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国防思想初探（一）

牡丹湾

北宋建国之始，北边即有劲敌辽朝，及后西边又建夏朝，“以为鼎峙之势”；然，西夏北辽互为猗角，对宋侵掠不断，挠乱不止；致战事不息，边疆不宁。故，国防事务一直为朝野关注，谈兵论敌者甚众，“皆宋儒能立言者”。其中尤以欧阳修为最。仅以现存的《欧阳修全集》近200万言而论，直接奏议国防、军事、外交的不下百篇；再及散见于其他诗文、词赋、经义、史传者，略计当超过50万字的篇幅。清代华孳亨曾记云：“盖公（欧阳修）自元昊叛以迄谅祚扰边，章奏数十上，每思用奇制胜，力诋和议之非。凡扎、碑、记、序之文，每触西事，辄淋漓感激，不能自己”。

欧阳修出自寒族，由科举入仕，历官边陲近敌之地，经营河东河北数载；亲见辽卒构筑营舍，企图侵争地界之行；曾奉使契丹，上京会虏主殂；有文《北使语录》，尽记敌域国情；多次馆伴辽朝来使，应对往还外交人事；亲临边塞要隘，严关屯田兵备；位登二府，官居参政执事和枢密副使，参赞朝政并协理军机。有着丰富的国防阅历与戍边实践。他博览兵法群书，熟悉历代战事；创立《兵志》新著，深黯建军纲要。面对当时严峻的国防形势，面对朝野和战的长期争议；他为了捍卫国家安定和人民安居，或面折廷争，或上书奏论，或谏言献策，或身体力行；坚持不懈而又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在国防建设和对敌战争及外交谈判诸多方面的见解与立场。他以史为鉴，以实为据，就反对西夏通和，反对买静偷安；主张积极防御，主张改革弊政；所提出的御敌之策，攻敌之计，强兵之路，选将之法，富财之义，赏罚之章，外交之略，谈判之方等等；无不经过历史与实践检验，而被历代有识之士视为“忠谋远览之至”，“确有先见之明”。欧阳修的这些国防观念，思想见解，实践真知，历经千年磨砺，至今还闪烁着固有的理性光辉，仍不失其启迪和警示价值。对此，笔者不揣浅薄，试作论述，以表达我们对他千年诞辰的纪念与敬仰。
一、汉唐故事与“澶渊之盟”

我国历代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矛盾长期存在，中原王朝总是处在被侵犯的地位。尤在新旧王朝更替之际，原先被压制的、或曰被征服、或曰平定了的游牧民族，往往会乘机骤然兴起，南下侵迫新朝。这时新建的王朝当视其自身的国力条件而采取应对之策。全观我国历史的发展，发现其“对策”大体上分为两类：

一类是初始退让、议和馈赠甚至“和亲”，同时积极防御、养精蓄锐，最后反击取胜。

比如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消灭异性诸王时，邻接匈奴的诸王有的投降匈奴，有的勾结匈奴内侵。汉高祖于七年（前200年）进击投降匈奴的韩王信时，曾被匈奴围困在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北），史称“白登之围”。战事不利，此后匈奴依旧常常寇边，掳略人畜。于是，汉高祖接受娄敬的建议，以嫡长公主嫁给匈奴冒顿单于，厚备奁资，每年馈赠酒食等礼物，并开放汉与匈奴之间的关市。文景时期，继续与匈奴和亲，且厚于馈赠;仍无法遏制匈奴铁骑的侵犯和虏掠。直到汉元光二年（前133年），经过近60年的“休养生息”，汉武帝刘彻才开始反击，又经过20余年的长期战争，才把匈奴“赶往”瀚海以北。

比如唐初。其时，居于唐以北方向的“东突厥”势力很强，拥有一百多万兵士，所谓“控弦百余万”，并支持刘武周等武装集团与唐军对抗，更经常直接进犯唐的边疆。当时唐高祖李渊因立国未稳，中国不宁，不欲与突厥争战，常遣使赍书修好，仿汉初故事同可汗和亲，并开放商市，结为和盟。然，自武德四年至七年，突厥却贪得无厌，不断南攻，抢夺财物，俘掠人口，拘押唐使。由于当时情势危急，李渊甚至接受过“放弃长安”，南徙“襄邓间择都”的建议。由于李世民坚决反对方始罢议。后经过三年的积极准备，于贞观三年（629年）派十万大军，分路出击，一年后俘获额利可汗，东突厥灭亡。

