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忠君误国”辩

达奚熙华

《欧阳修忠君误国》一文，立论于清代《啸亭杂录》的牵强比附之言，断章取义率意曲解欧阳修“劾青”史实，武断地给欧阳修戴上“忠君误国”大帽子的做法，不敢苟同。

该文（以下简称“官文”），望文生义借题发挥中，涉及欧阳修“不知道爱惜军事人才”，并起到“教唆”秦桧陷害岳飞的恶果，以及欧劾青之后，“没有人站出来为狄青说公道话”……种种虚夸不实之词甚多；我们本着用史料说话，依事实辩证的原则，辨明“劾青”实为“保青”之本意，从而揭示出这桩历史公案的真实面目。


一、狄青虽枢府位崇，却始终处于朝廷“忧戒”之中

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以发动兵变登上王位，并统一全国之后，出于对唐末五代军阀分裂割据“武人跋扈”，致使兵革不息，百姓涂炭，历史教训的汲取，确立了“偃武修文”国策。

把“偃武修文”说成是“重文轻武”也好，或说成是“崇文抑武”也好；总之它是北宋极其突出的施政方针，非一朝一帝、也非一时一地的权宜之计。再加上“将从中御”的配合，逐渐演释出“以文驭武”的局面。

可见，就大背景、大环境而言，北宋武将始终处在被限制、被疑惧的“偃”、“轻”、“抑”的地位，非对狄青所独然也。

狄青出身黥面兵卒，拜枢密使之职，行伍而至此高位者一人。然则，他也从一开始就处在朝廷“争议”和皇帝的“忧戒”之中。
先说朝廷争议：

早在皇祐四年（1052）狄青被提升为枢密副使时，御史中丞王举正、左司谏贾黯及御史韩贽等人便纷纷反对，甚至还列出由于狄青出身低微，四夷因此轻蔑朝廷，大臣耻于为伍及破坏祖宗成规等“五不可”的理由；当狄青最终进入枢密院时，还是遭到朝廷大臣所蔑视，被呼为“赤枢”。
再说皇帝“忧戒”：

“初，青既行，帝每忧之曰‘青有威名，贼当畏其来。左右使令，非青亲信者不可；虽饮食卧起，皆宜防窃发’。乃驰使戒之。

这里的关节在“左右使令，非亲信者不可”。需知自赵匡胤“黄袍加身”后，除实施“收回兵权”等措施之外，尤忌将帅身边的亲兵死党炮制“兵变旧事”。故多采取京卫或边兵互调办法，致使“兵不常将，将不常兵”，以防“兵将一体”。甚至还特下诏书，严禁京师将领和沿边监军武臣挑选骁勇士兵为亲兵卫队。现在宋仁宗对狄青“非亲信不可”的状况，自会“心生忧戒”加意提防。“驰使戒之”，不就是搞现场监视吗？


二、欧阳修一生爱才荐贤，也同样关爱帮助狄青

欧阳修一生爱惜人才，举荐贤能不计其数。为人乐道者如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皆拔于“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之时。其对鼎鼎大名包拯的“一荐一弹”，尤能说明他待人既彰显其优长，亦批评其缺失的坦诚作风。
先说对包拯。

一“荐”。至和三年（1056），欧阳修上奏章，荐举包拯等四人，他说包拯“清节美行，著自贫贱，谠言正论，闻于朝廷”，“名迹已著，伏乞更广询采，亟加进擢，置之左右，必有裨益”。

一“弹”。就是《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嘉祐四年（1059）三月，时任御使中丞的包拯，连续上本，参掉张方平、宋祁两位三司使（财政长官），宋仁宗却委任由他来继任，而包拯没有谦让就接受并准备上任了。欧便写了这篇奏章，批评包拯“逐其人，自居其位”，“此所谓蹊田夺牛，岂得无过？而整冠纳履，当避嫌疑者”。又谅其“素少学问，朝廷事体或不思”，“但其学问不深，思虑不熟，而处乖当，其人亦可惜也”。

欧阳修对包拯既“赏识与敬重”，又“保获与爱惜”的与人为善的风范，之于狄青，尤为明显。

其一，《论乞不勘狄青侵公用钱札》。庆历三年（1043），边臣张亢为“过公用钱”受到调查，牵连到狄青。为此，欧阳修认为
“臣料青本武人，不知法律，纵使有过公用钱，必不是故意偷漫，不过失于检点，致误侵使而已”，“其狄青纵有干连，仍乞特舆免勘”。

其二，一论，再论《水洛城事乞保全刘沪札子》。庆历四年（1044）此为“狄青与刘沪争水洛城事”。简单地说，为二大将争执，朝廷派人“枷禁”了刘沪，在边关内外引起震动。欧阳修了解到此争理在刘沪，按常规应把狄青“调移”原职，但欧阳修认为这样做将会影响狄青的“威信”，就建议朝廷采取“两全之策”，一方面让狄青自己去开释刘沪，另一方面再告诉刘沪你违抗狄青的指挥是有罪的，现在狄青赦免你，即“青使赦汝”，以后双方不要再争执了。


