狭隘，他只看到君主权力旁落，看到所谓“牝鸡司晨”，感慨于唐朝有那么十几年没有姓李。但是他却似乎暂时忘记了，后来唐朝的十几个皇帝全部与武则天有血缘关系，因为从唐睿宗起，所有的唐朝皇帝都是唐高宗与武则天的后代。高宗是个平庸的皇帝，但是如果不是他和武则天，又哪里有后来的睿宗和玄宗，哪里有那个教后世艳羡的开元盛世？由此可见，欧阳修只局限于君主权力的稳定，没有更长远的眼光和比较客观的评判标准。
三《则天皇后、中宗本纪·赞》

[原文]
“赞曰：昔者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其于弑君篡国之主，皆不黜绝之，岂以其盗而有之者，莫大之罪也，不没其实，所以著其大恶而不隐与？自司马迁、班固皆作《高后纪》，吕氏虽非篡汉，而盗执其国政，遂不敢没其实，岂其得圣人之意与？抑亦偶合于《春秋》之法也。唐之旧史因之，列武后于本纪，盖其所从来远矣。”
这段话用白话说就是：过去孔子作《春秋》而让那些叛乱的大臣和贼子害怕，书中对于那些杀害君主篡夺国家的人，都不隐晦其事实，难道是因为这些人的政权是窃国而来，有莫大的罪过，才要不隐瞒这些事实而让他们的大恶彰显出来？在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里，都有《高后纪》的篇章，吕太后虽然没有篡夺汉朝政权，但是她窃取汉朝的国政多年，所以司马迁和班固都不敢隐没其事实，这是不是得了孔子的愿意呢？还是偶然巧合于《春秋》的写法吧。《旧唐书》里也有武后的本纪，可以说由来已久吧。
这里再次表明了欧阳修历史观的局限，唐朝只是被武则天篡夺了十几年，姓了十几年武，只是唐朝宗室不少死于武则天的屠刀下，欧阳修就认为武则天这个人罪大恶极，恨不能食肉寝皮；因为已经是历史了，只好秉笔直书，把武则天列在史书的本纪这个最高级别来彰显她的罪恶，以完成史官的使命。且不论武则天对于当时历史的功劳，光就欧阳修的说法，他的历史观就是经不起推敲的，我前面已经说了唐朝除了武则天，二十个皇帝里，有十七个都是她的子孙，光是这一点，就不能埋没她对于唐王朝的贡献。又怎么可以认为她一无是处，是大奸大恶呢？
值得更进一步说的是，同样作为篡国者，王莽却并没有在《汉书》里被放在“本纪”里，而是列在该书的末尾《王莽传》。同样是一个十多年的王朝，同样是当了皇帝，班固却没有给王莽一个皇帝应该有的位置（即本纪），而《旧唐书》和《新唐书》都给了武则天这个女皇以正史里的最高地位，而欧阳修引以为据的却是班固和司马迁把吕后这个专擅朝政的人写入本纪。只是因为两人性别相同吗——欧阳修以两个伟大史学家为依据，这个依据的理论背景是女人不能当政。但是逻辑上说不通的是，王莽也是窃国者，和武则天更有同样的性质，欧阳修却没有参照《汉书》里的这个例子。王莽不是为后世文人唾骂为奸恶之徒吗？古人但凡要举大奸大恶的例子就举王莽曹操，要论“著其大恶而不隐”，为什么班固没有把王莽抬上来？这可以说是欧阳修没有想到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