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号“醉翁”为哪般？——浅谈欧阳修自号“醉翁”的

二爷

像欧阳修这样被时人高评为“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①的人，为自己郑重其事地自号“醉翁”，理当不会没有深刻的寄寓。


欧阳修“醉翁”之号始见于他的传世美文佳作《醉翁亭记》，“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一句交代了他“醉翁”之号的由来，欧阳修为什么要自号“醉翁”呢？“醉翁”一号又蕴藉着怎样的思想感情呢？首先，我们来看看对欧阳修影响巨大的

三次被贬的遭遇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因为他在文学上提倡的与西昆派斗争的诗文革新运动使他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欧阳修四岁丧父，家境贫寒，其母荻画教之。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在他二十四岁之时即以甲科第十四名及进士第，从此登上仕途。正是由于他年少时的境遇，使他对劳动人民充满了深切的同情。因而，在他从仕之后，提出的许多政治改革措施应该说与他早年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而他的多次被贬谪亦与此密切相关：


1、景佑三年（公元1036年），当时，社会矛盾已日益尖锐，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与此同时，统治阶层内部也形成了以范仲淹和吕夷简为代表的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争斗。欧阳修站到了范仲淹的一边，关切国事，同情民生疾苦。他指责那些“先荣而饱”的人不知为天下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而能忧天下之人“又皆远贱”（《读李翱文》）；他指出宋王朝诱民、兼并、徭役等大弊（《原弊》），主张轻赋税、除积弊，实行“宽简”政治。所以，他才会以书生意气论救范仲淹，贻书责司谏高若讷，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与高司谏书》）而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2、庆历三年，再上《朋党论》为范仲淹等人辩护，得到了宋仁宗的赏识而更不容于保守派；庆历五年，新政失败，杜衍、富弼、范仲淹、韩琦被罢官外调。欧阳修作《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指出“今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本对他忌恨已久的保守派，因此更加痛恨他，借欧阳修甥女张氏犯法，将欧阳修牵连下狱。后来虽查明纯属诬蔑，仍在龙图阁直学士和河北转运使的职位上被贬为滁州太守。


3、宋英宗四年（公元1067年），由于他为政清廉，不愿替亲属谋取官职，得罪了妻弟薛宗孺。薛宗孺散布流言蜚语，诬蔑欧阳修与长媳吴氏有私情，加之刘瑾、蒋之奇等人从中推波助澜，将此事诉诸朝廷。案情最终查明纯属“诬罔”，肇事者也因此遭受贬谪，但是，身居宰辅，又是一代文宗的欧阳修，蒙受奇耻大辱，决意急流勇退。他一再上书求退，终于自罢参政事知亳州。“功成名就，不居而去”，连他政治上的对手王安石也对他的这种行为表示了由衷的钦敬。“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不衰”，更是作为对手的王安石对他人格客观公充的评价。


综观欧阳修一生，他的大起大落，都与他“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的个性招致“怨诽益众”和他对范仲淹的支持及与王安石的斗争密切相关。


三次被贬的经历，对欧阳修而言，最让他感到刻骨铭心和感触良深的当属
被贬滁州，他的心灵世界及自号“醉翁”的深层意蕴

如果说第一次被贬夷陵，还只是让他有着“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戏答元珍》）的那份怨尤和对皇恩的期盼；那么，被贬滁州前，俨然已成北宋政坛上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他是准备干一番大事业的，却突然遭遇被贬滁州的厄运，他如大众封建文人一样的“学而优则仕”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遭受了重大的波折和坎坷！此时，他的心境如何呢？


下面，我们就结合《醉翁亭记》的原文来看看其间到底隐匿着怎样的情感：

通观全文，“醉”、“乐”二字贯注于字里行间，首先我们就分析一下他因何而“乐”。
欧阳修在《醉翁亭记》的姐妹篇——《丰乐亭记》里的一段陈述或许能告诉我们答案：因为“滁介于江淮之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所以“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和《醉翁亭记》里“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互印互证，原来，他是在为政事顺通而乐！然而，政事顺通掩饰不了内心的忧抑，因为人在不如意的时候格外好酒、也格外易醉，他喝酒是一喝就醉（饮少辄醉），一醉就“苍然白发，颓然乎其间”，按说，以欧阳修之才，本可以在更高的位置施展自己的才能，现实却使他不得不蜗居在滁州这样一个小地方，他心中的痛苦有谁能够知道呢？在文中，欧阳修极力铺陈渲染山水之乐和宴饮之欢，而这种欢乐的描述到了一种极为夸张的地步。我想，他似乎是在用一种自己极力营造的欢悦缓释自己内心的抑郁苦闷之情。在滁州，他是在因失意而寻乐，因寻乐不得“颓然”而“醉”，也就是说，“醉”“乐”本一体！所以，“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一句，其实在表明他不被理解的孤独，而这份孤独在我们阅读《醉翁亭记》的过程中，可以明显地体味触及到这份失意的痛苦。


