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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砥柱中流与反对通和
或问，欧阳修“知道”皇上的国防“既定方针”吗？回答自然是肯定的。以欧阳修博古通今，尝为皇帝侍从近臣，执掌军政，了解朝廷内外机密；岂有对这么重大的路线方针问题不了然于心、了如指掌的道理。其实，早在仁宗庆历五年他就曾指出：
“臣又见朝廷常有惧虏之色，而无忧虏之心。夫忧与惧，名近而意殊。忧者，深思极虑而不敢暂忘；惧者，临事惶惑而莫知所措。今边防之事，措置多失其机者，惧虏之意过深也。若能察其强弱之形，得其情伪之实，则今日之事诚不足惧，而将来之患深有可忧，奈何不忧其深可忧，而反惧其不足惧……臣愿陛下但以将来之患为忧，不忘此事，用人之际，革去旧例而惟材是择，勿听小人之缪谋，勿于忠良而疑惑，使得上下毕力，庶几渐成御备。”
“朝廷常有惧虏之色，而无忧虏之心”，一语中的，入骨三分地勾画出宋廷君主畏敌的心态。与后来苏洵在《六国论》发出的“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的指责，乃异口同声矣。
再问，欧阳修既然知道“上意如此，绝难更改”，可为什么还要“忘身”“逆耳”地、不断地“抗章”、“谏议”，甚至同皇上面对面地提出反对忍耻议和，反对屈志增币，反对买静偷安呢？他的“抗争”有用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或者说要探求欧阳修国防思想在北宋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起到的积极而进步的作用；还要从北宋的时代特色来研究。
黄仁宇曾经说过：“中国历史中主要的朝代，每个不同，而尤以赵宋为显著。”它表现在经过晚唐五代的社会变动，社会结构的调整重组，人文文化趋势彰显。也表现在新儒家思想的觉醒，学术思想活跃。当然，还有生产水平的提高，海外贸易兴盛，都市面貌改观，社会流动频繁，经济重心的南移……凡此种种，无不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在政治方面，一面如本文前述那样，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在不断强化，另一方面，为广开言路而设置的御史、台谏、廷议制度，以及宋太祖赵匡胤“誓不杀言官”的内定政策，也显示出客观上限制君权的“抗争”、“谏议”的思想要求和制衡秩序同样在加强；在下者如欧阳修“知无不言”，在上者如仁宗“言所多听”；这样和谐的臣君关系，宽松环境，当会激发出一些有益的谏议，将会对朝廷的一些错谬的想法和做法，起到一定的抑制、制衡作用。对此，欧阳修曾直言“政令之出，渐循旧弊。惟言事之臣拾遗诵阙者，勉强施行其一二”。韩琦也云：上屡召诸公询究治本，长篇大议稍稍使用，纪纲日举，侥幸顿绝。“赵氏特色”的对外政策，也因为有当时的欧阳修、范仲淹、韩琦，后来的王安石、苏洵、苏辙等一批又一批“反对派”坚决抵制和强烈呼吁；而使仁宗皇帝和朝廷主轴者，也不得不稍敛“急和”之行，而采取一些加强国防兵备的措施，不得不支持对敌的抵抗与攻战，从而取得一些局部的胜利。当然，也就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最少也增加了同辽夏谈判的“法码”和抗争的条件。