三、突发的朝廷危机，使狄青陷入岌岌可危之境地

嘉祐元年京师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狄青一家避水徙迁大相国寺，有人看见他穿着意义非凡的黄袄，起居行止于大殿之上；还有人看到狄府夜晚奇光冲天，而这种光亮恰与取唐而建后梁的梁太祖朱温称帝前的景象惊人相似……种种讹言四起，引起朝野哗然，更增加了皇帝疑惧。

朝廷危机，社会舆论，大臣谏议，皇帝疑惧，种种严峻问题摆在面前，值此情急势危之下，进退维谷之际，权衡利弊：狄青“进”无可进之地，“留”必危及身家性命，唯有“退”是一条生路。


四、两奏论青之章，深含欧阳修保全狄青之良苦用心
就是在上述客观情势之下，欧阳修
“言人之所难言”地写了两论狄青的奏章。
全观两份奏章，有以下两点主要内容：

一、他用了过半的篇幅，综述了狄青“自初掌枢密，进列大臣，当时言者已为不便”的争议。但他强调指出，出现这些状况，并非狄青本心所为。

二、面对这些“流言”，欧指出“而青本武人，不知进退”（前亦有“青本武人，不知法律”之辩脱之词），此为欧阳修一贯为人，既为其开脱，也评其不足。此之狄青的“不知进退”与彼之包拯的“不知避嫌”，其用心，其言事，何其相似乃尔。


五、凭主观取舍历史事实，既“诬古人”又“误后人”

根据主观设立的立场观点来取舍事实，是不足取的。“官文”就存在不少这方面的毛病，这里摘其主要的问题来讨论：

一、“论据”的取舍。前面谈到，两份奏章的原文都与“官文”所引不同；看来只是拿《宋史》做幌子。经查所引《续资治通鉴》之内容，不足80字，与真正的奏折1282字相差很多。其实不难明白，如果引出奏折真正的内容，“官文”便失去立足之地。也作不出“误国”的结论。段玉裁在《经韵楼里》告戒我们：“不先正底本之是非，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论之是非，则多误后人”。正点到“官文”褒贬失当的“要害”。
二、“莫须有”与“未萌”之别。

查“辞典”：“莫须有”解为“也许有”，应属不确定语。源《宋史"岳飞传》；狱之将上也，韩世忠不平，诣桧诘其实，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而欧阳修奏折凡四次强调为“未萌”，就是连“萌芽”、“苗头”都没有，属确定语，意指十分清楚。况且，欧阳修反复指出那些指陈狄青的“流言”、“浮议”、“传说”、“外议”，虽“藉藉”、“恟恟”，但就狄青本人来讲是不存在的、没有形影的事。一是用“莫须有”致岳飞死罪，一是用“未萌”证狄青无辜，二者当为南辕北辙；毫无可比之处，岂可相提并论？所以，云：“贼桧得以诬陷武穆者，亦袭欧阳修故智也”。纯属妄议。
三、
“官文”云：狄青被“排挤”“去位而死”，排挤者谁？欧阳修也。

今查“词典”“排挤”解：利用权势或手段使不利于自己的人失去地位或利益。据本文上述，狄青既不是“不利于”欧阳修的人，二人也没有利害冲突，故欧阳修也不存在“排除”狄青的动机和必要。欧阳修当朝以文臣文章文采而名著天下，受朝野敬崇，绝无“排挤”青而觊觎枢府武位的可能。

四、“官文”问：欧阳修劾青之后，为什么没人站出来为狄青说公道话？

此言大谬！我们随手就可以提供二人。一个是清代魏禧，有《书欧阳文忠公论狄青札子后》长文，针对欧阳修劾包拯、劾狄青发表了不同见解。另一个是清代汪懋麟。著有《书欧阳公论狄青札子后》，特具针对性。不过，唯有官伟勋给欧阳修戴上了一顶“忠君误国”的大帽子，亦算得是千古一人了！
六、是君重于国，还是国重于君。

一种制度能“存在”二千多年，自有它“存在”的主客观“合理性”。如果官先生一定要欧阳修们把“君国”撕开来看问题，那是要人提着自己的头发升空。离开了一定的历史范畴论人论事，无任何实际意义。不是连官先生自己也说，即使在今天“共产党队伍中”，也还有“封建的君臣关系，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吗？”

所以，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必须有反对专制政治的超前意识，也不应让他们都去做推翻封建王朝的造反头头；在他们所处于的社会现实下，为维护朝廷（也即国家）的长治久安，谏诤直言，荐举弹劾，也是值得今人尊敬和效法的。对待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后人尽可以这样或那样的去评论，但有价值的评论，首先要对被评论者所在的客观时代背景，和所评论的具体事件，有一个合乎实际的了解；反之，建立在“误解”甚至于“曲解”基础上的任何评论，终究是毫无价值的。看来，我们在评价历史，臧否人物的时候，还应提倡“临文必敬，论古必恕”的文德文风。（原载《江淮论坛》2007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