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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扬者”，乃先抑而后扬之谓也。
且说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受任“主考官”,这次科考“得人之盛,著称一时”。隽才精英云集,几乎网罗了北宋中后期政界、思想界、文学界的诸多人物。文学之士有苏轼、苏澈、曾巩，理学之士有程颢、张载、朱杰庭，其首倡的“洛学”“关学”均为中国思想界史上的重要流派；政界人物有吕惠卿、曾布、王韶、吕大钧等，都是此后王安石新党及元祐旧党的中坚人物。依此，被视为欧阳修科举改革的一次巨大胜利。
不过，“胜利”的取得并不一帆风顺，而是历经了一场狂风暴雨的较量。其中颇具“花絮”情味的一个故事，就发生在一位时名刘几、后来改为刘煇的“刘状元”的身上。
利用科举改革来实现自己的文学主张，是欧阳修由来已久的愿望。在北宋科举制扩大和完善的历史条件下，科场文风与整个文坛风气声息相通，联系密切，特别在散文领域，受到的影响更为直接。这次受命主文，他决心运用手中的行政权力，痛革科场积弊，刷新文风。当然，他也清楚知道，力矫文弊风险很大，但他仍不顾一切严申考场纪律，要求应试文字言之有物，平易自然，凡为险怪奇涩之文一律黜落。
果然，当奏名试榜贴出之后，那些因善写怪僻之文知名一时的人物全部名落孙山。于是其中一些嚣薄之士，群起闹事。有的人趁他早晨上朝的时候，将他团团围住，谩骂诋毁；有的人以匿名写“祭欧阳修文”送到他家，咒他该死；还有的人竟翻出庆历年间所谓的“盗甥案”，大肆造谣……
当时有位太学生名叫刘几,在太学中首屈一指,最喜为险怪之语,是许多青年学子祟拜模仿的对象,在这次贡举中夺魁的呼声最高。欧阳修也早已闻知其人,读过他的文章,十分厌恶。这天阅卷,欧阳修看到一篇怪僻得让人不知所云的文章,最后几句写:
“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
欧阳修说:”这一定是刘几的文章”.于是,他在试卷后面写道:
“秀才刺（荒谬）,试官刷”。
你这个秀才敢于充抗拒文风改革“刺头儿”,我作为考官就把你的名字刷掉。
欧阳修用大朱笔把刘几的文章，从头至尾地横抹一道称为“红勒帛”,又批上“大纰缪”三个字,张贴在墙上,让各位考官参观.后来揭去“糊名”一看,这篇文章的作者果然是刘几。
欧阳修对刘几文章的处置,既是对盛行多年不良文风的狠狠打击;又是对青年学子刘几的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训。史有评曰:“自此科场文风幡然转变,文体复归于正”。
两年之后，又是科考，欧阳修仍为“御试考官”。并严肃宣称:除恶务力，今必继续痛斥轻薄子，以除文章之害。
先是读到一考生文中有论曰:“主上收精藏明于冕旒之下”。欧公说:这又是刘几的文章,便刷下,后揭名见非刘几,而是萧某。接下去又读到论《尧舜性仁赋》，文中有曰：
故得静而延年，独高五帝之寿；动而有勇，形为四罪之诛。
欧阳修对此文大加称赞，擢为第一，并高兴地向仁宗皇帝作了汇报。及至揭糊唱名，乃刘煇。这时，在场有了解情况的告诉欧公，这就是以前的刘几，此次是改名刘煇来参加考试的。此时欧阳修有点愕然，但认为刘几能够痛改文风而又取得如此成绩，值得称赞。为了“成就其名”，他特别把刘几的文章挑选出来，在考场上让大家传诵。时人扬杰在《故刘之道（刘几）状元墓志铭》中记述道：“由是场屋传诵，辞格一变，议者既推欧阳公有力于斯文，而又服之道能精敏于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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