正由于这些欧阳修们所作为“中流砥柱”、“国之栋梁”的“强硬”之言、之行，支撑着北宋的内“贫”外“弱”的筋骨，才使得外敌不敢或不能轻易地“大军南下，放马中原”；也才能勉强维持“时和时战”的态势，从而达到一个长期“相持”、“稳定”的局面。给北宋造成一百多年的“发展”机会。反之，如果没有欧阳修这一批人，朝廷只和不战，只退不拒；可以断言，北宋末年钦徽二帝遭遇的“靖康之耻”，恐怕要提前到仁宗、英宗之时，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用王夫之的说法是：“岁输五十万于契丹，而俯首名之曰‘纳’；以友邦之礼礼元昊父子，而输缯帛以乞苟安；仁宗弗念也……置西、北之狡焉若天建地设而可犯，国既以是弱矣；抑幸无耶律德光、李继迁鸷悍之力，而暂可以赂免；非然，刘大符虚声恐喝而魄已丧，使疾起而卷河朔以向汴洛，其不为石重贵何恃哉？”
倘若真如王夫之所言，北宋仁宗成为后晋石重贵，那时，后人才会更充分理解欧阳修矢志反对通和的良苦用心及其“积极防御”的国防思想的价值意义。这一点，明代茅坤看得很清楚，他在评点《论西贼占延州侵地扎子》时说：
“欧公岂不知西贼通和，稍宽朝廷西顾之忧，而独拳拳以不与通和为计者，盖深见夫国体失之太弱，北既狃于契丹，而南复狃于西夏，不务选将练兵以伸国之威，而惟务厚币重贿以为苟安之计，则天下之势愈不可支……欧公之言，可谓忠谋远览之至也”。
其时，出自欧阳修建议，用范仲淹、韩琦赴边，经略陕西，武备渐修，将士用命；总算暂阻止住西夏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砦连续三胜后的继续攻势；朝野主战派开始增加了一些信心。“自四路分帅，今已半年，训练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屡奏小捷”。
但由于西夏内部发生矛盾，元昊不得不改变策略，借助北辽对宋廷施压力，以战而迫使通和；于是仁宗朝廷围绕对西夏和与不和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论争。欧阳修即是旗帜鲜明地反对通和的“首议”第一人。
早在康定元年（1039）欧阳修在《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辟命书》中，曾痛心疾首地写道：“况闻狂虏猖蹶，屡有斥指之词，加之轻诲购募之辱，至于执戮将吏，杀害边民，凡此数事，在于修辈尤为愤耻，每一思之，中夜三起”。所以，在庆历三年（1043），他时年三十七岁秩官仅七品，刚由府相晏殊擢为谏官。便提出加强河北防务，反对与西夏通和的主张。在《论河北守备事宜扎子》里高瞻远瞩地指出“臣以谓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虏”。之后，《论刘三嘏事状》也说：“国家大患，无如契丹。自四五十年来，智土谋臣昼思夜算，未能为朝廷出一奇策，坐而制止”。如今辽插手来过问西夏与宋朝和议，自有其不可告人的阴谋：“不和则诘我违言，既和则论功责报，不出年岁；恐需动作，苟难曲就，必至交兵”，从而致宋王朝陷于两难境地。而“在朝之臣，尚偷安静，自河以北，绝无处置，因循驰慢，谁复挂心？岂可待虏使在廷，然后计无所出，空劳张皇而已哉！”自“澶渊之盟”后，宋廷唯恐契丹借故挑衅，北方边境的守军竟放弃军事训练，甚至连营垒和防御工事也不敢修茸构建。对此，富弼沉痛地指出：“所可痛者，当国大臣，论和之后，武备即废。以边臣用心者，谓之引惹生事;以缙绅虑患者，谓之连阔北时。大率忌人谈兵，幸时无事，谓敌不敢背约，谓边不必预防，谓事常安，谓兵永息，恬然自处，都不为忧。”至于边民仍处在日日惶恐，夜夜枕戈的生活境况，欧阳修曾于赴辽出使在边地时，作过亲自考察，并以诗《边户》作过实况记录：