19世纪英国著名文艺批评家马修·安诺德曾说：“一时代最完美确切之解释，须向其时之诗中求之，因诗之为物，乃人类心力之精华所构成也。”②同样，我们要了解欧阳修的思想情感，最好也是通过他的诗。


欧阳修被贬滁州期间，留下了数量众多的诗歌名篇，可以说是他的一个诗歌创作的高峰期，因而为我们通过他的诗了解他的心理情绪提供了诸多的线索和依据。


要想知道欧阳修到底为什么自号“醉翁”，笔者首先找出他的二首含有“醉翁”一词的诗句列举在下面：

我时四十犹强力，自号醉翁聊戏客。（《赠沈遵》）

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年。（《题滁州醉翁亭》）

难道自号“醉翁”仅是“聊戏客”和“偶题篇”之故吗？其间就没有一点深层的意味吗？

在诡谲多诈的官场上，欧阳修因其刚耿的性情，难免吃亏甚至遭人暗算。凭超人的德才，他完全可以在京城担任比滁州太守重要得多的职位，然而，现实却让他不得不将满腹的智慧虚掷在琅琊山的“朝而往，暮而归”之中！他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在《题滁州醉翁亭》诗中“山花纵能笑，不解与我言”一句，似有着与“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相同的意蕴隐现其中。但现实是：没有人能理解他的痛苦，理想不能实现，高才不能被用，难免使他有珠埋泥沙的感受。时间，在他的眼里，也在飞快的流逝，“鸟歌花舞太守醉，明日酒醒春已归”、“游人不管春将老，来往亭前踏落花”（《丰乐亭游春三首》）二句则都以春景的迷人反衬春日（时间）短暂，其间的感伤难以掩饰，而“荒烟野草埋没久，洗以石窦清泠泉”（《菱溪大石》），则以石喻己，以大石长埋于荒烟野草的情形喻己被贬滁州；同时，希望有人能如同伯乐相马一样，以清泉洗石，给一个机会让自己显露美质，表现才华，施展抱负。只有基于如前的理解基点，我们才能对他的在滁州的另一首传世佳作《啼鸟》“可笑灵均楚泽畔，离骚憔悴愁独醒”之句透过文字的表象作为正确的解读，原来他笑屈原“悴愁独醒”是假，“作为喝酒的藉口而寄托自己的牢骚”
③才是真。

欧阳修写《醉翁亭记》之年为1046年，即他39岁之时，为何他要以壮年之身号“翁”呢？结合前文，欧阳修政治上遭受贬抑，内心难免充斥寡郁之情，所以人们得以经常看到一个竹轿、头插野花、大醉而归——“蓝舆酩酊插花归”（《丰乐亭游春三首》之二）——的太守，因为此时，酒成了他解除烦忧的良药，醉成了他忘却失意的方式：一个“醉”字，映照着他娱情山水和以酒释怀、以醉浇愁的失落和痛苦；同时，在以“翁”自嘲的背后，隐匿着他功业未建、岁月蹉跎的吁嗟和感喟。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醉翁”名号的背后，确乎是有着某种“醉翁”之意的。

写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再看一看他另一个与之相关的别号——“六一居士”。

宋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欧阳修知蔡州(今河南汝南)。赴蔡州途中，欧阳修留滞颍州一个多月，更号“六一居士”，写作《六一居士传》。他自述晚年生活情趣，向往读书、鉴赏碑铭、弹琴、弈棋、饮酒，以消度余光晚景。他曾对“六一”加以说明：“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吾老于其间，是为‘六一’。”（《三朝言行录》）很明显，“酒”字对应着“醉”字，“老”对应着“翁”字，从这个别号，我们可以看出“六一居士”之号事实上与“醉翁”之号同出一辙，给人迭合之感。


但这时，他生命的钟表即将停摆，他的理想和梦想已注定不可能实现。在蔡州任上，欧阳修健康状况日趋恶化，加上他知道自己的政见和王安石有着难以消弥的裂缝，他再一次连章告老求退，终于在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六月，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的荣衔致仕，归居颍州西湖。熙宁五年闰七月二十三日(公元1072年9月8日)，欧阳修走完了艰难坎坷的人生道路，在颖州西湖畔的私第去世，享年66岁。


就在他去世前几年，他已经开始思考反顾他的一生，也许，人到晚年就格外怀旧，此时，他想起了他的一位和他遭遇相类的好友——石曼卿，他对友人的

同病相怜，反射内心深处的隐痛
石曼卿，名延年，是欧阳修的好友，他能诗，又善知兵，当时有“天下奇才”之称。但他一生不志，仅仕至太子中允、秘阁校理而已，遂颓然自放，1041年卒，年仅47岁。我们可以通过阅读其《燕归梁》一词，可以感受到他的才气：