比如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对北边的蒙古族侵扰，始终采取努力通好政策，这项政策一直执行了“三帝”逾卅多年，直到明成祖朱棣依然如此，甚至还封其部落酋长为王，赐予金银、布帛、粮食等物品。但卅多年始终高度重视积极防御，早自朱元璋始，从嘉峪关起，沿着长城进入辽东至鸭绿江一线，先后建立了九个边防重镇，即谓“九边”。九边之外，还在东长城以北建立了三个外围军事重镇，声势相联，互为猗角，巩固边防。终于明成祖八年（1410年），朱棣亲率大军五十万，五次出塞北征，驱蒙古族首领阿鲁合战败溃逃。而朱棣也于最后一次北征倒在榆木川（今内蒙多伦西北），但保障了明朝北部边境安全。

另一类也是初始退让、议和馈赠甚至“割地”，却是消极防御也即“假防御”，自此年年增币，“天下无事”，敌军一到，“虏主灭国”。

这方面最典型的应是五代时的后晋。相当初石敬塘为了谋反被讨，竞以割地、称臣、称儿为条件，求契丹出兵相助。契丹主立敬塘为后晋帝，后晋又割幽蓟十六州给契丹，并每年献帛三十万匹，从此河北大平原无险可守。

五年后（942年）石敬塘死，晋出帝石重贵即位，遂产生摆脱契丹之念，仅为“称臣”、“称孙”之争，与辽率尔开战，双方交战二、三场，由于晋出帝“戎事不饬，视战争为儿戏”，并在944年和945年两次侥幸“取胜”之后，即“以为天下无事，专事游乐，搜刮四方珍奇，大兴土木，醉生梦死，荒淫无度，大失民心”，即于946-947一年的时间，契丹主耶律光大军攻入开封，出帝被俘，后晋即告灭亡。

在这一类的典型之中，应该说也包括北宋。但北宋的情况既不能等同于汉、唐、明，亦不完全等同于后晋，具体问题有必要进行具体分析，仍可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审视。
所谓主观方面就是自身的问题。

自中唐延至五代（十国），近200年中原王朝政权更迭，诸侯叛命，兵连祸结，战乱频乃，经济破败，民生凋弊，综合国力衰弱。对北边辽朝侵挠的还击，北宋非不欲也，实力不从心也。当初宋太祖赵匡胤平定南方数国之后，转而剑指得到辽朝支持的“后汉”，开宝元年（968年）、二年（969年）和九年（976年），太祖兵攻北汉无功而返。直到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赵光义才出击北汉取胜，勉强地完成统一中原王朝的任务。接下来，赵光义企图一鼓作气，平定辽朝，收回燕蓟地区。可惜，他其后再于979年和982年的两次攻势均遭到失败，从此对辽朝只能采取守势了。
再所谓客观方面，就是对手辽朝的情况。

与汉、唐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挠，仅以抢掠财物、人畜为目的“游击”行为不同的是，他们不再是一种周边附属性的“可汗”式松散型民族政权形式，而已经成长为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都能够与宋王朝长期抗衡的，并具有稳定性的少数民族王朝了。辽太祖早于宋40年就在黄河北建立皇都（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后又仿宋设立政治制度、官僚机构，且也在科学技术、畜牧、手工业、农业、文化等方面取得较发达的进步。比如，他们制成契丹文字，发展宗教文明，甚至其中枢官制区分南北两个系统，北面官管理契丹政事，南面官管理汉人事务，即所谓“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这种“一国两制”的观念与实践，无疑地标志着辽国政治的高度成熟。再不可以所谓“蛮荒之国”、“蕞尔小邦”而等闲视之。当时还有“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倚贺兰山以为固”的夏国，到1039年（即仁宗宝元元年）改称皇帝，撕毁将近30年之宋夏和约，极力对北宋侵犯。又同契丹结为亲近，合成猗角之势以共困北宋。

综上，就是北宋初期面对的主、客观现实。于是，当1004年辽军再次南侵，并在澶州（今河南濮阳）境内，由于大将萧览中宋军伏弩而死受挫，宋军取得“初步告捷”的“有利”情况下，宋真宗依然坚持议和，并应允每年向辽方输纳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约为兄弟之国，订下了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持平而论，此一城下之盟，不论是就北宋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现实来看，抑或是从其后167年的发展来说，都应该是一个实事求是的，符合主客观现实的，利于民族矛盾和紧张局势的缓解，利于双方人民的安居，尤利于北宋社会发展的明智之举，它为“华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所需要的“和平发展”环境的形成，确有首创之功。故，这个为人所垢病千百年的“澶渊之盟”，应该以大历史的、发展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眼光来重新审视，重新评价，得到肯定。对此，仁宗时富弼在《条上河北守御十二策》中反映出来的意见是：“真宗……讲金帛啖啖之术，以结欢好。自此河湟百姓，凡四十年不识干戈。岁遗差优，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则知澶盟之盟，未为失策”。
二、“守内虚外”与“三冗”“两积”