家世为边户，年年常备胡，儿童习鞍马，妇女能弯弧。
胡尘朝夕起，虏骑蔑如无，邂逅辄相射，杀伤两常俱。
自从澶渊盟，南北结欢娱，虽云免战斗，两地供赋租。
将吏戒生事，庙堂为远图，身居界河上，不敢界河渔。
面对如此危急的局势，欧阳修大声疾呼急须加强北边的防务。
对西夏，欧阳修坚决反对通和。对主和派所谓“天下困矣，不和则国力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纾患”，“可以为后图”的说法，欧阳修针锋相对地提出三条反驳理由：一，西夏“夷夷险诈”的本性使然，不会停止侵扰，我们“虽和而不敢罢兵，则与不和无异，是空包屈就之羞，全无纾患之实”。二，“一旦暂和，朝廷上下”便忘发愤，所谓“退而休息，练兵训卒，以为后图”，全属空话，眼前驰废的边务事实足以可证。三，“然犹有大可忧者，北戎将揽通和之事以为己功，过有邀求，遂兴兵革，是暂息小患于关西，复生大患于河北”。“是比于通和之后另有大患，则所损犹少。此善算之士，见远之人，所以知不和害小，而不惧未和也”。
他吁请仁宗对“其余一切小人无识之论”，“绝而不听，使大议不沮，而善算有成”。虽然，欧阳修力排众议，善谋正言，却无法改变仁宗的“既定方针”。通和之议仍在继续进行。诚如他在《论乞与元昊约不攻口角
口厮啰扎子》所言：
“臣自去年春，始蒙圣恩擢在谏列，便值朝廷与西贼初议和好。臣当时首建不通和之议，前后共奏状扎子十余次，论列皆言不和则害少，和则害多。利害甚祥，恳切亦至。然天下之士，无一人助臣言；朝廷之臣，无一人采臣说……当臣建议之际，众人方欲急和，以臣一人，诚无力夺众议”。
历史无情。事态的发展恰为欧阳修所言中。当朝廷派往北虏的大臣余靖发现“虏人正欲议移界至，渐示相侵，祸乱之萌，其端可见”;又当朝廷派往西夏的大臣韩琦带回来西夏元昊三个条件（即年输银由十万两增至二十万两，边境开放贸易直达京师，宋放弃盐商禁令）之后，方知“祸胎已成”，“虽悔无及”。但他仍然希望力挽狂澜于既倒：“但愿大臣不执前议，早肯回心，赠于后悔之中，尚有可为之理”。“可为者何”？就是利用对方提出一些过份的无理要求条件，“多方以事拒绝”，“因而罢议，不落贼计，则转祸为福，后策可为”。
对于西夏的“三个条件”，欧阳修在《论西贼议和请以五问诘大臣状》中，明确表示“凡此三事，皆难允许”。
关于输银由十万增至二十万。“先朝与契丹通和，只用三十万。一旦刘六符辈来，又添二十万。今吴贼一口许二十万，到他日更兵又须一、二十万。使四夷窥见中国庙谋胜算，惟以金帛告人，则邈川首领岂不动心。一旦兴兵，又须三二十万，生民膏血有尽，四夷禽兽无厌，引之转来，何有限极？”“分解过求，当可抑绝”。
关于边境开放，贸易直达京师。“见今北虏往来，尚在沿边市易，岂可西蕃绝远，须要直至京？只用此词，自可拒止。”
关于宋廷放弃盐商禁令。问题是这样的：西夏盛产青盐，但宋廷一直禁止他们在中国市场自由贸易，所以，提出“青盐驰禁”,要求解禁。欧阳修指出“青盐驰禁，尤不可从。于我虽所损非多，在贼则为利尤博”。“若使贼百万之盐以啗（收买）边民，则数年之后，皆为盗用矣”。
