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上书责杜衍——欧阳修轶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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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发生在北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

先是本年二月，御史中丞杜衍荐举时任南京留守推官石介为御史台主薄之职。十一月，仁宗祭天地郊祀圜丘时，颁下大赦诏令，录用五代及诸国宗室（后嗣）。这时，石介尚未到御史台就职，闻知仁宗诏令，便上书反对。以此激怒仁宗，于十二月发出旨意，弃石介而不用。当时朝中大臣也都认为石介地位低微，竞对皇帝决定了并已公开宣布要做的事妄加谏阻，是自不量力，咎由自取。而杜衍也不敢坚持，竟然收回成命。

当时的欧阳修年方二十九岁，去年通过学士院考试，今年才从西京留守推官任上调进京城，任“馆阁校勘”（从七品）之“闲职”，也即初步跻身社会名流末列。但他“初生之犊不畏虎”，闻知石介之事，激起义愤，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连夜写下《上杜中丞论举官》一文，直接送呈给杜衍，向自己的顶头上司，坦陈自己的意见。

他在上书中首先指出，主薄之职在御史台这个单位乃属“最卑”末位，石介“用不用当否，未足害政”，不是什么大事，问题在于举荐者杜衍、你，不能坚定立场而产生动摇，即“然可惜者，中丞之举动也。”

他说，据我所知石介是位“刚果有气节，力学，喜辩是非，真好义之士”；他在未到任就敢于履行“言事”之责任，并因此而被免官，“真可谓正直、刚明，不畏避矣”。这样的人，“不止为主薄，直可任御史也”。

他认为，官员的任免，应该考察其人才德是否胜任所担负的职务，而不能听任皇帝的喜怒，你，杜中丞为“天子司直之臣，上虽好之，其人不肖，则当弹而去之；上虽恶之，其人贤，则当举而申之。非谓随时好恶而高下者也”。
他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前朝事例：

当年赵普担任太祖皇帝（赵匡胤）的宰相时，曾为某项工作选择官员，赵普列出两位大臣的姓名，太祖不肯用。过了几天，太祖又问，他又提出这两人的名字，太祖依旧不用。又过了几天，太祖再次问起，他仍是提出这两个人的名字，太祖一怒之下“裂其奏，掷殿階上”把他的奏章撕碎，扔在殿陛之下。赵普不动声色，将手中的笏板插在腰间，慢慢地将碎纸一片一片捡起，藏在袖子里带了回去。过了几天太祖又问，赵普便将被皇上撕碎，自己重新粘起来的那份奏章呈上；此时太祖“大悟”，终于接受了赵普的举荐，起用了这两位大臣。

欧阳修说，赵普之所以敢如此作为，就在于他“先审知其人之可用，然后果不可更易也”。那么，试问杜中丞，你当时举荐石介不也是“先审知其可举”才荐举的吗？尔今，石介的谏言“虽忤上”，但只要说的有理，“而言是也”，你应该帮助石介辩明是非。你当初举荐石介时说“能”，“朝廷信而用之”，后来朝廷又说“不能”，你也跟着说“不能”，可见你“自信犹不果”，不敢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亦不敢承担应有的责任；以后再遇到其他的事，你还指望天子会再相信你吗？！所以我一开始说，这件事情的关键不在于石介任不任主薄之职，而在于你，中丞举荐贤才的责任感动摇了呵！
欧阳修在这个上书的最后又指出：

现今斥介而他举，必也择贤而举也。夫贤固好辩，若举而入台，又有言，则又斥而他举乎？如此，则必得愚暗惴默者而后止也。

当然，中丞大人你如果真打算举荐愚者，那我就不再说话了；如果你还打算举荐贤者的话，“愿无易介而他取也”。希望你能坚持原则，担承自己身为御史中丞举荐贤者的责任来。

就这样，年轻气盛的欧阳修本着强烈的责任感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践行言事之风，甚至不惜开罪于前辈尊长。而杜衍亦不愧一代名臣，对欧阳修如此尖锐的批评，坦然接受，（后于庆历二年（1042）又举荐石介任国子监直讲），心无芥蒂，二人之间的忘年之谊，久而愈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