现在，我们的研讨进入第二个环节，也即“和议”之后，北宋国防的走向如何？以欧阳修所论也谓其不外两种：一曰“屈志讲和之后，退而休息，练兵训卒，以为后图”。二曰“才和之后，便忘发愤，因循弛废，为患转深”。

那么，北宋一朝对国防军事的做法，若从“大方向”和最后的结果上讲，确应属于后一种，但其过程中又包含有前一种诸如“退而休息”（休养生息），练兵训卒之类的积极实践作为；因而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有必要辨析一番。

宋王朝的建立之后，为了避免重蹈前代兵乱复辙，太祖赵匡胤接受宰相赵普的建议，采取了三项措施来加强中央集权。

一是“稍夺其权”，或曰“分割事权”。从中央到地方增设官僚机构，分解各级官吏权力。前代宰相，事无不统，宋廷将其事权分割为三。枢密使与宰相“为掌大政，号称‘二府’”。前掌军政，后执政权，又设三司（计相）“总领财务”。“凡天下兵籍，武官选拔及军帅卒戍之政令，悉归于枢密院”。枢密院直接听命于皇上，宰相不得预闻。三省、六部、九寺、五监，大多形同虚设，只管文书档案，其具体职责由另设审官院、礼议院、审刑院承担。此外，又设御史台、谏院，专司弹劾百官，权势几与宰相抗衡。在州府，长吏与通判对垒。州郡直属京师，同时由中央派遣出任知州、知县，“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以京官权知”，且三年一易，以防窃柄弄权，偏离朝廷的政治轨道。

二是“制其钱谷”，或曰“集中财权”。建德二年（964年）诏令“诸州自今每岁受民租及筦权之课，除度支给用外，凡缗帛之类，悉辇京师”。以前地方以“留州”、“留使”等名目而截留的财物，也一律收归朝廷。各路财赋、纲运，概由朝廷委派转运使（漕司）主管，不准地方官插手，从而使地方失去与朝廷抗衡的经济实力。

三是“收其精兵”，或曰“整顿兵制”。为了防范将帅骄亢，重演军事政变故伎，赵匡胤登基第二年，即建隆二年（961年）就策划“杯酒释兵权”之计，解除所有高级将领的军职。并改组禁军，将禁军领导机构析为殿前司与侍卫司。殿前司设殿前都指挥使，侍卫司设步军与马军都指挥使，即所谓“三帅”，分别统领，互不相属。又将全国军队分为禁军、厢军、乡兵和蕃兵四种。禁军是皇家正规卫队。分住京师和外地军事要冲者。厢军，由地方官掌握而又总领侍卫司。乡兵，按户籍抽调的丁壮或召募入伍的地方部队，用以维护社会治安。蕃兵则是边区少数民族组成的士兵，用以配合禁军保境安边。乾德三年（965年）又下诏“令天下长吏择本道精兵骁勇者”，迭送京师。这样就可以把全国精锐部队都掌握在皇帝自己手中。

范俊《五代论》有谓“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赵匡胤、赵光义尤其懂得“兵”也即军事力量的重要作用；因此，他们在整顿兵制的措施中，无不体现出“重兵”思想；但更具“赵氏”特色是“防兵”之策。

比如，兵将分离之策。实行更戍法，将屯驻在京都开封的禁军轮番到各地戍守，或移屯就粮，或定期更换。名义上使士兵“习山川劳苦，远妻孥怀土之恋”，实际上是借着士兵们经常换防，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兵，以避免将兵一体对皇权造成威胁。

比如，内外相制之策。宋太祖把全部禁军（后扩至全军）分半屯驻的深层用意，曾为真宗赵顼道明：“艺祖养兵止二十二万，京师十余万，诸道十余万。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实际上这种平衡相维的政策不单施于禁军，也已扩之于全军之间，虽可“内外相制”，却无形中削弱了军事力量。

比如兵权分离之策。宋王朝设立了不同于前朝的枢密院。设置枢密使，还设置枢密副使，所谓“长贰”，以削弱长官的权力；枢密院主管调动全国军队，分掌军政大权。然后，枢密院与三帅又各有所司，调动权和领兵权拆而为二，各自独立，又相互制约；但“将从中御”，都必需听命皇上，所谓之“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此所以三百年无兵变也”。