借此，他再次论述了通和之为害后果：“今贼非难料难知，但患为国者昧于远见，落彼奸谋，苟一时之暂安，召无涯之后患，自为削弱，助贼奸谋。此《左传》所谓疾首痛心，贾谊所以太息恸哭者也”。
“方今急和谬议既不可追，许物已多，必不能减。然臣料贼元昊必不出三五年，必须更加猖獗以邀增添，而将相大臣只如今日之谋，定须更与添物。若今日一顿尽与，则他日何以添之……其如西贼虽和，所利极鲜，北戎若动，其患无涯。此前后非不切言，今无及矣”。
接着，他向“议事之臣”，也是向仁宗皇帝，发出诘问：
一、西夏并没有打败仗，为什么“忽肯通和”呢？是因为我方在边战暂时阻止使他求和的呢？还是与北辽“连谋”而搞的“伪和”呢？
二、既然他们坚持增币议和，试问议和之后，“边备可撤而宽国用”吗？
三、“北使一来与二十万，西人一去又二十万，从今更索，又更与之”；请问作为“庙算为国计者”，难道只有这种办法吗？
四、同西夏和议之后，能使北辽不来“邀功责报”吗？如果北辽发动侵犯，有使天下无事的应对办法吗？
五、西夏元昊一议许二十万，能保证是“一次性”和议所付之代价吗？如若以后又来，请问，朝廷“能不更添乎”？
果不出所料，在与西夏付出近二十万（两、匹、斤）财物沉重代价之后，契丹邀功接踵而至。而且，西夏之挠，并未停止；终于二十年后，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卷土重来，大举进犯。其时，欧阳修年已花甲，仍挺身而出，呈请英宗（赵曙）“因此时，雪前耻，收后功”，并谆谆告戒皇上“宜赫然发愤，以边事切责大臣”“以攻为利”，“讲定大计”，千万不能继续“上下因循，又如庆历之初矣”。又一次表现出他始终如一的反对忍辱求和、力主抗暴御侮、重振国威的国防理念与追求。故王安石说：欧公“果敢之令，刚正之节，到晚不衰”令人起敬之至。
四、精选兵将与加强边备
我们所说北宋一朝十分“重兵”，不仅表现在数字百万之上，同时也表现在行政机构的“军制化”。禁军之外由地方官掌握的“厢军”和“按户籍抽调丁壮”组成的“乡兵”。可以说是“军为军国”，“州为军州”，几乎“全民皆兵”。“点兵不绝，诸路之民半为兵矣”。但由于宋廷甘心示弱、忍辱求和的主导意向，决定了在河北安插的行政官吏和边地将领，必然全是“庸庸碌碌”之辈，中常之材充斥当州军郡县，“政令之出，渐循旧弊”，“守常循例，轻用小人”。所以，欧阳修认为当务之急尤在整顿边地将吏，精选材臣：
“莫若精选材臣，付与边郡，使其各图御备，密务修完，此最为难得也。况今边防处置，百事乖方，惟有择人，最为首务。今北边要害州军，不过十有余处，于文武臣僚中选择十余人，不为难得。各以一州付之，使其各得便宜，如理家事，完城垒，制兵戎，习山川，蓄粮食，凡为自办，不烦朝廷经度”。
他甚至指名道姓要求“换人”：
“至如镇定一路最为要害。张存昔在延州，以不了事罢去，今乃委以镇府。王克基凡庸轻巧，非将臣之材，而任定州。其余州郡，多匪其人。臣乞陛下特诏两府大臣，取见在边郡守臣可以御敌捍城、训兵待战者留之，其余中常之材不堪边任者，悉行换易”。
据此，他又继续开列出一系列名单，《乞推究李昭亮》、《乞罢郭承估知邢州》、《一论、二论许怀德状》、《论赵振不可将兵状》、《论李昭亮不可将兵状》、《论罢郑戬四路都府署劄子》、《论不遣张子爽使元昊劄子》、《乞令边臣辨明地界》、《论京西官吏非人乞黜按察史陈泊劄子》、《论孙汴不可使契丹》、《论刘三嘏事状》、《论醴昌朝除枢密使劄子》、《论李淑奸邪状》、《论不才官吏状》。