芳草年年惹恨幽。想前事悠悠。伤春伤别几时休。算从古、为风流。

春山总把，深匀翠黛，千叠在眉头。不知供得几我愁，更斜日、凭危楼。

这首词有乐府《西洲曲》“楼高望不见，尽日栏干头”的意境，又超越了《西洲曲》的成就，以至于柳永《八声甘州》和贺铸的《唤春愁》都有对其明显的借用成份在内。


后世人们为悼念这位早逝的“天下奇才”，还传下了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相传在虚无缥缈的仙乡，有一个开满红花木芙蓉花的芙蓉城。据说在石曼卿死后，有人遇见过他，在这场恍然若梦的相遇中，石曼卿说他已经成为芙蓉城的城主，后人因此称石曼卿为十月芙蓉的花神。这个故事表达了人们对这位早逝英才的悼念和惋惜之情。


欧阳修和石曼卿相识于宋仁宗景元年（公元1034年），当时同为馆阁校勘，时间不到一年。就是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对这样一位身怀高才而英年早逝的好友，欧阳修自然也是满怀痛惜。欧阳修在他的《释秘演诗集序》称曼卿为其“亡友”并述其人：“曼卿为人，廓然有大志，时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人有太多的相似之处；而石延年因累举进士不第，在宋真宗选三举不中进士者授三班奉职时，他竟耻不就任，他的个性可见一斑。正因为为好友才气和人格魅力心折，欧阳修才对他怀有最深挚的情意，以致三写悼文挽诗以示哀思。


在石曼卿去世之日，即作《石曼卿墓表》和《哭曼卿》以悼之。26年后，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作者罢参知政事，由尚书左丞被贬为毫州知州，政治上的失意勾起他感念往昔的心情，一年中写下好几篇怀念故友的祭文。


而《祭石曼卿文》就是在此期间欧阳修派人重祭石墓时所作，表面上看，作者是痛惜好友英年早逝，——这当然也是作者创作本文的最直接的原因，所以，他在文中感慨石曼卿生前不遇身后凄惨之景象：“奈何荒烟野蔓，荆棘纵横，风凄露下，走磷飞萤……与夫惊禽骇兽，悲鸣踯躅而咿嘤……今固如此，更千秋而万岁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与鼯鼪？”——实际上，他在此文中也有自感身世、同病相怜的情绪蕴藉。石曼卿的不被取用，也同他与欧阳修类似的不能苟且取容于权贵的性情相关。而欧阳修此时也因为受人“诬罔”，被迫自罢参知政事知毫州，空有满腹的才华却不能在满腔抱负的位置上得以施展，这种痛苦有谁能了解呢？向已逝的好友倾述就成为了一个最好的宣泄通道：“呜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畴昔，悲凉凄怆，不觉临风而陨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
如果说我们可以把句中的“盛”、“衰”理解成为生命的历程，又何尝不能结合欧阳修的生平将其理解为“高位”和“贬谪”呢？那么，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理解为“唉，曼卿啊，升职和贬谪，物极必反，我本来知道这是自然之道，但想起我的遭遇，感到悲不能胜，不禁涕泪交加。惭愧啊！我不能做到也像圣人们那样宠辱不惊”。听听，这分明就是他在向好友倾诉自己内心的不平和愤怨。


的确，欧阳修在本文的深情怀念中是交织着他的境遇与情绪的。虽然这一次被贬在很大程度上有他自我求退的因素在内，以他此时年逾花甲的老迈，却因刚直敢言而再受挫折，到了毫州之后，内心和抑郁愤懑和孤寂之情，难免让他念及一生往事而追忆那些同病相怜的故友，石曼卿就是他以追忆寻求精神抚慰的一个最佳对象。


欧阳修三写祭文挽诗痛悼好友，这即便是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乃至于世界文学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可以说，欧阳修这样做，惋其才是次，痛其高才未得施展的遭遇和感于本人晚境遇贬，才是最主要、最真实、最隐秘的深层原因。


亡友赍志而殁固然可惜，自己空有抱负却未能施展同样让他痛苦！所以，作为一个像好友一样才志兼高的人，欧阳修在这里也是在将他的痛苦向阴阳相隔的好友倾吐。清人金圣叹评《祭石曼卿文》所言“胸中自有透顶解脱，意中却有透骨相思”④，“透骨相思”是真，“透顶解脱”却未必，因为在这“透骨相思”中，正是同病相怜、身既不遇的感叹。


最后，我们再回头看看《醉翁亭记》的结句：“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浸透在字里行间的，是一种自傲和自负，不是吗？“醉了能够同大伙一道快乐，醒了能够用文章记述这乐事的人，只有太守，太守是谁呢？是庐陵的欧阳修。”在这里，他自认为是高人一等的，是高出与他一起同游同乐的众人的。这，其实也是在以一种看似漫不经心的语言申述着他才高却未能施展的痛苦。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欧阳修以“醉翁”自号，实则寓托了其人贬居滁州时身不受遇、功业未建而韶华已逝的慨叹。这，才理应是欧阳修自号“醉翁”的“醉翁之意”！

注释：
①[宋]苏轼 《六一居士集叙》 转引自王步高
丁帆主编《大学语文》（简编本）第229页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6月
②缪钺《论宋诗》 见《宋诗鉴赏辞典》第13页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7年12月
③钱钟书 《宋诗选注》第43页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年5月
④金圣叹著 张国光点校《金圣叹批才子古文》第491页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