比如，“守内虚外”之策。宋太祖赵光义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唯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基于这种思想认识，便确定了宋王朝“守内虚外”、“不惜屈已增币”、“买静求安”的基本国策与处理与西、北两边民族矛盾的准则。而且这种“国策”和“准则”代代相承，贯彻始终。这才是问题症结与关键。原来募兵、养兵百万之众，不是为了保卫国防，抵御外敌，不是为“洗雪前耻”，“以为后图”；而是，用来预防“兵变”，镇压“民变”；“三百年无兵变”云云，表明当政者从以往“守内虚外”的基础上又有所退步，视“屈志增币”为医治边患的“良药”。

综上可见，北宋自“和议”之后，确实在政治、军事、财政各方面有了整顿与改善，做到“退而休息，练兵训卒”对促进社会的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但由于它的指导思想一开始就建立在“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狭隘的思想基础之上，一些强化集权的政策和措施过犹不及，“异化”成为它的对立面，衍生出种种负面效应，以致形成内政的“三冗”（冗官、冗兵、冗费）和“两积”（积贫、积弱），国防的时战时和，以和为终极目的局面。

“三冗”之冗官：北宋实行文官统治，从中央到地方构筑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包括执兵权者也都是文职人员。为了增加科举取士名额，“国初，进士每岁不过二三十人。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太宗以郡县阙官颇多，放进士凡五百人，比旧二十倍。”光仁宗一朝就先后录取9371名，比之有唐一代还要多近千名。与此同时，又巧立名目，滥施荫恩。“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官；大者并可及于门客医士”。其结果，“州县之地不广于前，而陛下官五倍于旧”。真宗景德、祥符中，文武官总共才9785员，迨至仁宗皇祐元年，前后不过四十年，内外官属即达17300余员，增长近一倍。机构重叠，职掌不明，“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相互牵制推诿，行政效率低下；如上所述，即使关系军国之重大事务，职能部门也不能互通声气，统筹解决。正像蔡襄所言：“中书不与知兵，增兵多少不知也；枢密院要兵则添，财用有无不知也；三司但支办衣粮，日日增添，不敢论列，谓兵非职事也。四者各自为谋，以至于此”。官既冗滥，俸禄又复丰厚，浩大的财政开支给人民带来沉重负担。欧阳修尖锐指出：“兵兴以来公私困弊者，不惟赋敛繁重，全由官吏为奸。每或科举一物，则贪残之吏先于百姓而刻录，老缪之吏姿其群下之诛求，朝廷得其一分，奸吏取其十倍。民之重困，其害在斯”。于是他发出呼吁：“今兵戎未息，赋役方烦，百姓嗷嗷，疮夷未复，救民疾苦，择吏为先”。

“三冗”之“冗兵”。宋太祖以为“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每遇灾荒，就强制灾民入伍，是为“养兵”。宋初，南征北战，军队才22万，至仁宗皇祐初，建国才九十年，已增至140万。据统计军队年支总额竟高达宋廷每年赋敛所得的六分之五。然则，兵虽多而纪弛废，娇惯怠惰，不堪一击。欧阳修曾剀切陈词：“今沿边之兵，不下七八十万，可谓多矣。然训练不精，又有老弱虚数，则十人不当一人，是七八十万之兵，不当七八万之用……此所谓不善用兵者虽多而愈少，故常战而常败也。”

“三冗”之“冗费”。前述冗官、冗兵支费之外，年年为辽、夏“屈己增币”也是一项巨大的费用。

对辽：从“澶渊之盟”的年三十万（两、匹），到仁宗庆历又增添十万（两、匹）。对夏：从太宗时的年六万（两、匹、斤），到康定庆历，增加年25万（两、匹、斤）。从此，宋向辽、夏年累计年付出财物高达八十余万（两、匹、斤）。故而，从真宗景德初至仁宗庆历中四十年间，赋税直线上升，各项税收增至3.6倍，却仍入不敷出，赤字与日俱增，可谓“生民膏血有尽”，赋加“何有极限”。苏舜钦《诣匦疏》指出：“今又府库匮竭，民鲜盖芷，诛敛科率，殆无虚日，三司计度经费二十倍于祖宗时，此用度不足明矣”。已是“百年之积，惟有空簿”。非但如此，迨至神宗财政亏短高达一千五百七十三万缗之巨。如欧阳修在《准诏言事状》所述：仁宗时期虽“承百年祖宗之业，尽有天下之富强，人众物盛，十倍于初”，但实际面临的是“兵日益老，贼日益强，人并九州之力讨一西戎小者，尚无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违盟而动，其将何以御之？从来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恶者盗贼，今盗贼起矣；所夏者水旱，水旱作矣；所赖民力，今民力团矣；所须者财用，今财拥乏矣”。足见既贫且弱，无可置疑。

以上就是历史的大背景，就是造成国力“积贫”，国防“积弱”的来龙去脉，也即“欧阳修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