同时，他也举荐出一批“捍边破贼、奇才异略之人”：《论韩琦、范仲淹乞赐诏对事劄子》、《论乞令宣抚使韩琦经略陕西劄子》、《论范仲淹宣慰陕西劄子》、《论王举正范仲淹等劄子》、《荐姚光弼状》、《一举、再举朱无潜状》、《荐李允和知光华军劄子》、《乞奖用孙沔劄子》、《论主张范仲淹、富弼等行事劄子》、《杜衍范仲淹等罢政状》、《保举王果》、《保明张景伯》、《举孙直方》、《举荐张旨代王剀劄子》、《论任人之体不可疑》、《乞与尹构一官》、《论宣毅万胜等兵》、《乞差武备人员》、《举丁宝臣状》、《举王安石状》、《荐张立之状》、《荐包拯、吕公著、张方之、王安石状》、《敦进王佰起上书状》、《论乞诏谕陕西将官劄子》、《举官五人扎子》、《举刘羲叟》。
至于“材臣”从何而得，欧阳修也有自己的理论见解与实践方案。
宋初制定的并长期实行的“崇文偃武”政策，到宋仁宗时，已经形成“以文驭武”的偏激局面，“自来武臣在边，多被文人执肘”现象非常严重，出现了欧阳修所说的“大凡武臣尝疑朝廷偏厚武臣……轻沮武人”。此中，不难发现在当时政坛内已经明显地存在文武失衡的状况，尤值北辽“边界侵地”，西夏正在用兵，更为缺乏将帅人才。对此，试图通过文官改换武职的办法聊加补充；欧阳修立即指出其弊端：“臣伏思自用兵以来，朝廷求将之法，不过命近臣举朝臣换武官，及选试班行，方略等人而己。近臣所举，不过俗吏才干之士；班行所选，乃是弓马一夫之勇；至于方略之人，尤为乖滥，试中者仅堪借职县尉、参军、赍换而己”。
所以，欧阳修主张跳出“文官”、“近臣”的小圈子，广开言路，择而用之，他在《论乞百官议事扎子》中写道：
“臣伏见祖宗时，犹用汉、唐之法，凡有军国大事及大刑狱，皆集百官参议。盖圣人慎于临事，不敢专任独见，欲采天下公论，择其所长，以助不逮之意也。方今朝廷议事之体，舆祖宗之意相背，每有大事，祕不使人知之”，“尤为不便”，“而杜塞众见也”。他要求“凡有军国大事，度外廷须知而不可秘密者”，“皆下百官廷议，随其所见同异，各令署状，而陛下择其长者而行之。不惟慎重大事，广采众见，兼又于庶官、寒贱、疏远人中，时因议论，可见其高材敏议者，国家得以用之”。
至于“选将”，他的观点很明确，那就是打破论资排辈的磨勘之法，开拓视野，不拘一格，面对全社会。
“臣又闻古语曰：‘将相无种’。故或出于卒伍，或出于奴仆，或出于盗贼，唯能不次而用之乃为名将耳。”
在强化文官统治的论资排、磨勘荫补之法取人的等级社会里，欧阳修“将相无种”、“不次用人”选材任能的见解，确为逆鳞违制别开生面之论。在强化君主集权的封建王朝之中，欧阳修提出“庶官、寒贱、疏远者”以至全民参政议政的民主思想，无疑是一种“超越时代，超越自我”的“惊世之论”。
选将之法固有种种，欧阳修尤重“军中选将”。他说“臣伏见唐及五代至乎国朝，征乎四方，立功行阵，其问姓名，多出军卒。只如西鄙用兵以来，武将稍可称者，往往出于军中。臣故谓只于军中，自可求将”。其求将之法乃为：
先取近下禁军至厢军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级，因其技同者每百人团为一队而教之。较其精而敢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为队将。此一人技勇，实能服百人矣，以为百人之将可也。
合十队将而又教之，较其技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为裨将。此一人之技勇，实能服其千人也。
合十禅将而又教之，夫技勇出千人以上而难为胜矣，则当择其有识见、知变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为大将。此一人之技勇，乃万人之选，而又粗知变通，因择智谋之佐以辅之，以为万人之将可也。
幸而有技勇不足而才识出乎万人之外者，此不世之奇将，非常格之所求也。……然后另充军名而为阶级之制，每万人为一军，以备宿卫。有事则行师出征，无事则坐威天下。
公开竞争，公平选拔，优胜劣汰，对旧军作一番由下而上，层层筛选的彻底改造。欧阳修预测：“比及新兵成立，旧兵出尽，则京师减冗费，得精兵，为利又远矣”。
应该肯定欧阳修的办法是切实可行而又一举多得的好主意。
欧阳修高瞻远瞩地论证患不在西，而在北，并提出首在加强河北防务之总体战略。而事情的发展恰恰把这个任务落在他的肩上。也许是事出偶然，也许是天意使然，朝廷居然使他有了出使河东又委任河北之命。也使我们得以透过千年的时空，来看一看欧阳修是怎么理论联系实际，又是怎么“指画定策”，实践“积极防御”的。
先说他的出使河东麟州之行：
陕西兵役之后，庆历四年四月，有大臣上书以河东“芻粮不足”，请求废置麟州建制，放弃堠寨、百胜寨、清河堡等五寨军事要塞，而退黄河。又有知并州（今山西太原）杨偕提议将麟州（今陕西神木北）洽所迁徙到岚州（今山西岚县）。麟州是黄河东岸重要门户，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是守、是弃、是移，关系国防要务，国家安危，绝不可轻率从事。为了最后决策不致失误，仁宗决定派遣一向办事认真、敢说真话的欧阳修赴河东实地巡察。
欧阳修日夜兼程到麟州，不顾劳顿之苦，“亲至河外相度利害”，考察地形地貌，询问边将士卒，走访土豪百姓，权衡利害得失，筹谋守弃之计。经过一个多月的深入调查了解之后，于5月16日上奏了《论麟州事宜扎子》，条陈“利害措置之说，列为四议：一曰辨众说，二曰较存废，三曰减寨卒，四曰委土豪。其中明确指出：麟州城壁坚完，地形高峻，乃是天设之险，可守而不可攻。以此而言，移、废二说，未见其可。今以赡二州、五寨虽云空守无人之境，然贼亦未敢据吾地，是尚能斥贼于二三百里外。若麟州一议移废，则五寨势也难存，兀尔府州便为孤垒，而自守不暇。是贼可以入据我城堡，耕牧我土田，夹河对岸，为其巢穴。今贼在数百里之外，沿河尚费于防秋，若使夹河相望，则清舟践冰，终岁常忧寇至，沿河内郡，尽为边戍。以此而虑，则不可不存。以麟州坚险，莫若择一土豪，委之旧守。与兵二千，其守足矣。况所谓土豪者，乃其材勇独出一方，威名既著，敌所畏服，又能谙敌对情伪，凡于战守，不至乖谋。是此，外能捍贼而战守，内可辑民以实边，省费减兵，无所不便，比于使吏前往，凡事仰给于朝廷，利害百倍也。接着，他又上《请耕禁地劄子》云：代州、岢岚、宁化、火山四州军，沿边地既不耕，荒无定主，虏人得以侵占。臣谓禁地若耕，四州军地可二三万顷，则可利岁得三五百万石。完全可以解决“芻粮不足”问题。最后，经过很多曲折，朝廷终于采纳了他的建议，保存了麟州，使宋廷西部边防有了坚实保障。
再看他委任河北时期又做了些什么。
“四年秋，北虏盛兵云州，声言西讨，朝廷疑其有谋，议选文武材臣，密为经画，二府请辍公以往，即以公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此前他曾建言宋廷于契丹、西夏之战中保持中立。臣等窃谓契丹、元昊相攻，虚实不知，……莫若以大义而两存之。十月“契丹兴宗亲征西夏，战于河曲等地，为元昊所败”。“十一月，宋西议和成”。“十二月八日，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次年闰五月欧阳修发现“近日北虏于四望口起立寨栅，至于银坊、冶谷以来侵过南界，垒石为城寨等事，然犹在彼界内，可以佯为不知，不须紧问。……亦当早作预备。”又奏“（北虏）今来已立寨子，贮畜器甲，及防戎之人不少，军势已成，窃恐难为道理。盖是边臣从初失于违慢，当其建寨未成之时，不早争占，及建寨虽成未贮甲兵之际，又不能拆去。今已纵其计成，却欲理会，必须费力”再奏“臣闻虏人侵我冶谷，虽立寨屋三十余间，然为迟疑，未敢便贮兵甲，更伺我意紧慢。若不及早毁拆而少缓纵之，使其以兵守之，则尤难争矣，此旦夕之间不可失也。”
笔者仅录以上几篇奏扎，足以表明欧阳修“奔走边塞，勤于政务”；同时，也使我们更为“近距离”地看到河北边务因循驰慢，朝廷各级主政大臣畏敌、懼敌的行状。
其时危难之际，仁宗“择天下诸路中最重之地以授之”特委他河北之任。欧阳修肩负着应敌、平乱、安民、备战的多重任务。这一年多，他足迹河南、山西、陕西、河北、山东五省四十余州府郡县，其间或因劳累病倒于途，或因巡视黄河前沿“马坠伤足”，或因丧失“长女”遭遇感情巨创，但终没能阻滞他巡察的脚步。他尝自谓：自承拜命，欣喜无量。吏事丛委，迟钝不能解，非敢有懈。
仅上呈各类奏议不下四十通。为此，他的长子欧阳发有记云：
先公在河北，既被朝廷委任之重，悉为经营。凡一路官吏能否，山川地里，财产所出，兵粮器械，教阅阵法，一一别为图籍，尽四路之事，如在目前。或问公曰：“公以文章儒学名天下，而治此俗吏之事乎？”公曰：“吏之不职，我所愧也。系民休戚，其敢忽乎！”奏置御河催细司，通致粮运，以省入中之数，置作院于磁、相二州，以有诸州兵器之费。既究河北之利害本未，乃一一条列，遍贻书于执政，将大为经画。
“又奏罢十事，以宽民力”是指：《倚阁忻州和糶米奏状》，说“亲见民间疾苦，要求代州缓半年缴纳”诸色斛米。《羲勇指挥使代贫民差役奏状》反映“下等户常有劳役，最富豪者独得宽优”不合理。《再乞减配银状》，申述朝廷配卖银、绢数额太大，“百姓以配银为苦”，应该减缓。《论礬务利害状》，“欲乞官罢自煎熟礬出卖”。《论西北事宜劄子》，发现“河东沿边军器械，贝弓弩无十数支可施用”，急需京城支援筋、膠。《乞罢铁钱劄子》，河北自造的大小铁钱，造成金融流通混乱，提出五条理由“罢铸造行用”。《乞免诸州一年支移劄子》，“百姓贫弊劳扰，可以减放和糶，少舒民困，大息怨嗟”。《乞不配卖醋糟与人户劄子》，官府“将十五年积压损烂酒糟表配与人户，要清醋价钱”太不合理，要求制止。《乞减放逃户和糶米劄子》，官府收购百姓米物，只给“十分之二三价”，遂致百姓贫困逃移，已逃者破其家，而未逃者科配日重。要承担已逃人户的钱额。建议对已逃户“免此重叠料配”。《乞减乐平县课额劄子》：“在县居民只有百余户，人烟既少，客旅不来，酒税课利无由趁辨”。《乞放麟子百姓沽酒劄子》，麟州官办卖酒，得利甚微，“然官私劳费不少”，建议恢复仍由百姓“开沽”，“所赏有养一州百姓，渐成生业”。《论代州开壕事宜劄子》，代州“开壕”起不到阻滞侵犯者的任何作用，“又工料极大，非自固之计，虚劳人力，欲乞止绝”。《乞罢刹白草劄子》“诸州军差兵士收刹白草，数日虽多，然其害不浅。”“造成兵士逃亡及自缢者一月中四五十人”，建议“军令止绝”，“配与百姓人户”。《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户差科劄子》，河东“僻小州县”，不应仿效大州大县那样将人户分“十等差科”纳税缴费；甚至连“卖水卖柴及孤老妇人不能自有者，并一例科配”，建议“放免”。《乞免蒿头酒户课利劄子》，河东卖酒户“自兵兴数年，不计远近，并将月纳课利支往边上，”现在，凡卖酒有利的地方已改为官卖，其余百姓卖酒的地方“皆是利薄之处”，但官府索课却“百倍往日”，搞得家破人亡。建议对“利薄酒户”放免，使其“稍获宽舒”。《免晋绛等州人户远请蚕盐牒》：晋、绛、兹、
隰四州，每年所请蚕盐，规定到很远的“三门盐仓”，“虚劳百姓远路艰辛”，应该“疾速”改变这种规定，并“晓示百姓各令逐便”。
他“遍贻书于执政”大臣们“依画”“河北利害之本末”的内容是：
整顿边防将吏。“凡自河北州军县寨一百八十有七城，主客之民七十万五千有七百户，官吏在职者一千二百员，厢禁军马、义勇民兵四十七万七千人骑，岁支粮草钱帛二千四百五十万。”就中他狠抓州府将吏的整顿，视其才能决定任留罢调，不下数十大员。其中，三劾前朝太宗李皇后的亲侄李昭亮之事，堪称典型事例：其时李出任镇定高阳三路都部署，欧阳修起而谏止，直言李没有治军本领，“李昭亮不才，不堪为将帅，不可委兵柄”。并揭发他“私取叛兵妻女”之恶行，“昭亮恐懼，立令送出”。其无私无畏的胆魄，令百官“见者旁可慄”。
开发矿产资源。“自古邦国财产”之利，必出山泽。故《传》曰“山海，天地之藏也”。自两汉以来，摘山煮海之利，必归公上。而今天下诸路山泽，悉已榷之，无遗利也。独河北一方、民众所聚，最为重地。而东负大海，西有高山，比财利之产，天地之藏，而主计之吏，皆不得取焉。祖宗时，哀闵河北之民岁为夷狄所困，尽以海盐之利乞与疲民，此国家思德在人，已深不可夺也。西山之长数百里，其产金、银、铜、铁、丹砂之类无所不有，至宝久伏于下，而光气苗磺往往溢发而出地，官禁之不许取，故舍此而惟有平地矣。
汲取河泽之利。“河北之地，四方不及千里，而缘广信、安肃、顺安、雄霸之间尽为塘水，民不得耕者十八九。澶、卫、德、博、滨、沧、通利、大名之界东与南，岁岁河灾，民不得耕者十五六。沧、瀛、深、冀、邢、洺、大名之界西与北，咸卤大小盐池，民不得耕者十三四。又有泊淀不毛，监察院马棚牧，舆夫贫乏之逃而荒弃者，不可胜数。大山大海之利既不可取，而平地堪出财赋者又有限而不取，其取者不过酒税入耳。其入有数，崦用度无常也”。
他认为“若能择官吏以辨职事，裁侥幸以减浮费，谨良才精器械以助武备，因贵贱通漕运而移有无，如此之类苟能为之，当可使边防粗足而京师省费，用此冀裨万一。”他甚至说“若夫尽其所为而卒无成焉，则不待朝廷之责，而自当劾去”。
笔者不厌其详地援引欧阳修出使河东，委任河北的奏论及行状，目的在于表明他在加强国防积极防御的问题上，绝非坐而论道的清议者，而是身体力行的实干家。所以，时相韩琦在《祭少师欧阳公永叔文》中感佩地写道：“公至，则区别官吏，使能者尽力；均徙财用，而边计有余。奏广御河漕运，靠边钅巢
栿船以绝侵盗。欲为大措置。”“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之宝也”。欧阳修就是荀子所称道的难得的“国之珍宝”，无怪乎仁宗也说“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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